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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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王子的对子，意指着一统天下，置天下于辉煌之治。当人们得知此事之后，都说这显示瞻基遗传了他祖父的雄心壮志，将来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必定如伟大的永乐帝一样。从小时候开始，朱瞻基就陪着他的祖父北行视察北京及征伐蒙古。两人变得极为亲近。瞻基不仅学得祖父的热爱骑射，同时承袭了祖父热爱帝国边境辽阔草原的遗传。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岁之龄译注：此处有误，朱瞻基成为皇帝在洪熙元年（1425）六月。继承皇位后，立即撤回其父亲的旨意，再次将京师移置于北方的北京。给予宦官重要军职的传统始于朱棣，朱瞻基沿袭这一政策，日后甚且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教导宦官。译注：一般认为，内书堂设立在宣德元年。据《明宣宗实录》，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甲午”条云：改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专授小内使书”。《明通鉴》在论此事时说：“初，洪武间，太祖严禁宦官毋得识字。后设内官监典簿，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史为之。又设尚宝监，掌御宝图书，皆仅识字，不明其义。及永乐时，始令听选教官入内教习之……至是开书堂于内府，改刑部主事刘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自此内官始通文墨，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廷交结往来矣。”（见卷十九，页八○二—八○三）。他遗传了朱棣对瓷器的强烈兴趣，而他本人还是一位具有相当天分的书画家。历史上称为“宣德”（意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点也没有他父亲爱好学问的儒家倾向。
有一回，经过一块地，那儿正好有个农人在种地，朱瞻基叫随驾人员停下来，从农人手中接过耒来。他在这块田里挖铲了几下之后，感到筋疲力尽。
他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言劳苦莫如农，信矣。”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283。译注：此事发生在宣德五年三月宣宗赴明陵谒陵回京途中，事见《明宣宗实录》，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戌申”条。实录中所提到的“耒”是一种挖铲土壤的农具，作者此处将所用的农具“耒”皆译为plow（犁），因此将“用耒挖铲了几下”译为“用犁犁了几圈”，均有误。
就像乃父一样，年轻时的宣宗也赞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实上，围绕在他身边的即是曾在他父亲手下担任顾问的同一批学者：兵部尚书杨士奇、户部尚书黄淮、礼部尚书金幼孜，以及审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诸人也都是他还是太孙、太子时的宫廷教师；瞻基成为皇帝之后，习惯带着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况下，去造访这些官员，与他们讨论诗词、义理或史事。在他们的劝说下，瞻基授命极具威胁的安南叛逆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顺利地结束中国与南边的邻国之间耗了二十年的缠斗。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国免于境外征战，甚至很少与蒙古人纠缠。经过一连串旱魃、蝗虫侵袭之后，宣宗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豁免诸省——特别是东南各省——该年的税粮，并将百姓转输漕粮开赴北方的重担，改由军事单位来负责。
年轻时的宣宗，在一开始处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现出的宽厚态度，远超乎官员们可能要求的限度。当时，朱高煦试图仿朱棣在23年前所采取的方式夺取龙位。译注：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据封地乐安州（今山东惠民县）造反，宣宗御驾亲征，汉王出城降，乃班师。自是汉王被废为庶人，禁锢于紫禁城西内，筑室居之，曰“逍遥城”。朱高煦谋反未成之后，朱瞻基并未将其处死，仅是将其拘禁在紫禁城内的“逍遥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视，愤懑的朱高煦用脚将他绊倒在地，宣宗终于因为这样的傲慢举动而大怒，下令将叔父处死。这是一种可怕的死刑。用铜缸覆盖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铜缸随即就将他熔掉。译注：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有两种说法。据谈迁，《国榷》（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的记载，系此事于宣德元年冬，其文云：“是冬，上之逍遥城视汉庶人。庶人足镣于木，运木撞上，上踣，左右急扶起。上怒，命升铜缸覆庶人，炭炙之。庶人负缸，缸动。须臾，铜熔死。诸子皆死。”（见卷十九，页一三一二——一三一三）而《明通鉴》则系此事于宣德四年四月，其文云：“高煦既不得赦，一日，上偶幸西内视之，高煦伸足勾上踣地。上命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顶负之，辄动，乃命积炭于其上燃之。逾时，火炽铜熔，高煦死。诸子皆伏诛。”（见卷二○，页八三七）因此，朱瞻基是他父亲与他祖父的结合体。有人说，他在朱棣的盲目扩张政策与朱高炽的呆板儒家思维之间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黄金时刻，一个太平、繁荣、政治清明的时代。宣德皇帝在位时期，也出现了宝船船队最后一次灿烂远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的明显衰落而感到忧心，而且他也意识到，安南的失守，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声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开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极力反对海上远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后不久，宣宗即降旨进行第七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上，他说：
