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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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沙结婚，成为其五名妃子之一。有一种说法则云东布帝朝贡中国，明帝龙心大悦，愿以公主汉丽波下嫁芒速沙，乃制船百艘，由冬布帝护送公主同返马六甲，并选美女500名为公主之侍从。参见张礼千，《马六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页70、81—83。苏丹的新娘。她的父亲怕公主在新家会寂寞，送了500名少女来陪伴她。而这500名少女也都在当地成婚，并且定居于靠近马六甲港澳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后来这座山就叫中国山（BukitChina）。公主改信伊斯兰教，为苏丹生了一个孩子叫明马（Mimat），而那些贵族少女的子孙，据说成了马六甲广大华人社群的核心。关于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可以参见马来西亚的小学课本，此系得自1990年4月于马六甲时访问退休的学校教师CharlieChua女士。有些故事的版本叫这位公主为“汉榴”（音译）。译注：关于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另有一版本说：传说明英宗命首相李宝率50艘载满嫁妆的船队，张灯结彩，浩浩荡荡地护送汉丽波公主，赴马来西亚成亲。随船前去的有500多名宫女和侍从。满剌加国王为了表示对中国公主的宠爱，特意选了一座山，盖了中国式的巍峨宫殿，宫殿雕梁画栋，金粉涂壁，屋顶用琉璃瓦覆盖，可谓金碧辉煌。可惜此一宫殿在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时被炮火摧毁。满剌加国王并为公主谱了《石榴红披巾》曲，歌颂这段婚姻。参见王介南，《中华文化通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55—256。
根据明代官方正史的记载，并没有皇室的公主曾与马六甲的苏丹通婚；然而，在中国山的广大华人公墓中正好有两座墓，任何人都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就始于明代。汉丽波可能只是中国宫廷中的一名宫女，或是马六甲一位所谓“华人甲必丹”译注：欧洲强权至东南亚后，为了便于统治，常任命族群的领袖为“甲必丹”，葡萄牙于正德四年（1509）灭马六甲后，亦曾设“华人甲必丹”以管理华人，据云首任“华人甲必丹”为郑芳扬（1572—1617）。荷兰人初抵爪哇时，中国人以万丹、蒲家龙、杜并为居留中心，从事胡椒等商品贩卖，颇称富有。总督彼得逊亦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任命华人苏明光为“甲必丹”，其后此制相沿不替，并推广至荷属东印度各地。参见张礼千，《马六甲史》，页328—330；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62、166、169。的女儿。公元十六世纪时，葡萄牙当局曾任命若干华人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葡萄牙的记录，就注明嫁给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是“中国甲必丹之王”的女儿。关于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婚礼，参见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Malaya；KualaLumpur；OxfordUniversity；1967、20；citingThementariesoftheGreatAfonsoDalboquerque［1774］、trans．WalterdeGrayBirch；London；HakluytSociety；1880。3。
马六甲的华人喜欢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尤其为故事中暗示其家族与中国的皇室或贵族有远亲关系为荣。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费信所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留在马六甲的郑和手下水手与当地女子成婚所繁衍下来的子孙。若干郑和手下的水手，不顾永乐皇帝严禁出海的禁令，想在另一块土地上生活，于是逃离了船只。一如汉丽波公主故事所暗示的，宝船船队影响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东南亚散布着中国人。
直至15世纪为止，亚洲已有一些分散的华人社区。曾为中国殖民地达20年的越南北部，以及暹罗，都有一些中国人定居。14世纪中叶，中国贸易商于定期到访淡马锡（新加坡的前身）时，报道说他们看到数字不明的中国商人住在那里，与马来人“混”居在一块。关于在淡马锡的中国商人，参见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Malaya；16。此外，在马来半岛的北部，也有许多中国人口。关于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参见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Malaya；14。至于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国流民，早在10世纪即已到爪哇定居。而且，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15世纪初，郑和在爪哇岛北海岸的革儿昔、杜板、苏鲁马益也发现大量的华人聚落；并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三佛齐，发现了中国海盗的大巢穴。中国人离开中国，可以推测一定是被情势所迫，例如水灾、饥荒或政治迫害等的威胁。中国人向来不愿抛弃尽孝与看顾祖坟的重要责任。
