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子兵法同步思考-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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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臣听到这个噩耗，一个个面色如土，除了提出南迁逃命的馊主意外，没人出得了场，没人办得了事。面对这些光讲浑话的浑人，于谦厉声痛叱：
“京师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就难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训就摆在眼前，现在只有誓死保卫京师一条路，谁要再提南迁，就是动摇国本，应立即斩首！”
一席话才把局面逐渐稳下来。由于中枢无人，于谦立刻立了景泰帝。这一来，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胁的筹码，而且把人心安定下来，大家也开始准备迎战瓦剌。
由于瓦剌军向来骁勇，明军一来仓促成军，二来基本素质也不甚好，三来对瓦剌军怯战，两相对照，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当明显。于谦针对实际状况，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调整。决战前夕，他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
“战斗中，将领不顾士兵，自己先退者，将领处死；士兵不顾将领先退者，后面的队伍就地斩杀前面的队伍；不执行命令者同罪。”
这招太厉害了，不拼命就没命，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法令处死，没有第二条路。这等于事先帮你设定了一套必然逻辑，与其被处死没了命又丢人现眼，不如战死还落个光荣殉国的美名。既然没有任何退路，不如拼了。结果大胜瓦剌，解除了明帝国的危机。
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并总督军务，于谦辞谢道：
“边境还有敌人骚乱，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哪有什么脸受国家的赏赐呢！”
瓦剌战败，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么好筹码，瓦剌决定送回英宗；这对于谦未来的命运可是一大变数。因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遥尊为太上皇的也是他；万一英宗复辟，于谦第一个倒楣！
但于谦根本不考虑自身安危的问题，他处处从国家角度着眼，力劝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来，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不让他回来，瓦剌没事把他摆在边城守将之前，将领们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们把英宗摆在部队前进攻，我们就麻烦了。”
景泰帝无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来后，果然积极活动。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临朝，几个英宗的死党趁机夺位，英宗果然复辟了。
英宗上台后，几个和于谦不对付的英宗死党便加紧布置，给于谦罗织罪名；于谦的朋友王文厉声抗争，于谦笑着对王文说：
“他们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这有什么差别，辩白又有什么用？”
英宗心里明白，虽是于谦让他下的台，但若没有于谦对国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里其实不很愿意杀于谦，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于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换言之，因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只是还他“公道”而已；而证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于谦；不杀于谦，则复辟无名，于谦就这样被杀了。
于谦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于谦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典。在孙子的标准中，一个伟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因为将领握有杀伐之权，以威领军，以诡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尽在掌中。只有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也确实是：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第一部分第3篇 谋攻（1）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车为上，破车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打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打败后，尽量把敌人的国家整体保全住，这是最高明的做法；让敌国残破，则是最差的做法。以此类推，保全敌人一个军的整体性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旅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卒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伍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
