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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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广播电视机构仍然是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这一点很重要，它必须做到公正。
　　美国式新闻模式在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北京到里约热内卢，CNN这样的美国视角支配着我们的判断，而这些地区的新闻机构则致力变成各自地区的CNN。我们可能用何种方式来减弱这种过度美国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美国文化对今天的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之所以建立BBC世界新闻频道（BBCWorld），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们需要倾听不同的、多元化的声音，这一点很重要。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阿尔及利亚，除了可以收看到一些24小时播放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外，还可以看到星空卫视（StarTV），以及大量正在出现的提供新闻资讯的境外频道。因此，尽管美国在文化上占据了非常强势的地位，但我仍然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新闻频道可供选择。人们可以选择不看美国频道，可以用其他频道取而代之。现在的频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
　　你认为，更多的信息能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你希望BBC的新闻工作者们能够说：“我们了解，因为我们亲历亲闻。”然而，编辑记者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成见带进报道里去。同时，更多的信息也常常使人更感困惑，乃至麻木。你怎样解决这个信息悖论？
　　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解释，就是去除困惑。我相信，向人们提供信息以助其做出决定，这永远是正确的，是能促进自由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同时也为大量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提供一个平台，即使它们不见容于某些政客或某些观众。辩争与讨论才是健康的。
　　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拥有同样的新闻来源，收看同样的新闻节目，他们会得出相似的或者普遍性的结论吗？现在的情况似乎表明，更多的新闻反而激起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更多的分歧。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公平、准确的信息，让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不同意那种新闻就应该有观点的说法。我认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有不带政治观点的组织提供至少一个公正、准确的信息来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BBC工作的原因。
　　但是任何新闻都带有编辑强烈的个人偏见色彩，这是否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思维特性？
　　我常听人说，BBC根本做不到公正（impartial），因为没有人能真正保持不偏不倚。而我认为，人们对于公正性（impartiality）这个词有一些误解。公正性并不等同于完全保持中庸立场，公正性意味着你必须开放地呈现大量的观点。在我看来，BBC新闻台就是一个平台，我们不能好此恶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上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而不能说“你就得接受这个观点”。BBC这样做已经五十年了，坚持这个立场尤其重要。
　　两年前当你听说自己将成为BBC新闻台台长时，你有何感受？
　　担心而激动。这个职位非常高，责任也非常重，但是如果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些责任的话，我就做不好这个职位。所以我把这些先放在了一边，专心去想我该做什么。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我做错了，自然会有一个新的BBC新闻台台长坐在这儿。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么现在呢？
　　现在也是一样。职位越高，我就越需要坚守我还是一家地方小报的年轻记者时所学会的基本新闻从业准则，比如准确性、公正性，以及提供信息和允许人们发表不同观点的重要性。尽管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新闻机构，我坚守的仍然是当年作为一家地方小报记者的原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期间，BBC新闻台从记者到领导常被看作是非常傲慢自负的人，总认为自己不同于其他新闻机构。那么，今天……
　　今天，我认为BBC仍然是一个独特的机构。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机构与BBC拥有同样的创建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都非常宝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地工作，以使人们明白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是以观众—而非商业广告—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今天这个非常商业化的世界尤其显示出了我们的独特性。
　　举例来说，“9·11事件”发生之后，BBC在北美获得的反响非常令人振奋，因为BBC新闻和美国新闻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给我们反馈的虽然不是大量观众，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观众。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全球视角，而非美国视角。（我们获得的）市场地位也是非常不同的。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我们不一定是在代表英国说话，而希望是在代表客观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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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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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在想，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新闻人，你有没有感觉到过焦虑和压力？
