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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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毗耶·拔胡六世被俘，一起将佛牙带到中国的话，那将有助于说服永乐皇帝：他才是锡兰的正统君主，而且对其13个月后获释，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同样地，佛牙存在于宝船上，也会造成极大的轰动，让人追忆、记载。于是，佛牙存在于中国这几年当中，就像《明编本大唐西域记》所提及的那样，成祖下令为佛牙建造了许多宝盒或精舍。但是，当毗耶·拔胡六世的儿子在巴特被拥立之后，佛牙似乎又被安全地送回到锡兰。锡兰人的历史极其详细地叙述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曾在巴特建造一座新的精舍，而当精舍与宝盒完成，国王特别亲自将佛牙安放进去：
为圣尊的佛牙，国王发愿建一座看来令人欢喜、漂亮的三层精舍，并制造了一个镶上九颗宝石的精致金盒，放入另一个镶以宝石的五彩缤纷、闪闪发光的金盒里，再装入另一个金盒中。此外，又制造了一个大而美观的镀上最好、最耀眼的黄金的外匣，国王乞求永生的喜悦——即使在极乐世界——之后，将佛牙放入四层的宝匣里。关于此事，参见EdwardW．Perera；“TheageofSriPakakamaBahuⅥ”；JournaloftheCeylon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22：63（1910）；17；translationfromtheMahavansa；91．
由于毗耶·拔胡六世被俘，永乐皇帝宣布对锡兰拥有宗主权，要求例行的进贡。起初，年轻的锡兰国王表现出他不敢像亚烈苦奈儿所做的那样，公然侮慢中国的权威，答应安排。然而，在天顺三年（1459），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成功统合整个岛屿在其统治之下、正值其权力的高峰时，他说他的王国不承认有任何主人，并将天朝的使臣送回中国，没有任何贡品。中国与锡兰朝贡贸易的结束，参见EdwardW．Perera；“TheageofSriPakakamaBahuⅥ”；19．
第二部分第六章 奇异的国度：满刺加和锡兰（4）
郑和第三次远航归来是在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拨拨带有朝贡用意的使节团从宝船船队到访的国家，不断地来到明朝的宫廷。榜葛剌国（Bengalese）译注：榜葛剌国位于今孟加拉共和国境内。的使臣在六月底抵达，紧接着在七月是古里国、柯枝国、爪哇国的国王，最后是新即位的满剌加国国王和王后。译注：此处可能有误，因为在这一年，这些国家的国王并未来到中国。
所有外国贵宾停留在南京期间，下榻南京城长安街西侧的会同馆。这个广阔的建筑物，有400名夫役供应来宾的膳食与照料他们的生活所需，并有医生驻馆，以照顾任何可能生病的外国人。会同馆来宾客房的分配，则按照到访者的身份，茶酒肉面及其他食物的菜单，也根据地位而有不同。官方会给予所有外宾一个木片以作为辨识卡（译按：即牙牌）〖HT，当他们每一次进入或离开会同馆时，牙牌上会盖上戳记。译注：按照明朝的制度，牙牌仅作为出入检验之用，并未见有加盖戳记的这种形式。官方也严格禁止贡使进入街道、跟普通人混杂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礼部制定了繁复的流程，以处理贡使所带来的各式贡品与贸易项目。马儿首先接受兽医仔细的检查，之后填写详细的报告。然后，它们被排列在高级官员面前接受检阅，再交付各御马监夫役收领。大象则被送到特定的地方去驯养，而虎、豹、鸟、禽则关在会同馆中。金、银、宝石、珍珠及织物，则被置于使节团面前当场验视，然后于次日送入内府。中国人处理贡品的程序，见《明会典》，卷一○九。
译注：此处史料来源应为《明会典》，卷一○八。
在呈献他们的贡品之后，外国的国王及贡使，即接受皇帝的个人礼品。之后，允许他们在会同馆对外公开贸易三至五天。若干受宠幸的国家如朝鲜，则贸易的时间不受拘限。开市的告示，贴于会同馆的馆门。按照官方的规定，交易必须“公平”，中国商人将布拿去染，如未将布交还给贡使，将被定罪，商人将受到带枷处分，站在会同馆前一个月。官方禁止将某些中国的东西售予外国人，譬如说正史，因为这些书中含有要塞、运河、水闸及各地粮仓位置的资讯与其他真实的资料，将危及帝国的安全。而铜钱、铁货、兵器、工匠的精密工具、草药，与特定供奉的地方土贡，也被禁止售予外人。若任何人与会同馆的官员图谋，收买违禁品，将被枷号一个月，再发落到帝国的“边境”去充军。若外人违犯规定，与潜至一般人家家中交易，虽免于受辱逮系，但他们还是必须受到从皇帝给赏之物中量予删减的处罚。（会同馆互市，见《明会典》，卷一○八。
这一年的夏天，成祖收到了所有贡使为了表达他们对明朝的敬意所呈上来的贡品，在所有礼物之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意——那是一件精心设计的具有将小字变大这种特殊功能的东西。中国人叫这个机械装置为“醨醩”（aidai），接近阿拉伯文字’uwaina的音，意指“眼睛”。它是原始的眼镜，可能是单片镜片连着一个柄，这应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眼镜这个东西。据说满剌加国国王拜里迷苏剌，献上了十副“醨醩”给朱棣，约值千枚金币。满剌加的商人，无疑地是在与西方贸易时获得了这种镜片，而在西方，这种镜片方才于数十年前的威尼斯及其他地方发展出来。关于眼镜的引进中国，参见J。J．L。Duyvendak；“DesultorynotesontheHsiYangChi”；T'oungPao（《通报》）；42（1953）；页6—15。译注：有学者认为“醨醩”一词，并非源自阿拉伯文的“’uwaina”。