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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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迅速地在东非的小镇马林迪译注：位于今东非肯尼亚共和国海岸线的中点，加 拉纳河（Galana River）河口。 传递开来。越过了海洋，跨过了珊瑚礁，好几片怪异的暴风云出现在海面上。渔民 们急急忙忙把圆木舟拉往安全的陆地。当乌云聚拢过来时，突然间一切变清楚了，那不是乌 云，而是船帆——一片接着一片的船帆，多得数也数不清。这些船首画着蛇眼的大船，每一 艘都 跟许多房子加起来一样大，而且数目多得像整个城市。船队迅速地移动，穿过蓝色的一望无 际的海洋，目标就是麻林地。当船只靠近时，船桅上彩色的大旗遮住了阳光，船舷上喧腾响 亮的锣鼓声震天动地。老百姓们聚集到港口，国王也到了，所有的工作都停止。这是什么样 的威胁势力？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船队就在麻林地的珊瑚礁外下锚。一些小艇载着身穿华丽丝制官服的人，从船腹下水。在这 许多的脸孔当中，有一些是国王认得的。这些人是他所熟识的，因为他们是国王个人的特使 ，在几个月前他派遣了一个纳贡使节团出国；现在，天朝的使臣将他们送了回来，并带了令 人惊奇的东西来交易。然而，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船，是为了和平而来，还是来让麻林 地的子民臣服于天威之下呢？
这一年是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
停在麻林地港外几艘最大型的船，是400英尺长的九桅巨船，中国人称为“宝船”。宝船装 着昂贵的货物，如瓷器、丝绸、漆器以及高级艺术品，来交换中国所需要的象牙、犀牛角 、玳 瑁壳、珍贵的木材和香料、药物、珍珠与奇石。伴随宝船前来进行贸易的是将近百艘 的粮 船、水船、马船、战船和多橹的巡逻艇，以及多达28万名的水手和士兵。这是 中国 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舰队出现之前，没有任何的船队 可以 与之匹敌。
在1405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7次英雄 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岛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 非洲。 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泰西”之地，所 能提 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30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 知识 ，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 世界 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 成为 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100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 民强国。
但中国没有！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 的建造与 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 的道 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 守的 时期。15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 ，正 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当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 译注：达·伽马（约1460—1520）为葡萄牙航海家，1497年7月8日，率船队自葡 萄牙的里斯本港出发，于翌年5月22日抵达印度西南沿海的卡利卡特（Calicut）， 即中国古书中的“古里”。和他那支由3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 绕 过好望角译注：位于非洲的最南端，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这是由大西洋到印度洋 必经的一个海岬。，于东非登陆时，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 （译按：可能是指乌纱帽）。 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 小珠子、铃铛、珊瑚 项链、洗脸盆——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么了不起。村中的长老说，在很久以前， 曾经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 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 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80年。译注：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结束于宣德 八年（1433），距达·伽马抵达印度（1498），早65年。而郑和第一次远航近东在永乐十二 年（1414），距达·伽马抵达非洲，早84年。或许有人想知道：如果他们相遇，会 发生什么事呢？了解大明帝国海军超凡的力量，达·伽马以他85英尺到100英尺长的小船， 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见过葡萄牙的破船，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 那些挡路的蜗牛，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 本书将探讨中国明代如何成为海上的强权，又为什么在宝船范围广阔的远征之后，有系统地 自我 摧毁本身强大的海军，而失去了原来超越欧洲的科技优势。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如何 看待 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地位——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今天，中国在对外国 人和 外国势力的问题上还是一样暧昧不明。不管对外门户是开是合，他们仍旧闷闷不乐地以孤立 来自我安慰。