在郑和远航期间开始的海外移民，似乎带着不同的性质。天朝的特使突然自各地失踪，诱使他们背离帝国任务的原因，只能揣测。或许在他们与外地接触之后，放眼所见净是非法贸易的诱惑，而非法贸易的利益远超过他们梦寐以求。刚开始，出国就像涓涓细流；但在整个15世纪，却像是从水坝崩裂的裂口不断奔流而下的湍流。
永乐元年（1403），官方使节到达真腊国（Cambodia）时，使团中三名次级成员逃遁，遍寻不得。发愁的真腊国国王找了三名本国的百姓，以充当出使来的人。使团回到中国，出现在永乐皇帝面前时，皇帝发觉了这个骗局，并对真腊人说：“华人自逃，于彼何预而责偿，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吾焉用之。”派人送这三个人回国，并赐以路费及衣服。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463，引《明史》，卷三二四。而在真腊国逃亡的使臣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另外也有非法移民，跑到了邻近的暹罗国。永乐七年，成祖与到访的暹罗国贡使谈到他挂虑“逋逃”的中国人，尤其担心何八观及其从众，要暹罗国当局将其送回治罪。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574，引《明成祖实录》，卷六六。
译注：《明成祖实录》原文云：永乐七年十月初一，暹罗国国王遣使臣坤文琨等“奉表贡方物，赐钞币遣归。时中国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至是因文琨归，上令谕其国王遣八观等还，毋纳逋逃，以取罪戾”。
明初虽然禁止百姓外移，但永乐皇帝派遣36个家庭到日本，以作为赠予幕府将军协助两国之间贸易的“赠礼”，似与此又有矛盾。学者认为，他们惟有在皇帝的需要下，始得从事贸易，且利益尽归皇家宝库；然而，这些家庭毕竟尝到了外国货品这颗禁果的甜头。（参见ChangPintsun（张彬村）；“ThefirstChinesediasporainSoutheastAsiainthe15thcentury”；papercontributedtotheSymposiumonentrepreneurs；emporia；andmoditiesinAsianmaritimetrade；15th…18thcenturies；UniversitⅲHeidelberg；Heidelberg；August31September3；1989；21—22。郑和远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逐渐衰落的官方朝贡贸易，又如何了呢？郑和宝船的水手与官员们，相当渴望进一步驾着自己的船下海贸易。他们秘密地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在整个南洋定居，希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16世纪结束时，像菲律宾的吕宋这样的地方，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事实上，由于住在那里的人太多，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怕定居的中国人会推翻他们，乃试图将中国人驱逐出吕宋岛。中国人如不离开，将遭到“凌辱”。依据《明史》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曾遭虐待。关于华人在吕宋受到恶劣的待遇，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13，引《明史》，卷三二三。译注：《明史》原文为：“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佛郎机既夺其国，其王遣一酋来镇，虑华人为变，多逐之归，留者悉被其侵辱。”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苏丹的新娘（2）
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的出国与官方禁止私人贸易的禁令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国海上的海寇与走私贸易的兴起，严重的程度乃始料所未及。日本倭寇不仅于此时开始攻击中国沿海，且次数不断增加，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国际的走私集团，包括劫掠性的中国商人及一些马来西亚人、葡萄牙人。译注：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商人首次到达中国沿海。四年后，葡萄牙国王的特使皮雷斯（ThomePirez）以“佛郎机国”特使要求觐见“中国国王”之名，驶入广州，并于正德十五年赴北京，广东的葡萄牙人且占据广东东莞之屯门岛。正德十六年，满剌加国国王呈送的求救表文到达北京，皮雷斯乃于次年遭到囚禁，广东地方官亦将葡萄牙人击走。此后，葡萄牙人在中国一直不得与明朝展开贸易，徘徊于东南沿海，先后盘踞福建漳州月港及泉州浯屿、浙江宁波双屿等地，经朱纨于嘉靖二十七（1548）、二十八年予以征讨，葡萄牙乃撤离闽、浙沿海，与广东海盗何亚八勾结，劫掠广东滨海一带。参见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9—17。在15世纪中叶，这帮海盗占领了20个以上的中国沿海城市或卫所。本是传统国际贸易中心的长江口周边地区，遭受的攻击尤其严重。举例来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天，沦为盗匪的杭州和尚徐海，结合了以日本九州外海五岛群岛为大本营的另一股亡命之徒有名的“倭寇之王”王直的势力。