据洪震寰，〈眼镜在中国之发始考〉所云，应取自《晏子》中的“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醨醩”。此处之“醨醩”，有光明之意，正符合戴眼镜的效果，可见“醨醩”并非音译。洪氏认为：矫正视力的眼镜，在元、明时由外国传入，应无问题；但若就一般眼镜而言，则中国人在元代已开始使用自己发明的保护镜片。据元代《析津志》记载，当时北京显宦戴一种“鬼眼精”，“嵌于眼上，仍以青醫帛系于头”。因此，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眼镜，应非始于永乐年间。洪氏该文见《中国科技史料》，第15卷第1期（1994年），页71—75。另外，此处依据明末罗懋登所撰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所载永乐年间满剌加曾献眼镜，因而博得成祖龙心大悦，断言眼镜在永乐时传入，似仍有待查考。不过，清初学者赵翼在《瓯北诗钞》中有《初用眼镜》一诗，说眼镜“相传宣德年，来自番舶驾”。明人张宁的《方洲杂言》也记及胡曾得到宣宗赐予一副老花眼镜。如此说来，宣德年间，老花眼镜已传入中国应无问题。参见沈伟福，《中华文化通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西亚、非洲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02。明初亦标志着中国制玻璃工业的开始，事实上据许多资料说：郑和回到中国时，带了两名也许是来自中东的专业吹玻璃工人。关于吹玻璃工人，参见孔令仁等，《郑和——令哥伦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页一五三，引《正字通》“公元一六八五年”。
从成祖对拜里迷苏剌本人及其家庭、大臣所表现出的慷慨，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不寻常礼物的欣喜。他们获赠大量的礼物：锦绣龙衣、麒麟衣、金镶玉带、鞍马、黄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以及锦绮纱罗、绢、浑金花纹绮无数。拜里迷苏刺的每一位番伴，也获赐靴袜各一双，绢衣一套。这远远超过朝廷平常赐予来访国家领袖的恩典。（关于成祖送给拜里迷苏剌的礼物，见《明会典》，卷一一一。
他们停留在南京的这数个月当中，外国的贡使们至少会受邀参加一次国宴，国宴通常碰巧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如元旦或皇帝圣诞当天。其他较小的宴会，通常安排在贡使刚刚抵达中国以及当他们要离开中国（通常从广州）之时。在所有的宴会上，各色特殊的食品，按照外国贡使的官阶高低，从仆役到国家元首，分别给予一定的数量。最高阶的官员给予酒、果各五品，与豆汁、炙马肉、炙牛肉、炙乳羊肉、烙饼、蒸馒头，以及“花茶”，一些小点心拼成花状的拼盘。外国的卫士和仆役，则给予不掺任何馅的白馒头。除此之外，外国贡使也可以在停留期间，前往遍及南京城的十六家“酒楼”饮食及找“官妓”娱兴。关于南京的酒楼与歌妓，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一三三七～一三三九。这些女孩，通常在市场上以大约一只猪的价钱买到，训练其歌、舞、演剧、说书、书艺，以取悦客人。就像日本艺妓一样，她们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另外，礼部也为外国贡使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特殊娱乐活动，例如赛马球、赛马及射箭竞技。成祖在永乐十一年五月的端午节，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场合，朝廷官员及勋戚，聚集在南京城外插满大小旗帜的一个大校场上。箭靶（一个小圆形靶安在一只柳木上）高高地树立在校场的尽头，弓箭手须在百步之外拉满弓才能射中鹄心。据奏报说：成祖的长孙第一试就正中靶心。每一轮以吹箫、打鼓为号令，比赛之后，胜者赐赏金，翰林学士即当着众官员及外宾面前赋诗助兴。关于射箭竞技，见《明太宗实录》，卷一四○。
永乐十一年夏天的会同馆互市，对明朝而言，有多少利润（或者说事实上有多少丰厚的朝贡品流入），在明朝官方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但可以推知的是，在宝船船队三次成功的远航之后，成祖已感到帝国的财政绰绰有余，以致下令兴建一座华丽的瓷塔来报答嫡母马皇后的恩情。这一人子孝行的挥霍表现，无疑是要刻意宣示朱棣问鼎皇位的正统地位。这座塔坐落在南京城南门的正南边。永乐十年（1412）开始建造，是一座八角形的塔，从开始到完成，共计将近20年。它被18、19世纪欧洲的造访者目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它上下九层，通高三十三丈九尺四寸九分（240英尺有余），以上等的琉璃瓷砖建造，门、窗装饰有上了各色釉彩的瓷人、瓷兽。每层楼的瓷砖数目都相同。宝塔越高越细，瓷砖就越做越小。塔尖镀金的塔顶的平面，直径有12英尺，檐角上悬挂着152个瓷制风铎，在风中丁丁当当地响着。而塔顶本身，则包以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宝塔周边的美丽庭园里，栽植着郑和远航带回来的奇花异木。
当时，大约征调了10万名夫役来建造整个大报恩寺的建筑群，最后除了瓷塔以外，又建造了包括20座以上的建筑物和亭台。据报告：总共花费了250万两以上的银子，并且也提用了宝船远航的结余100余万两。有关建塔的花费，参见《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年），页13。译注：查《郑和史迹文物选》，仅记其支用宝船远航的结余100余万两，另一数字未见于该书。宝船船队的远航，确立了中国在印度洋贸易上的优势，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到达为止。