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此一诏敕，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621，引《明宣宗实录》，卷六七。
至于重建暹罗国与满剌加的马来王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是这次远航的任务之一。宣宗命令郑和赍送诏敕给暹罗国国王，要求他停止骚扰满剌加。在诏敕上，宣宗斥责暹罗国国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满剌加国国王。
“斯岂长保富贵之道？”朱瞻基写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宣宗对暹罗国国王的指责，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622，引《明宣宗实录》，卷七六。
朝廷为了准备这次的远航，花了比平常还要长的时间，因为距上一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已经六年多了。这也将是明朝最大的一次远征，使用船只超过300艘，成员有27500人。船只的船号，如“清和”、“长宁”、“安济”，正反映了他维持和平的任务。
当时郑和年已60，似乎预料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的远航。他曾树立两块石碑，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其中一块，于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于长江口的停泊处刘家港；另一块，则于宣德六年“仲冬”，立于福建沿海闽江口的长乐县太平港。名义上，这些石碑是为了答谢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几次远航给予庇佑。然而，郑和在石碑上刻意详细地记述
他每一次远航的成就，无疑是要大家记得这些事。但是，诚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强烈反对远航，而官方《明实录》的编纂者将如何记载远征，他毫无把握。
于《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上，郑和骄傲地陈述他的信念：宝船船队的远航，在“混一海宇”上，远超过历来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诸番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同时，由于现在的远航，远地之间，亦“程途可计”，正意味着远航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累积，有着价值不赀的贡献。至于赏赐这些远人方面，郑和明白地认为，远征对于扩展中国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有重要影响。长乐县的碑文，引自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49对《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的翻译。
宝船的船队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驶离南京；之后在江苏和福建征集宝物，增添水手；最后，在大约一年之后，于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驶离华南沿海。第一站到达越南南部的归仁。然后，船队继续航向爪哇岛北海岸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苏门答腊岛最北端的苏门答剌国，以及锡兰国，最后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达了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这是郑和第七次来到印度，根据他在当地的所有经验，可知那时中国人误认这个国家不仅是佛教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其他伟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所在。对他们来说，印度环绕中东所有地方。据保存在《明通鉴》的资料显示，说印度分为五个国家：中、东、西、南、北。中印度为“佛国”。据说，“佛灭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稣出，是曰‘天主教’。耶稣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聂斯托留派Nestorian天主教徒亦曾到访过忽必烈的宫廷。然而直到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Ricci）将天主教教义的绎释刊印出来以后，中国人才对这一宗教拥有细部的知识。《明通鉴》在这段文字之后继续说：当郑和行至古里国之时，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远在古里之西南。无论如何，根据此项资料，郑和始终认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关于五印度的说法，见《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二一。译注：作者此处所谈到的观念，可能不见得是明初中国人的观念，而比较可能的是明末清初人的想法。据《明通鉴》卷二一，“宣德八年是岁”条记载的原文是：“是岁，天方、默德那国始来贡。”其下，夏燮的释文为：“天方者，回回之祖国也，其地在西印度之西——印度者，汉之身毒国，一曰天竺，皆译音之异也——印度凡五，曰中，曰东、西、南、北。中印度者，佛国也。佛灭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稣出，是曰天主教。
