德拉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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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德拉姆》的风景含意？如前所述，因为“茶马古道”是影片拍摄的主要对象，而无论从丙中洛到察瓦龙这一局部，还是整个遍及滇川藏地区的茶马古道，它们都是一个含意丰富的载体。正如某些广告词语中所定义的一样，这里是民族迁徙、宗教传播、中外交流、甚至文化文明传播的古道。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对习惯说法的重复而已。笼统的、抽象的茶马古道几如传说一般不具体、不确凿也不确定，所以实际上是不可能被拍摄的。因此之故，才有了一个70匹马的马帮，有了藏族、傈僳族和怒族赶马人，有了从丙中洛到察瓦龙一段仍然存在着的“古道”，并且也有了具体的时间：2003年5至6月。作为历史上和现在一直都存在着的茶马古道及马帮们的标本和“活化石”，记录片对于他们的生活现实有理由保持距离，因为他们只要作为当地遗存风貌的一些元素而进入摄像镜头就够了，影片也正是如此强调着此一距离的。在这样一种文化报负之下，由摄像机所展开的田野考察，只需要注重那些凝固于时间中的习俗和语言、图腾与禁忌，还有原始宗教或异教等等，即可大功告成了。问题在于，《德拉姆》似乎并无安分于一种学术调查式的枯燥工作之中，它对于显性的、感觉的和鲜活的事实的兴趣，要远大于对隐性的、尘封的和待挖掘的事实的兴趣。换言之，它捕获动态的“文化”表象，较之于静态地条分缕析地追踪认知恒定的文化蕴涵要更加在行一些。如，影片曾用相当篇幅来提示茶马古道上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和平共在的状况，而于它们的由来、背景、渊源和信仰的实际方面，往往草草带过，或根本语焉不详；又如对茶马古道上多民族混居、通婚也有涉及，影片中甚至出现了一个用六种语言交流、有15口人之多的大家庭，然而关乎到他们部族、语言和血缘融合与差异的千丝万缕，就无意深究，甚至讳莫如深。这样未免给人留下在知识的确凿性、文献的可靠性方面尚成问题的印象，纪录片的“记录”价值因此将大打折扣。
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把对《德拉姆》的考察转向其“风景”的另外一个层面。由于时间因素的存在，这部纪录片本身就已经获得了最为鲜明的标识：它记录的一切几乎与我们的生活同时发生。这就是说，当北京、上海等地直追西方的所谓中产阶级、上流人士开始萌生对文化的消费之念时，茶马古道上的原住民和马帮们，仍然在为了温饱而起早贪黑、终日劳苦。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滇、川、藏一带高山密林和峡谷中仍存在茶马古道，说明了边疆地区的封闭落后和经济极度不发达。设若今天仍一如远古的茶马古道及其沿途的原住民，就是茶马古道“神话”或“文化”的表征，那么，不揭示其苦难而只关注其附带的“神话”或“文化”，所谓有距离的拍摄是否会沦为不义的观赏？在这一点上，《德拉姆》所持有的中立立场其实是可疑的。事实上，影片的拍摄者在神往着梅里雪山、江川峡谷、“香格里拉”之类美丽和神秘所在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文明”向上述地带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公路的出现与旅游开发对千年古道的破坏，原住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教育和卫生状况，也都在关注的范围之内。这里的诡谲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倾心于一种奇异的文化，迷醉于一种已失的价值，我们必会惋叹而尽力救护之。失去了的文明仍有复活的可能，这正是我们总会格外留心异质文化和古老传统的原因所在。在茶马古道及沿途原住民生活中，究竟蕴含着哪些对我们的现实文明而言具有活力的东西呢？这一点，在对茶马古道“神话”的发掘中应当是最不可或缺的。山地民族的自然纯朴，宗教的净化作用，还有他们与原初自然的和谐共在，这些固然重要，也值得记录下来；不过，也许还有更为深奥和复杂的语言未被破译，也许在“同情”、“向往”和观赏之外有更佳角度是适合我们进入的而我们尚未找到？茶马古道及其沿途原住民生活现实的面貌，是不可能因带有强烈审美意味的拍摄而有丝毫改善的，刻意回避其落后闭塞甚至愚昧的一面而只注重其原始遗存的一面，在阻遏现实“文明”的无节制发展、抢救濒危文化种群等问题上均于事无补，因为纪录片并非为猎奇而拍摄。
就个人而言，在观看《德拉姆》时，我最受震动的是影片在看似不介入姿态下对中国边地民族底层状态的关注而非其文化特色。几年前故事片《一个也不能少》，也曾把镜头对准了离北京不远的贪困地区失学儿童。在那部影片中，由于导演过份执著于一种电影形态的完美（非专业演员以及使故事在最后团圆终了），致使触及到的现实内容被滥用，失学孩子及女教师真实的生活境遇反到因受制于电影导演的匠心和技艺而使对苦难的表达几近无效。无独有偶，不久前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一段某个对西藏情有独钟的著名歌手的的专访时，该歌手告诉观众，当她看到拉萨的布达拉宫前被修建了广场和供车辆往来的街道后，便决定再也不愿意去看这个地方了。然而她又对专访者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我们无法知道，这位歌手对“原封不动的”文化遗存和对一场大肆折腾的现代音乐会的共同需要是如何在内心谐调一致的，更不知道她本人是否了解那些视布达拉宫为神圣之地的藏族人是否需要一场不伦不类的音乐会？无论如何，这种对文化和文明的态度，一如当今的许多浮泛空洞的论调一样，实在是太过于暧昧不明了。