　　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想过。（笑）从来没有过。
　　哪些记者深刻地影响了你的成长与思想？
　　喔，天哪！可以说，有两个人吧。其一是英国报纸专栏作家詹姆斯·卡麦隆（JamesCameron），他是20世纪50年代《新闻纪事报》（NewsChronicle）的通讯员，70年代去了《卫报》（TheGuardian），20多年前去世。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非常睿智，去过很多地方，眼界非常开阔。现在，另一个我常常阅读其作品、非常接近的人，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我很喜欢托马斯·弗里德曼。
　　出于同样的原因吗？
　　同样的原因。他也去过很多地方，亲眼见证了许多事件，非常睿智，能用更开阔的眼光看到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但同时他也能看到个体，看到一件事情怎样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能力。
　　什么事件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报道过的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对你最有影响的？柏林墙的倒塌是其中之一，“9·11”也是吧？
　　是的。它们是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退休以后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笑）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下去，直到发生别的事情。
　　没有想过像詹姆斯·卡麦隆那样做一个报纸专栏作家？
　　你得做你擅长的事情。我倒很愿意自己能有詹姆斯·卡麦隆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样的天才，可我不是。不过，我能做这个（工作），他们却不一定能做我能做的事情。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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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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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格雷对于他们日渐失去对公众的表达能力而惋惜。他们变成了一个专家化的小群体，而缺乏与更广泛的听众交换意见的习惯。“知识分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查探出（detect）尚处雏形的历史趋势”。但至于具体的方案是如何，它必须有待历史参与者们针对不同形势而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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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高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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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高尔斯（AndrewGowers，1959－），《金融时报》总编辑。
　　2002年下半年，《金融时报》亏损了600万英镑，在英国的发行量已跌到15万份以下，比五年前降低了25％。高尔斯决定花费300万英镑用于报纸的重建工作，如在日刊中增加体育版块，加强对艺术和专题的报道力度，增加一份每周六出版的杂志以及周末《商业增刊》。重建工作开始后的第一周，《金融时报》的发行量就上涨了5％。
　　1983年，路透社的实习记者高尔斯加入《金融时报》。1994年，他升为该报副总编。时任总编辑的理查德·兰伯特前赴美国开创美国业务时，高尔斯任代总编一职。2000年，高尔斯被派往德国汉堡，负责建立《金融时报·德国版》。2001年9月，控股该报的皮尔斯集团的CEO马约莉·斯卡迪诺宣布高尔斯将升任总编辑，接替理查德·兰伯特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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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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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杰出的记者。”斯卡迪纳—商业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皮尔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安德鲁·高尔斯的评价再简洁不过了。2001年5月，时为《金融时报》德国版主编的高尔斯先生被宣布任命为这份创办于1884年、在橙黄色新闻纸上印刷的报纸的新任总编辑。“它令我感到颤栗与荣耀”，当时42岁的高尔斯这样评价他的新职位，“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闻职位之一。在国际商业、金融与时事的报道上，没有比《金融时报》更出色的了。”
　　高尔斯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对着泰晤士河，你可以看到河水静静地流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内，理查德·兰伯特—高尔斯的前任—用10年时间将《金融时报》带入了一条看起来前程似锦的通道。当他离任时，这份报纸的全球发行量由1991年的28万份增加到2000年的47万余份，美国版与德国版分别在1997年与2000年创办。尽管在发行量上仍与180万份的《华尔街日报》相去甚远，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它的读者几乎囊括了政界、商界与意见领袖。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的第10页是格林斯潘翻阅《金融时报》的照片。
　　除去对于新闻职业本身的严肃追求、对于商业新闻的详细报道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是使《华尔街日报》卓尔不群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使《金融时报》与众不同呢？对大多数的陌生读者而言，这份报纸在1893年的一项伟大的市场策略仍具有感召力。当时经营者为这份报纸引入了新奇的粉红色，这是令《金融时报》在类似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今天很多报纸在印刷商业版时采用这种颜色，并称之为商业粉红色（businesspink）。但是，除去颜色，以及每一位《金融时报》的编辑都会强调的“高质量的新闻品质”外，这张报纸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餐桌上的经济学”，这是一家欧洲媒体对于《金融时报》的评价。在过分注重事实陈述的新闻界，这张报纸却带有一定程度的学究气，它的经济学与金融分析，优雅而不回避专业精神。此外，高尔斯先生还乐于承认，这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报纸，它四分之三的发行量是在非英国地区，而本国的新闻不过占到15％左右。也就是说，斯卡迪纳女士与兰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为《金融时报》制定全球计划时，它赶上了一股看起来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