这一建筑群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之乱彻底被毁，在此之前的众多歌颂瓷塔精美的诗歌中，曾有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译注：朗费罗（HenryWadsworth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作诗歌颂这座纪念海上中国与郑和出使任务成功的一个色彩缤纷的纪念碑——大报恩寺瓷塔的雅致优美：
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它九层彩绘的楼台，有着枝叶盘绕的栏杆，和层层衬着瓷砖的塔檐，上头悬挂的瓷铃无时无刻响着轻盈柔和的乐铃声，同时整座塔闪耀多彩多姿的烨烨烂漫，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第三部分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1）
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来朝拜的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第三代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是个极度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并且渴望与中国展开商业上的关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礼时，说他从幕府大将军那里带来了一封国书，在国书上，足利义满自称自己是“尔臣日本国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将军，对于这种屈辱称谓的记忆，感到无比的愤懑。对于日本既快速又谄媚地承认他登上天朝的宝座，朱棣感到相当欣悦，立刻重开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译注：明朝洪武初年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两地，不久罢去，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洪武七年（1374），又罢三地之市舶司。至永乐元年（1403），成祖因海外诸国贡使附带货物前来，需有专官负责，于是复设三地之市舶司；并于永乐三年命宦官管市舶司事。市舶司之复设，是否与日本来贡有关，不可知，并派遣一名官员至日本，提出一个商业协议。依据该协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凭证译注：此处所言特殊的凭证，乃是“勘合”。据学者研究，“勘合”类似今日之三联单，关于其形式的考证，可以参阅郑梁生，《再论明代勘合》，《淡江史学》，第10期（1999年6月），页1—18。，就可以在宁波贸易。这一协议规定：自日本前来的两艘贸易船，仅能搭载200人，不得携带武器，每十年贸易一次。然而，显然由于朱棣的默许，日本人并未理会协议结尾部分“十年一贡”的限制，贸易使节团从永乐元年（1403）起，直至永乐八年幕府大将军去世为止，频频地到访。
从他即位的一开始起，朱棣显然仅是在口头上服膺他父亲的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不同方向的蓝图。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国境内、境外敌人的烦扰，他认为无限制的私人贸易，是先天性不安定与危险的所在。他认定朝贡贸易的惟一好处是在控制邻国。朱元璋对于派遣军队到帝国以外相当谨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衅，他在《祖训录》上写道：“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明太祖此一言论，见《皇明祖训录》，页五—六，收于《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3册，页1588—1589。
译者按：作者所引用的应为《皇明祖训》，而非《皇明祖训录》。当然，朱棣一样不理会这一劝阻，永乐五年（1407），以复辟正统的国王登上王位为借口，明军入侵了安南（北越）。这场战争，让朝廷的军队陷入了对抗安南游击队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译注：明朝入侵安南在永乐四年（1406）十月，第二年六月于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至宣德二年（1427）十月，罢交趾布政使司，撤回官民、军队，前后共21年。，这也预示了500多年后美国本身卷入越南这里的下场。
永乐皇帝认为《祖训录》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南，并非书于金石之上的铁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认为其父亲的训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转变中的情势才是政策的依据。朱棣是皇子，所学皆为方便日后统治天下，年轻而有自信，不似他父亲，出身为一贫困的军士，不时以外国人及外来势力为虑。而且，自其夺得皇位开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谓空前，不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