耶稣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又自纪其初之祖曰阿丹，为肇生人类之始，故其国总名天方。而阿丹、默德那则其所方之国，皆奉回教者也。先是，上遣郑和七使西洋，行至古里国，始知天方在其西南。会古里遣人往天方，和因遣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归。于是天方、默德那等随朝使入贡，上喜，赐赉有加。”（见页八七四——八七五）
第四部分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2）
《明通鉴》此处所记“天主教”、“天方教”，应为明末清代的说法，而非明初的观念。“天主教”之名，直至明末才出现于中国文字上，并非明初字眼；而郑和远航之资料，称伊斯兰教为“回回教”，从未有“天方教”之称。因此，郑和是不是相信天方包括在印度之内，有待商榷。
自古里开始，这支大船队分为数个较小的支队，太监洪保则承担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与港口，并南下东非沿岸甚至远及肯尼亚麻林的重要任务。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两艘宝船尝试卸货，但因为当地政局不稳，没有成功。紧接着，这两艘宝船的船长，写信给麦加的爱迷耳（酋长）与吉达（Jidda）译注：吉达为麦加的外港，在红海边上。的控制者，获得他们的应允，同意宝船前往吉达。控制这些港口的埃及苏丹，命令当地的官员，依照对待印度洋商人的惯例，以诚信对待中国人。关于宝船获准进入吉达，参见K．N．Chaudhuri；“AnoteonIbnTaghrīBirdī'sdescriotionofChineseshipsinAdenandJedda”；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ofGreatBrtainandIreland；1（1989），112，translationofAbu'lMahāsinIbnTaghrīBirdī；HistoryofEgypt1382…1469A。D。；vol。4；1422——1438A。D。在吉达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儿国（Dhufar）译注：佐法儿国在今阿曼南部，濒临阿拉伯海。，中国人以其丝绸、瓷器来交换可以当作泻剂与补药的龙舌兰，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剂，中国人认为它可以促进血气畅通的没药，用以治疗呼吸疾病的芳香树脂安息香、抗发炎药苏合香，以及中国人叫木子的一种草药（用木藤子制成，用以治疗溃疡及伤口的药膏）。当阿拉伯药典《回药方》译注：《回药方》又名《回回药方》，因书中使用“北平”字眼颇多，因此可以断定成书年代应在洪武元年至永乐元年之间。本书以阿拉伯医学为主，同时参以中医药学内容，是一部中外医学交流的产物，并非阿拉伯医学的译本。关于此书，参见陈新谦编著，《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页135。在中国刊刻之后，中国人对于阿拉伯药材与疗法的兴趣，变得格外地热衷。关于进口药材，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Ⅳ：3，5301；HongyenHsu；OrientalMateriaNedica：AConciseGuide，Taiwan；OrientalHealingArtsInstitute；1986；88；650…51；656；782。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写到从麦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达麦地那。事实上，麦地那在麦加北边300英里，商队须走上十数天。他也描述在麦地那有一口出圣泉的井，航海者取这里的圣泉用以镇息海上的飓浪。然而这个叫“糁糁之泉”（Waterof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麦加的恺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马欢对麦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则颇为精确，他说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所记为五座），四周环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门”，“皆用白玉石”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记载中加了“蓄二黑狮”守卫恺阿白的门这段文字，译注：马欢对麦加大清真寺的描述，见《瀛涯胜览》，“天方国”条：“天堂番名恺阿白，外周垣城。其城有466门，门之两旁，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467个，前99个，后101个，左边132个，右边135个。其堂皆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沉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以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NBB27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城内四角造四堆塔，每礼拜即登此塔喝班唱礼。”（见具六九——七○）“蓄二黑狮子守其门”中用“蓄”字，则显然是活的，与作者所提到的禁制偶像崇拜自不相冲突。感谢刘世安老师提供这一意见。狮子雕像在伊斯兰教义中是被严禁的，伊斯兰教义禁止任何有关人或动物的偶像（depiction）。关于麦加与麦地那，见Yingyaishenglan；174—177。译注：见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条，页六九—七二。从郑和父亲、祖父两人名字当中的“哈只”推测，他俩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若郑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话，则如此重要的事实，不可能不形诸文字。或许，郑和因为健康情况日差而留在古里国，不能或不愿面对长程车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