徐海利用宗教性的经诵和占卜，赢得水手的忠诚，他们称徐海为“天差平海大将军”。关于僧寇徐海，参见CharlesO．Hucker；“HuTsungHsien'scampaignagainstHsuHai；1556”；inFairbank；ed。；ChineseWaysinWarfare；280。两帮海盗带着数千人，攻击长江以北与长江以南，威胁到大运河终段粮食供应的顺畅，甚至威胁到南京郊外明孝陵的重宝。由于官军的重点摆在北边应付蒙古一连串的威胁，徐海和王直轻松地击败当地的水师武力，连续数月劫掠杭州港附近的市镇，屠戮农民，装了1000艘船的战利品。然而，在长期围攻桐乡县城期间，海盗因分赃不均而内讧，其间还涉及一名叫“祝妇”的美妇人。译注：叶麻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之倭入寇，四月与徐海合屯柘林，共攻乍浦；及徐海解桐乡之围，叶麻又与陈东合屯新场，旋又与徐海合屯乍浦。叶麻尝劫袁花镇，得祝氏妇，有美色，叶麻宠之，祝妇思归乡，叶麻爱怜之而遣归，徐海欲得之，叶麻怒，以舟将祝妇取回，因是与徐海有嫌隙。参见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社，1934年），页105。最后，官军包围了徐海，徐海投河自尽；嘉靖三十七年，明朝又逮获了王直，并予以监禁。
此后，倭寇的抄掠不再有良好的组织；十年之后，海盗的问题得到了控制。海上贸易的禁令也解除了，东南沿海正式开放贸易。译注：东南沿海局部开放贸易，在隆庆元年（1567），基本上仅开放漳州府海澄县月港一处，并非全面开放。在1550年代，中国经由澳门，开始跟葡萄牙展开贸易。译注：葡萄牙人在嘉靖三十二（1553），获准同东南亚商人一样，于广东蚝镜（今澳门）等洋澳贸易。大约从嘉靖三十六年起，葡萄牙人即于岛上建筑居屋，将蚝镜视为己有。至嘉靖四十二年时，澳门已有葡萄牙人的建筑一千多区。驻印度果阿（Goa）的葡萄牙印度总督，并将澳门隶属于果阿，澳门居民须服从每一年由印度往中国、日本的中日贸易舰队司令的管辖。参见费成康，《澳门四百年》，页21—24。1570年代，又在马尼拉（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基地）与西班牙展开贸易。译注：早在1565年，西班牙人已应用墨西哥银元与华人在马尼拉进行贸易；1572年，拉未沙礼斯（GuidodeLavezares）接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之后，华人与西班牙的贸易持续增加，华人到马尼拉港的船只由六七艘增至二三十艘，1609年增至40艘。参见刘芝田编著，《中菲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页396—410。与其他欧洲殖民强权的商务关系，也紧接着展开。译注：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荷兰人麻韦郎（WijbrandvanWaerwijck）所率领的舰队，到达广州外海，原拟航往澳门，因风偏离航道，于八月抵达澎湖，在该地与福建官员开始谈判贸易事宜，未获结果。天启二年（1622），东印度公司的荷兰总督命雷耶斯佐恩（KornelisRayerszoon）率15艘船及800名士兵进攻澳门，企图以军事的方式逼迫中国同意贸易的要求，结果荷军战败。荷军战败后，转而进占澎湖。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易以150艘船及4000名士兵的兵力，夺回澎湖，将雷耶斯佐恩驱离。荷兰人转而进占台湾的台南一带，于天启七年建立热兰遮城，以此为殖民中心向南北扩张，直至后来被郑成功打败离去为止。参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195—201。
然而，中国沿海的农人、渔民和他们的妻儿，因为在其生命过程中曾受到劫掠，始终忘不了倭寇。福建泉州以北惠安半岛的少女，至今仍在头上紧紧地绑着蓝色头巾，以遮住脸部。这种头巾带有夹子和丝带，成为当地流行的惠安款式。而且当地村子代代相传着一则故事：曾有一名少女，遇上张着红帆而来的海盗船，这名少女竟然能躲过海盗邪淫的眼神，安然脱逃。关于惠安妇女的衣饰以及相关的故事，系于1990年6月访问惠安县当地的妇女。）
郑和的传奇，就这样随着华人的背井离乡散播于东南亚，同时不经意地使海盗行为及贪图世界市场财富的贪婪之心得到开释。宝船远航还有另一项成就，就是宝船船上所载的历书、乐器、度量衡，在若干程度上将中国文化扩展到船队所接触的每一个港口。
由于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希望四邻诸国接受中国的风俗习惯，于是赐历书予朝贡国。历书为明朝习惯的大要，为生活中各种活动指出了最好的时辰，这其中不仅包含像栽种、畋猎、牧养这些季节性的活动，也包括沐浴、整容（整手足）、疗病或求医针刺、嫁娶、搬移、营建宫室（兴造动土、竖柱上梁）、上官赴任或动土安葬。“皇历”是特别为统治者准备的大统历，里头又包含了祭祀祈福（这是所有帝王的职责）、施恩封拜、选将训兵、招贤等资讯。关于明代的历书，见《大明会典》，卷二二三。中国旧有的科举考试制度，在蒙古统治时期曾有若干修改，朱元璋登位后予以恢复过来，并派官员至朝鲜、越南，同时在那里恢复这种制度。（关于科举考试的恢复，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946，引《明太祖实录》，卷五二。
一年之中的每一个主要节庆，都有不同的服饰穿着规矩，至于分为九品的文武官员，每一个品级也各有其品服。普通人禁止穿着丝绸及任何有颜色的衣服，特别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色。民历注明了交易、开市、纳财的最吉时刻，甚至于“会亲友”的黄道吉日。在每棵树、每块石头、每条河川都住着神灵的明朝人世界，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件事离得开运气。
洪武二年（1369），亦即是登基的次年，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