这一段文字看起来似乎有点罗嗦，其实不然。孙子是个全胜观念极强的伟大战略家，这种由高而低，具有强烈层次性的文字铺陈，除了以表达方式加强记忆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不仅是大至国家要保全，即便是小至一个只有五人的伍也要保全，因为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
从敌人身上获取利益，使自己更强。
既如此，把战败国搞得残破不堪，有什么好处？
一点也没有！因为没好处可捞；事实上，这就是坏处了，但还不只这一点：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总不会不动手就使敌人残破吧！当然不会，一定是动了手才会残破的。问题是，在敌人没有失败之前，决不会站着不动等挨打，他总会回手；一回手，自己就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让自己原来的十分实力降到八分、甚至七分、或六分以下。
如果把敌人保全住了呢？他的分数越多，自己的总分就会升高！
就这个逻辑来看，我若能用最低的代价打败敌人，再尽量把敌人的元气保全住，让他有足够力量支付败战帐单，则我的总分就比开战之前高了。我的损失越少，把敌人保全得越好，总分就越高了。
完全正确。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说，打百次仗胜百次，不算高明中的最高明；不发动干戈，而又能降服敌人者，才是高明中的最高明。
这一段是承上文而来的。
前文提到，假设敌我双方各有十分实力。一番大战后，我胜敌败；但在战斗的损耗下，我剩七分，敌剩三分；就算把敌人剩下的三分全拿到，加起来还只是十分，这仗算白打了！何况，敌人剩下的三分你也未必能全拿，全拿就是要让他灭亡，以后就没机会捞好处了！
话说回来，上述的结果还算好的，如果我方只剩五分，对方只剩二分时，合加起来也不过七分，这仗就算打坏了！
再换个角度看，万一我败呢？局面倒过来了，这下可惨了！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强烈主张全国为上；不仅全国，还要全伍；不管大小，尽量保全。
我以最低代价胜敌，胜敌后又尽量保敌，才有可能达到“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目标。问题是，只要一开打，就会有损失；打一次弱一次，就算打百仗胜百次，也会累积小伤成大伤，迟早会把老本玩完。孙子看透了这一点，所以特别提醒兵家：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意义也就在此。
话再说回来，能百战百胜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目标，人类文明史上，倒是有好几个名将生平从未败过，但有否百胜则颇有疑问？
以中国历史而言，孙膑、白起、吴起、乐毅、韩信、李靖、岳飞……从没听过败绩，但没人能证明他们打过百战以上？
中国历史上，个人战力最强的一代霸王项羽，自起兵以来，大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但没用，输了垓下一战，就让他全部玩完！
项羽如此，在他之下者，就别说了！
为了再论证“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这个高明的论点，不妨再看一个西方的例子——公元前二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伯。
战神汉尼拔久战而兵败国亡
不仅在西方，即在人类有史以来，汉尼拔也是最顶尖的伟大将帅；在西方人的眼中远高于凯撒和拿破仑，仅次于亚历山大大帝。
汉尼拔有多厉害呢？
他率领一支不到四万人的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以劳对逸地正面挑战当时西方世界的霸主——罗马。
正确一点说，当汉尼拔和罗马正式对决时，因为行程中道路险恶（跨越阿尔卑斯山）及高卢一战的损耗，实际人数只有二万六千人。
就凭着这么点基本武力，十六年间，汉尼拔总是以小打大，以寡击众地与罗马大战数十回，全部获胜！
而这数十仗中，有好几次是歼灭战！
开战不久，罗马就知道，以罗马之盛、幅员之广、战力之强，竟拿汉尼拔无可奈何！非但如此，在战将如云的帝国中，竟找不出一个可以、又敢于面对汉尼拔的将领！
更惨的是，汉尼拔还曾一度兵临罗马城下，让素来骄横不可一世的罗马人首度体会到什么是恐惧！
然而，汉尼拔最后还是败了，不是被罗马打败，而是被自己的国家打败！因为迦太基是个小国，物资上无法提供有力支援，兵员上也没办法充分补给。
罗马则不同，因为是大国，相对于汉尼拔而言，罗马人什么都输，但论消耗战，罗马就赢了！而汉尼拔就是输在这一点上，因为补给供应不顺，汉尼拔无法打赤手战，在最后一战中败了！
罗马可以败几十次，因为够大；但迦太基一次也输不起，因为太小了！
最后的结果是汉尼拔兵败，被迫自杀！
迦太基被罗马灭亡！