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最后的沉默不语的“风景”，确能超越商贸生计的实在动机而生发诗意，引申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沉思，但作为世界上最凶险难越的道路，作为迫于环境和生存之需而不得不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些由脚夫苦力、人差畜役所构成的生存之链，无论怎样“仰视”、“欣赏”或“赞美”，都是与抒情和浪漫无缘的。特别是，当电影用高清晰的数字技术，和壮阔铺张的音乐来处理时，纪录片的奢华与边疆地区原住民生活的苦况似乎确有某种不对称之感。现代化，进而是全球化的双刃之剑，是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陷于进退维谷而又不得不艰难地、甚至是痛苦地面对的事实。所谓强势文化、文明的同化作用，很有可能会使诸如茶马古道之类的古老人文生态消失殆尽。对艺术家，也包括电影艺术家而言，紧要的也许还不是发出有关对文化种群多样性和地域自然资源、人文景观保护危机之类的预警，因为“茶马古道”一如“丝绸之路”一样，无论其实际上的存在如何，作为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都自会有被科学而理性地认知的一天。然而，今天在滇川藏交界地区传统上称之为茶马古道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当一切都无可阻挡地发生时，原住民精神情感领域所遭遇的冲击、被迫的改变，以及在经济挣扎中所付出的代价等等，恐怕才是须加格外留心的。
第一部分解读来自《德拉姆》的生命信息
历史深处的忧虑
——解读来自《德拉姆》的生命信息
解玺璋
田壮壮是个非常独特的电影导演，他的特立独行甚至使他完全区别于他的同学——那些呼风唤雨的第五代精英们。就像当年大家都把目光集中于红色书写，他却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草原一样，今天，在大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商业电影的时候，他却用数年时间，穿越横断山脉，沿怒江而上，拍摄了纪录片《德拉姆》。
这是一次可以和历史上最重要的纪录片拍摄相媲美的壮举。尽管茶马古道沉淀了上千年的历史尘埃，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古朴而单纯的生活方式，但是，影片没有一般地停留在探寻某种古代文明的流行套路里，也并非是以猎奇的眼光，记录某种将要消失的文明奇观。事实上，田壮壮通过摄像机的取景框所看到的，是一些非常普通和平常的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他们的生活折射着遥远的历史之光，也构成了正在发生的现实的一部分。在摄制组的出发地丙中洛，他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家庭，这是一个集中了十五口人、说着六种语言的大家庭。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饭，说起镇上发生的变化，认为政府的投资不应该先修许多厕所，而应该把路修好，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到这里来。摄像机录下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片段，而它的意义，也许要在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拍完之后才能显现出来。那个年轻的藏族女教师，她对外面世界的想像和憧憬，与最初的那个生活片段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它提醒我们，当我们为茶马古道这一古老的文明形态正在迅速消失而惋惜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以及终年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为它至今还保持着文化遗存的价值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想安于现状，希望通过“引进来”或“走出去”的方式而使生活有所改变，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在这里，田壮壮的心情表现得相当复杂。作为一个来自现代都市的电影导演，他很难彻底摆脱观光者的身份，而以茶马古道为线索呈现出来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确也显示了区别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异质文化的独特性。这将部分地决定他作为记录者或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在当下，文化相对主义发现和肯定了异质文化的价值，却也将它置于被供奉、被欣赏、被研究的地位。人们所希望于这种文化的，是它永远保持固有的原生文化形态，而不被现代文明所同化。