中国人绝非是在历史上时常被述及的陆地民族，他们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练又爱冒险的船民 。甚至在“中国”或“中国人”的名称出现以前，来自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也就 是大洋洲各种不同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1000年前征服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地。大多数 人都这么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新大陆已经有了亚洲人的踪迹，而且许多证据显示：他们曾屡有来往，而非仅接触过一次。
我从影响早期中国极深的两个因素——陆地和海洋，也就是“中国”（Middle Kingdom）观 念的诞生和早就存在于东南亚以海为生的传统谈起。从这里，我就像不为人所歌颂的哥伦布 家族，组成第一次的远洋船队，展开不可预知的航程，穿过黑暗的海域直到世界边际，并跨 越过去。
第一部分第一章 夷人们（1）
在中国第一个朝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兴起前的1000年间，分布在华东和华南的诸夷 族（和越族），有别于集中在华北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部落，拥有相当独立的发展。由于 这些 内陆族群受到与中国南部海岸线平行山脉的隔离，他们所使用的藏缅语系（Tibeto…Burma n language）之一的语言，和现代中国的汉语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学者认为东夷 和南 夷人 在语言上与后来的高棉人（Khmers）及遍布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南岛语族（Austronesians） 有所关联 。在中国文明即将开展前的新石器文化酝酿过程中，夷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夷”在中国后来的史料中，乃指涉非汉族的“野蛮”人的轻蔑字眼。在此，我们 用的是这个字早期比较正 确的说法。夷指一个文化上的复合体，当中可能有南岛——亚洲语（孟语—高棉语）掺入， 其活动区域从古代的 吴、越（现在的江苏、浙江）延伸到山东半岛。山东和东北海岸的夷人，通常被称做“东夷 ”；东南的夷人， 则被称做“南夷”、“越”或“百越”。有时夷、越也被单独分开，但语言学上与人类学上 日益增强的证据 ，已经足以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或许也可以将生长在长江河谷与四川东部的早期蛮人与夷 、越二者连在一 起；这些语言与早期靠海族群的孟语—高棉语，也有一些关联。关于E．G．Pulleyblank和 张光直对于这些民 族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 y historic times”，David N．Keightley，eds。，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izati 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423—442，页459—460，页498．然 而，在现代，有关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图像，仍是极其模糊而且不完整的。
内陆的族群与土地紧密结合；夷人为海岸山脉所迫，使他们转向海洋寻求生计。因此，中国 航海的传统，始于夷人。
在5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期的高峰，亚洲的大陆架（原编者按：指位于大陆边缘 的浅海地带）裸露，使中国内地与台湾岛，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相连在一起。学者认为，夷族的 先人就 是由中国中部的高地迁徙至大陆架的广阔海岸线。他们利用竹筏跨越当时不过是35到40英 里宽的狭窄水道，从爪哇到苏拉威西（Sulawesi）岛，再迁移至新几内亚，最后到达澳洲， 他们 的子孙就定居在这个广大内海的海岸边。
关于从东南亚迁向澳大利亚的移民，参见A．G．Thorne，“Mungo and Kow Swamp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in Plestocene Australians”，Mankind，8：2（1971） ，页85—89；R．L．Kirk and A．G． Thorne，eds．，The Origins of the Austailians，Canberra，Australians Insti 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1976；Alan T hrone and Robert Raymond， Man on the Rim：Peopling of the Pacific，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89．