在与罗马争战的过程中，汉尼拔打了好几场让后来的兵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经典战！纯粹就军事才略而言，汉尼拔堪称人类史上极少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稀世名将，但最后仍身死国灭，完全印证了孙子所说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的论点！
既然百战百胜非善之善，那究竟怎样才是善之善者也呢？答案只有一个：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必动手，就能让对手屈服、投降。可以从二个层面上看：
（1）消极的层面，不必开打而化解干戈造成的损失，双方皆大欢喜。
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剑客宫本武藏，有一次在餐馆用餐，由于隔壁房间太吵，徒弟只好出面劝对方安静一点。这下把隔壁房的客人惹火了，七、八个混混一起冲进来，准备找宫本师徒理论。
事实上，休说七、八个，就算十七、八个也未必奈得了宫本武藏何；但身为天下第一剑客，宫本一来谨守不以强欺弱的武道戒律，二来是不愿扫自己用餐的兴致，于是他用了一招：
告诉麻雀，我就是老鹰！
面对挑衅者，他头不抬，眼不看，只是很随兴地以筷子夹住空中苍蝇，顺手丢到桌上。
这个绝技一出，混混们就知道自己踢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对头，一个个脸色发白地夹着尾巴溜了！
小露一手，让对手知道不是对手而罢手，确实简单省事；但这只是消极的，因为只是化解了干戈而已，还不算是善之善者也。
（2）积极的层面，在双方都没有损失的情况下，把你的变成我的；因为不战，我方没有损失，对手也获得保全；因为没有损失，就愈有能力支付投降支票，我方能要得更多。这就达到“胜敌而益强”的战略最高目标了。
面对不知自己为何物的麻雀，只要现出老鹰之形，就能让麻雀知难而退；关键在于力量对比悬殊，确实不难；但如果形式上是老鹰对上老鹰呢？这可就是高难度了！
第一部分第3篇 谋攻（2）
丘迟一封信 不战而屈陈伯之兵
南北朝时，梁武帝派临川王萧宏讨伐北魏，途中碰到北魏悍将陈伯之。陈伯之原是南朝人，后来变节投北魏，性格投机反覆，向来只看利害，不讲原则。虽目不知书，却骁勇善战。
萧宏不愿硬干，便让手下的文学大师丘迟给陈伯之写了封劝降信，信中软硬兼施，既赞美陈伯之骁勇，有鸿鹄大志，又惋惜陈伯之被“环境所迫”，不慎认贼做父（指陈身为汉人却对北魏胡人称臣）。但即便如此，朝廷依然大度包容，不予加罪。
软调安抚之后，接着是硬功威吓：虽然现在南北对峙，但南朝毕竟是中原正统，北朝再悍，倒底是胡虏蛮夷；之前几个强大的胡人政权，都被南朝轻松收拾；老兄若再执迷不悟，臣事番邦，抗拒天朝，早晚也会同一下场。聪明如您，还不知道自己陷身危境吗？
最后再深情呼唤：
当今皇上英明，最能欣赏能员干将；反之亦然，良将也应择主而事。以将军的大才，若能回归我朝，前程似锦，期盼将军仔细思量！
这是一封文情并茂，道理透彻，又能够动人心的好文章。就凭这一封信，陈伯之毅然反正；而梁朝也不发一兵一卒，把敌人变成自己人，真正达到了“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目标。像这样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真正的“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善之善者，最高明的做法就是用谋略。
既是用谋略，就是不动刀兵，而只是“脑部作业”，几乎不要成本；一旦成功，其收益难以估算。
寇恂以智谋平息上下纷争
东汉开国功臣寇恂就是很会用谋略的人。
新朝王莽败亡之后，众人推举前汉宗室刘玄登位，号为更始帝。
更始帝一上台，就下令：“先投降归顺我的人，可保有原官职”，并派使者到各地宣威示意。
这时的寇恂正好在上谷太守耿况（就是东汉开国大功臣耿的父亲）手下任职。使者一到，耿况立刻将官印奉上表示归顺。按正常情况，使者收到印绶后，就要立刻归还原官，表示朝廷已承认原官原职，但经过了一夜，使者并没有将官印归还。寇恂知道苗头不对，带兵去见使者，请使者将印绶交出，使者不但拒绝，还反问道：
“你想胁迫皇上使者吗？”
寇恂回答：
“我不是要胁迫您，只是觉得您做事太草率了！皇上刚即位，国家信用还未建立，您奉令出使各地，大家都很期待归顺新朝廷，但您一到上谷，就不守信用（不还印绶），让其他地方官员看了也担心。这一来，您又如何宣扬朝廷的威信呢？何况耿大人任职已久，颇受部属拥戴，就算您找了贤能的人任职，局面也未必能立刻安定，万一找了不贤能的人，局面一定会乱。我替您设想，还是还印绶于耿大人，让他官复原职比较妥当些。”
使者还是不接受，寇恂立刻命人以使者名义命耿况过来。耿况一到，寇恂立刻将印绶抢过来当面交给耿况，使者不得已，只好正式宣布耿况官复原职。一场可能惊天动地的大风波，就在寇恂的谋略下，消弭于无形。
然而寇恂的能耐还不止这样！
寇恂杀皇甫文 迫使高峻不战而降
汉光武帝刘秀把死对头隗嚣扫灭后，隗嚣手下悍将高峻拥兵万人，据守在高平县的第一城，硬是不肯投降。
大将军耿率大军攻高峻老巢第一城，整整攻了一年，还是拿不下来。光武帝没办法，派寇恂出马。
寇恂一到，就以光武帝名义对高峻下了一份招降书，高峻派军师皇甫文过来回话。皇甫文见了寇恂，不但态度傲慢，还厉声抗争，寇恂火了，下令将皇甫文斩首，部下们纷纷劝道：
“高峻拥重兵，又勇悍能战，朝廷讨伐他好几年不成功，现在您要他投降，又要杀他的使者，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寇恂毫不理会，还是将皇甫文杀了，然后让皇甫文的副手回去告诉高峻：
“你的军师对我太无礼，已被我杀了！你要投降就赶快投降，若不投降，咱们干一场！”
没想到，高峻当天就开了城门请降，手下们都很纳闷，问道：
“为什么杀了他的使者，又能使他投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