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形态中，人都是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人是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形态的承担者。所以，对文化或文明的关注，最终还是对人的关注。试想，如果没有了曾为信仰坐牢15年、现已84岁的牧师，没有了具有藏地赶马人传奇经历的老马锅头，没有走过三个世纪的百岁怒族老人，没有跑了老婆的村长，没有唱赞美诗的基督徒，没有年轻的藏族女教师，那么，茶马古道还能显现鲜活的生命迹象吗？实际上，恰恰由于田壮壮始终保持了他对人的关心、关爱与关怀，被他摄入镜头的人才散发出一种真实的生命气息，而不仅仅是现代城市人眼中没有体温的“他者”。于是，《德拉姆》也才能最终超越文化的限制，直接抵达真实的人生境遇。
我们已经习惯了从现代城市文明的角度发现和认识其他的文明形态，并赋予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区别仅仅在于，一种意见是主张新的可以取代旧的，“进步”的现代城市文明迟早要取代“落后”的古代乡村文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旧的应该和新的并存，古代乡村文明可能是比现代城市文明更有价值的文明形态。尤其当我们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希望“这个美丽神秘的地方长存下去”，而不要被现代文明所同化。这后一种意见，在当下中国的知识、文化界是很时髦也很主流的。这有些类似于西方汉学家在20世纪所做的寻找“他者”的工作。由于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沮丧和绝望。这种时候，他们需要一个“他者”来发泄不满或寄托希望，于是，中国文明的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香格里拉之所以成为现代城市人梦中的“天国”，正是现代城市人对其生活方式产生疑问并开始反思之后的结果。尽管我们不大可能因为香格里拉的圣洁而长久地逃离城市生活，我们也不会因为茶马古道的神奇和美好而放弃使用汽车和飞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由衷地赞美它。
这种矛盾的态度源于我们认识上的悖论。而解开这个死结，则有待于叙述者立场和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叙述者不再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主体，冷静地对被描述的客体进行解剖，而是有感情投入、有心灵碰撞、有思想交流与对话的参与者。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既然自我已经被放弃，那么，他者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进入叙述者视野的人的生命信息。这正是我从《德拉姆》中真实地看到和真切地感受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导演，田壮壮不会满足于将拍摄对象作为静止的客体来对待，不会使自己的努力仅限于求证茶马古道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他的独特就在于，他怀着对这种文明形态的深厚感情，将镜头对准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所以，《德拉姆》给予观众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猎奇、挽留或叹息，更多的还有承载着这种文明的人每天必须面对的真实境遇，以及这种古老文明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对此，叙述者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虑，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如果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于茶马古道，那么，面对现代文明的种种诱惑，我们又将如何选择？在这里，我看到了田壮壮特别温情的一面，也许是过于温情了一些，减弱了它的力量，但这种温情中所包含的对人的尊重，以及对芸芸众生的信任和理解，却使得《德拉姆》不仅获得了现实感，同时，也获得了历史深度。
第二部分茶马古道的梦
木霁弘
期待十年的“茶马古道”纪录片就要开拍，这是同田壮壮、阿城、丁辉、韩子定、邓一鸣一起合作将要成功的片子，这就弥补了我们十年前考察未曾做过的事情。
目露亮光，心底衷言总要倾吐一些。
1988年8月首次到了滇西北的中甸作方言调查，同徐涌涛、张宪、李林一行到了丽江、迪庆金沙江一线，其间细访当地人家，得知该地有一条通往西藏的古道。一个在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硬领着我们到8里地外的山间去看一看马帮走过的石路，数十个一寸许的马蹄印，足让人产生无限感慨。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个历史的景致：在塔城巨大的山崖上有几个孔洞，这是唐代时穿铁索修桥的孔，能想见一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