一般相信，这些移民是世界上第一支“船民”，也就是第一支跨越水域而定居在新土地的人 群。克里特岛一直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才有陆地的希腊人前来殖民，比澳洲晚了4万年以上 。虽然澳洲的内海很早就干涸了，地质学家却在1960年代后期探测威兰卓湖（Willandra Lakes）的古沙丘时，偶然发现澳洲目前为止最古老的居民遗骨，虽然这些遗骨在流沙中只 出现 了短短的一天。在此之后，地质学家确认在环绕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西部的古 海床之 中，有数以百计的居民遗址曾经存在，也就是说曾有一个超过30万人的族群曾经在那里繁 荣兴 盛。 关于早期北澳大利亚人的论述，参见R．G．Roberts et al．，“Thermoluminesce nce dating of a 50 000_year_old human occupation site in northern Australia”， Nature，页345（1990），页153—156。 科学家们在检验威兰卓湖人的颅骨时发现：他们跟距离当地北方数千英里的中国长江 流域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头骨极为类似。两者都是瘦而纤细，各方面都长得像现代人。因此，有人 开始 怀疑这两个远距离部族之间的关联性。最近的基因学研究证实：事实上土生土长的美拉尼西 亚人 、澳洲人和新几内亚人主要都是东南亚人的后代，而且，尽管外表与非洲人较类似，但他们 和东南 亚人的基因关系远比非洲人还要密切。 关于东南亚人与澳大利亚人血缘上的联系，参见Joanna Mountain et al．，“Evo lution of modern humans：evidence from nuclear DNA polymorphisms”，in Philosop 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337（1992），页159—165。〖Z W 就在南亚人迁移到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的时候，长江以北的亚洲人越过当时是陆地的白令海峡 ，迁移到阿拉斯加和美洲其他地区。长江本身流向戏剧性地变更，造就了这两个早期的移民 潮。虽然这个 问题还没有被广泛地研究，但某些地质学家相信，在最后一个冰河期的某段时间，大陆板块 碰撞 ，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同时云贵高原上也出现了大断层，迫使长江从源头的青藏高原往 东顺 流入南中国海 ” （译按：应为东海），而不再是循着原本南流入东京湾（即 北部湾）的路径奔流。 关于长江的变迁过程，参见G．R．G．Worcester，The Junks and Sampans of th e Yangtze，Annapolis，Naval Institute，1971，页4；Lyman P．Van Slyke，Yangtz e：Nature，History，and the River，Reading，Penn。，Addison_Wesley，1988，页8—9 、页17—18；任美锷等，《云南西北部金沙江河谷地貌与河流袭夺问题》，《地理 学报》（北京：科学出版社），第25卷第2期（1959年），页135～155。 这种流向的转 变，就像密西西比河曾经突然转向流入大西洋，而不再流入原本的墨西哥湾一样。这种地质 上的 剧变，确实破坏了中国中部的生活形态，促使先民出外寻求安定的环境和粮食的来源，就像 南亚 人的情况一样，跨过未知的海洋向外冒险。
而当冰河融解时，海岸上升，同时也开启了另一波的移民浪潮。从公元前14000到公元前400 0年之间，中国南部海岸线外的10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水位上升到与现今高度相同，形 成一 片汪洋。在地质史上，从未有过海岸上升得如此之快的例子。沿海居民被迫与遭海水淹没 的陆地 和迅速沉于水底的河谷地奋力抗争。 关于山地部族移到海边与海平面的上升，参见William Meacham，“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Yueh coastal neolithic：A microcosm of cultural change on the mai nland of East Asia”，in Keightley，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ization，页15 1—156． 最后，一般相信，大量的族群又再度移向海洋。这第 二波
顽强的南亚人，成为印度尼西亚、玻里尼西亚航海民族的祖先。
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来自亚洲大陆的人民越过台湾海峡，定居在台湾岛。接着在 公 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500年之间，这些人又从台湾岛移往菲律宾群岛；并且于稍后，大约 在公 元前4000年间，移到了马来半岛、摩鹿加群岛，再向东到了俾斯麦群岛，于公元前1300年抵 达斐济。 关于南岛语族分群的时间，参见Edwin Doran，Jr．，Wanka Austronesian canoe origins，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1981，页49—53。
至少在公元前第7或第6世纪，或者不是更早，东南亚人开始在手工雕成的圆筒状大鼓侧面 ，蚀刻着长形独木舟的图案。从寮国（今称老挝）北部到中国西南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 一带，曾经发现 一连串埋藏在地下的铜鼓，这些铜鼓上的蚀刻铜版画描绘的独木舟具有船舱或甲板，船首还 点缀 着异国飞禽的鸟头装饰品。这种独木舟似乎必须由许多大桨和摇橹才能驾驭。早期太平洋航 海人 使用的小船，确实与铜鼓上的图案有些类似。 关于铜鼓的图像，参见Mino Badner，“Some evidence of Dong_son_derived inf luence in the art of the Admiralty Islands”，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 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ed．Noel Barnard and Douglas Fraser，Ne w York，Intercultural Arts，1972，Vol。3，页597—629．
随着时间的流逝，航海民族以亚洲大陆为出发点，冒险的范围越来越远；为了使他们的船更 禁得起风浪、更具有机动性，船帆、舷外浮杆、船舵以及其他的控制装置，一件一件地装在 独木 舟和航海船筏上。印度尼西亚，特别是中部的苏拉威西岛，成了当时设计及建造远洋船只的 中枢 。因此，有人认为在大洋洲普遍称呼船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