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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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指责这些官员“不成体统”。官员们对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马顺。他们撕烂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会儿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将他打死了。另外两名在殿上的太监，也遭致同样结局。译注：关于朝臣击死马顺的记载很多，如刘定之《否泰录》、彭时《彭文宪公笔记》、李贤《天顺日录》及叶盛《水东日记》等书，均有记载。作者此处引用的，系根据刘定之《否泰录》所记的说法。据《否泰录》记当时情况为：“给事中王〔马〕顺首，众争殴之，蹴踏裂，顷刻而毙。或就脱顺靴，击出其眼，血流门阈前。众愈怒，求内使王、毛等二人。〔金〕英使人出，亦击杀之。曳三尸陈于东长安门，军士犹争击不已。”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十，页四七九。而据《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条的记载，则稍有不同。是日，景帝（王）于午门左门接见百官，右都御史陈镒合诸大臣廷奏，请求诛王振九族，抄其家产。“王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处置。’言甫毕，百官皆趋进跪，恸哭不起。扬言：‘圣驾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断，何以安慰人心？’锦衣卫指挥马顺喝逐百官，给事中王奋臂顺发，啮其肉，曰：‘顺倚振肆强，今犹若此，诚奸党也！’百官争捶死顺，且请籍振家。王准言，众犹哭未退，守卫、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监金英问所欲言，咸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宣诸法。’遂于门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寻执王山（王振之侄）至，重相戒匆捶死，使伏法，遂缚〔王〕山赴都市，凌迟处死。”百官乃退，“曳顺等尸于道，军民犹争击之不已”。（见页三五二○——三五二五）景帝于惊恐中不知所措，仅是旁观。随后他立即答应了官员们的请求。一时，宦官支配朝廷的情况似乎解体了，而来自于儒士的官员们似乎大获全胜。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镇在一场胆大妄为的政变中（译按：即“夺门之变”），重新夺回了皇位。领导群臣拥立景帝的兵部尚书于谦，以叛国处死；朱祁镇下令为他宠幸的监护人、专横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诸事对于往后中国的海上事业，影响更是深远。宦官仍继续涉足对外贸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奥援与唆使下，牺牲官方朝贡贸易的任务，于15世纪末繁盛了起来。因而引发了官方一连串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有感于无法钳制宦官的贸易活动，觉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这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不管，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至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河上航行的驳船。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中国的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现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
第四部分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4）
在15世纪，中国的税赋基准紧缩了将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撑帝国税捐的土田有850万顷（1。2亿）。关于明代的土地丈量单位，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ⅩⅩⅩ，一顷百亩，一亩等于0。14英亩。一百年后，税赋基准缩减到土田420万顷（5900万英亩）。译注：依据学者的研究，明代田土总数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实际负担田赋的“额田”或“赋田”系统，而另一系统则是将“额田”之外的荒芜但可开垦的土地计算在内的数字。《诸司职掌》所记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土田850万余顷这个数字，即属于后者这个系统，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所载的387万余顷（属于“赋田”），是不同计量单位所得出的不同数字。在整个明代，这种“赋田”数字，是持续增加的：年代〖公元〖田亩数〖资料来源〖洪武十四年〖1381〖3367715顷〖《明太祖实录》〖BH洪武二十四年〖1391〖3874746顷〖《明太祖实录》〖BH弘治十五年〖1502〖4200000顷〖《正德大明会典》、《南京户部志》〖BH嘉靖二十一年〖1542〖4360562顷〖《南京户部志》〖BH万历六年〖1578〖5106127顷〖藤井宏修正数字〖BH万历三十年〖1602〖11618949顷〖《明神宗实录》相关讨论，参见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102—103。因此，中国的税赋基准，应该不是作者所言的减少，而是增加。这并非仅是出于正统十三年的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千英亩土地荒芜而已，它还掺杂着富人设法逃避赋税与猖獗的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困扰地带。俺答汗的统一东西蒙古，对明朝造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译注：俺答统一东西蒙古，乃得自其祖父之遗惠，并非俺答独立完成。事实上，这次蒙古统一的奠基者，是其祖父巴图蒙克（生卒年为公元1464至1524年）。15世纪前半叶，西蒙古的瓦剌部在也先的领导下，控制了蒙古草原，并将势力伸展到漠南的成吉思汗后裔部落。也先在1454年僭称可汗，次年为部属推翻并被害，蒙古又陷入互相攻杀的混战之中。
1487年，巴图蒙克继其父被立为大汗，开始向瓦刺部的霸权挑战。至他在1524年逝世时，帕米尔高原以东的蒙古人已纳入其麾下，而且攻占了鄂尔多斯高原（即河套）。其后，其孙子究弼理克（明人称之为吉囊，生卒年为1505至1542年）及俺答（生卒年为1507至1582年），对明朝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关于此方面的讨论，可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chapter8。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译注：明朝的灭亡系因流寇李自成打下北京，并非满洲人成功地征服明朝的结果。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的思维方式中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有所兴趣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员（大学士）杨士奇，于赞成中国撤离安南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译注：有关此事的谈话，时间在宣德元年，而非宣德三年。见《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丙寅”条。