　　对于媒体而言，时机、潮流与自身的品质同样重要。长达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推动了《金融时报》在全球的扩张，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质—如何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业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在每个区域设立不同的版本，并尽量使内容“本地化”。而《金融时报》则尽量“全球化”，它的各种版本几乎拥有一致的内容。它是由伦敦编辑中心设计出的“四海一家”的报纸，它是不以国籍与地域为限的世界公民的读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经济学人》与《国际先驱论坛报》有着类似的定位。它们遵循一种更为普适的原则，寻找一种超越区域性的视角。正如高尔斯曾写的：“这份报纸坚信超越边界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相信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尔斯执掌《金融时报》之时，也正是这种全球融合遭遇挑战之日。这是一份充满荣耀的工作，但它却面临着更多来自内外的挑战。“在‘9·11’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对于从事了多年国际新闻报道的高尔斯来说，这的确是个伟大的时刻。从双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丑闻，再到阿富汗的重建，以及今日的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为这一代新闻记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战争，以及战争之后遗留下的长时间的后遗症，除此无它。”安德鲁·高尔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们预测未来几年新闻业最重要的报道方向。
　　《金融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出色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高尔斯的个人经验。他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包括普京、拉宾在内的众多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位中东事务专家，他与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传》被认为是一流的传记作品。
　　卷入这种重塑历史进程的报道的确激动人心，但是已经身为总编辑的安德鲁·高尔斯却必须面对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经济陷入恐慌，经济下滑使《金融时报》的主要客户群不断裁员，并减少广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万英磅的收入，《金融时报》在2001年的收入下降至3100万英镑，而这个数字在2002年则陡降至180万英镑。它的广告收入则在2001年和2002年里分别下跌20％和23％。当然，这与高尔斯先生实在没有太大关系，全球的报业都在面临这种考验。除去经济衰退的因素，他们还要与不愿意读报纸的新一代年轻人做斗争。
　　也就是说，兰伯特在缔造了一个光辉时代之后，还顺便带走了《金融时报》的好运气。当然，高尔斯先生不会承认他生活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他是一个温和而低调的总编辑。人们常说兰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风范，是一位公共哲学家。但高尔斯则是一位典型的记者形象，他的身材短粗却有力，他的回答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足够真诚，他的表现使他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坐着回答问题时还时不时把身体往椅子里陷，这个举动使他有点孩子气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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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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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斯为2003年设定了很多计划，他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是《金融时报》的销量达到70万份。而谈到在这样动荡的世界里《金融时报》应扮演的各种角色时，高尔斯说是帮助人们重建全球信心。更为清晰的表达是他在《金融时报》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上的导读：“《金融时报》身处智慧中心。我们拥有清晰的信条与同伴，我们倾向投资于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头脑……我们的英国根基给予我们牛斗犬的品质：坚定，值得信赖与从不害怕拥有足够支持理由的战斗。对于《金融时报》而言，比起显而易见的观点，我们更愿意陈述不受欢迎的论点。当我们偶尔变得不那么受敬重和不可预测时，我们为此而高兴。大体而言，美国的价值观就是《金融时报》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关乎提高民主、人权与自由投资时，我们会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不恐惧美国的权力，我希望这种权力有适当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范围，《金融时报》希望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接触。《金融时报》……”
　　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鲁·高尔斯的大学时代。1979年，20岁的剑桥学生高尔斯与他的同学一起编辑着一份独立的学生报纸《StopPress》，并赢得了《卫报》第一届学生新闻奖。24年后，高尔斯说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终放弃了成为舞台演员的梦想，而投身新闻业。从中他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经验：首先，新闻远不止杰出的散文写作。你不是要从容而优雅地坐在书桌前写作，而是更需要把你的鞋底磨穿，把你的手弄脏；第二，这培养起他的反抗本能。他与同学们都试图让权威们更不舒服，他们要制造噪音来打破规范；最后，他还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