而在两年之前，黄骥亦曾于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译注。此一资料来源，遍寻不得，径以字意翻译。查阅《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黄骥并未谈及任何有关宝船之事。）这样的想法，与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员）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说：“造海舟，翦捕此寇（译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译注：见《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庚戌”条。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复苏中国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据若干史书的记载，有些说他把文件藏了起来，有些则说把它烧了）。刘大夏指斥这些文件“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说宝船带回国的地方物产，如“酱、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5”F（鸵鸟蛋）”，对国家毫无益处。译注：这一资料见于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7年），卷一，“宝船厂”条，但文意与作者所说的相差甚多。据顾起元记此事云：“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怪谲，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蛋之奇，而《星槎胜览》记纂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记。惜哉！”（见页三一）画线这段文字并非刘大夏的想法，而是顾起元本人的感慨：认为这份东西被烧毁，使后人无法得知有关下西洋的概况，极其可惜。刘大夏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的水程图已“失”。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无哉！”
项忠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译注：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的记载，报告航海水程已不见的，是兵部的书吏，而不是刘大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的原文为：“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见页三○七）据施子愉的研究，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此段记载，乃抄自万表的《灼艾余集》（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卷下。而万表此段文字，又录自张NB15E《郊外农谈》。参见施子愉，《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看明代的对外政策与舆论》，《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页146—149。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中国内部冲突的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不经济与浪费的。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来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关于郑和航海日志的丧失，参见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95—398，引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苏万祥，《郑和下西洋档案为刘大夏烧毁说质疑》，《郑和研究》，第十一期（1990年11月），页39—43。
讽刺的是：中国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Cathay：译按：指中国）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情况，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亚士（BartolomeuDias）绕过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达·迦马（VascodaGama）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事实上是想循着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前往中国，却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块大陆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时，哥伦布仍然坚信他所到的诸岛屿，事实上就是位于亚洲海岸外海的群岛。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才完成了哥伦布西航以达中国海的梦想。
中国自愿放弃其对南洋的兴趣，在欧洲并非无人注意。传教士门多萨（JuanGonzálezdeMendoza）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对此，扩张中的欧洲强权应该加以注意。万历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史之中写道：
〔中国人〕从经验中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们忙于新的征服时，他们的敌人鞑靼人和邻近其他侯王就骚扰和侵犯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认为需要为安宁和利益……放弃他们在外国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参见JuanGonzálezdeMendoza；TheHistoryoftheGreatandMightyKingdomofChina［1585］；trans。R。Parke；NewYork；BurtFranklin；1970reprint；92—93。
译注：译文据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89。
门多萨尝警告说，殖民主义将徒劳无功，然而在那个时代并未受到注意。欧洲为了建立殖民帝国，浪费了额外的300年。自16世纪一开始，中国即饱受日本海盗破坏性的侵袭之苦。有时候，倭寇（轻蔑的中国字眼“倭寇”，意为“矮鬼子海盗”，或指日本人）还在岸上的同党协助下，占领整座村庄，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地方上的商人与平民虽付出心力以求保护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区，倭寇还是来去自如。先前中国海的主人，现在则任掠夺者与匪徒宰割。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苏丹的新娘（1）
马六甲每一位学童都会读到一则故事，这则故事说郑和受命护送一位名叫汉丽波（HangLibo）的美丽中国公主，到马六甲来做芒速沙（MansūrShah）译注：芒速沙于天顺三年（1459）继位，殁于成化十三年（1477）；据马来文献云其曾两度遣使朝贡中国，第一次之使臣为冬布帝，冬布帝归时携回一中国女子，后与芒速沙结婚，成为其五名妃子之一。有一种说法则云东布帝朝贡中国，明帝龙心大悦，愿以公主汉丽波下嫁芒速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