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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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中国在南部海岸设置广州市舶司，严密地监督货物进出中国。负责市舶司事务的市舶使，可以毫无理由地改变进口税的税率，搞得无所适从的商人只好到安南去做生意。所有的外国货物，至少有四分之一要缴纳给中国的官员。出口的货品，必须经过双重的检验程序，以确定违禁品——中国的铜钱、媵妾、奴仆未流入蛮夷的手中，尽管的确有许多还是落入夷人手中。贪渎的官员，常勒索额外的税捐，有时还以自己私人的船队经营不法的贸易。7世纪时，大约有总数20万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亚人，与其他外邦的人，住在广州从事贸易、各式工艺品和金银器的制作。虽然他们跟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但种族紧张的事情仍时常发生，这或许是因为有差别待遇的律令所引起的。举例来说，在太宗贞观二年（628），政府试图阻止外国人与中国妇女之间的接触，下令若外国人娶中国女子为妻，就必须留在中国。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回纥人禁止与中国女子通婚或冒充中国人，并且强制他们要穿着本国的服饰。接着在文宗开成元年（836）规定，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房屋以及与中国人一起生活。
偶尔，中国人应该会讨厌居住在他们身边的既有成就又富裕的外国人，相对地，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也会因为强加在身的专断的税率与律令而大感不快。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因此而点燃了肃宗乾元元年（758）的暴力冲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开始抢夺货栈、烧毁中国人的房子。结果这些暴民迫使广州刺史逃离广州，而暴民们也逃往中国内地正南边的海南岛。在这事件之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亡，无法获悉，但事后皇帝极为震怒，限制外国人进入这个港口长达50年之久。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中国人积聚的憎恨找到了宣泄的管道。黄巢因为不满重税和贪污腐败，起兵叛乱攻进了广州，除了一些中国居民之外，估计大约还杀了总数12万的犹太人、基督徒、回教徒与祆教徒。10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锡拉弗的阿布—赛特·哈桑（Abu…ZaydHassan）描述这次暴乱：中国的流寇滥加私刑，随意屠杀，残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灾祸甚至波及锡拉弗和安曼（Uman）的船长及舵手”。关于黄果在广州的屠杀，参见GeorgeF．Hourani，AradSeafaring，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1951，页76—78。译注：西方资料记此次动乱的首领，将“庞勋”误为“黄巢”，而锡拉弗的阿布—赛特·哈桑记广州陷落之年，较事实早一年，实际年代应为公元八七九年。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新一版），上册，第二篇，第5章，页258。虽然黄巢最后被俘，但也标志着唐朝的结束，接着便开始了小王国间的斗争时期（译按，指五代十国）。
在锡拉弗和乌剌（Ubtiullan）当地忙碌的商店里，船员们在长途旅程之后聚集在一起，编织着他们横越无数海洋的冒险故事，最后这些故事在辛巴达（Sinbad）的传奇故事中保存下来。“我在海上看着太阳升起，”故事就这样开始，“并且踏上好比从天上掉下来的巨人戒指一样的环礁。我曾经好几次从沙洲到三角洲，从小岛到群岛，从萨拉哈特（Salahat）到沙芮迪（Serendib），从喀马利（ari）译注：喀马利可能即为今印度半岛南端之科摩林角（Capoforin）。到基拉（Kela）译注：基拉的地点，据桑原骘藏的考证，应在今马来半岛，见冯攸译，《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页285。，来回地贸易。我曾经用布料换得姜和樟脑，用肉桂、穗丁香交换龙挺香、象牙和珍珠。”参见SindbadtheSailor，trans．C．RossSmith，NewYork，Doubleday，1972，页2．
在中国人自己编织的故事之中，有个故事提到某位佛教僧侣在5世纪曾经到过美洲海岸。这个故事出自《梁书》，描述慧深和5个阿富汗僧徒远航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名叫扶桑国——在东方尽头的国家，它跟墨西哥的马雅文化有极明显的相似点。慧深说他发现当地人用树皮做衣服和纸张，书写方块字。他作了以下的描述：当地的国王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有许多鼓乐者和侍者跟随，并且依照每十年一个周期的形式，来更换他穿的（像中国天子的）皇袍颜色。像中国一样，扶桑国有着严格的司法系统，在那里犯罪，不但本人要被判刑，他的小孩甚至孙子也要连带受罪。关于慧深远航至扶桑国，参见PaulShao，AsiaticInfluenceinPrecolumbianArt，Ames，IwoaStateUniversity，1976，页5—7，转译《梁书》。
译注：据《梁书》，卷五四《诸夷传·东夷·扶桑国》的原文为：“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5），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廓。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责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醕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由于当时玛雅艺术品明显存在着佛教徒与印度影响的痕迹，所以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排除慧深到过中美洲的可能性。令人意外地，玛雅人的浮雕图案，刻在莲花座上，盘腿坐着，就像一尊正在沉思的佛陀。那里所出现的多头的神像，也很像印度的多头的神。此外，在洪都拉斯柯邦（Cpan）地方的浮雕，显示祭司穿着菱形图案的仪式袍服，与传统西藏佛教徒的袈裟极其类似。关于洪都拉斯柯邦地方的祭司浮雕穿着的袍服，与佛教徒的袈裟的相似性，参见PaulShao，AsiaticInfluenceinPrecolumbianArt，页34。在墨西哥赛克斯库洛克（Xculoc）地方的石雕有一种特殊的手势——右手放下，手心向外；左手上举，手心向外——表现出典型佛教徒代表许愿的“事愿无违”手势。关于雕像的手势，参见PaulShao，AsiaticInfluenceinPrecolumbianArt，页163．外来的印度佛教徒对玛雅文化的影响，不论归因于慧深和他的佛教同道，或其他的亚洲航海人，这个时期可能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亚洲与美洲之间最后一次的接触。关于佛教徒—印度对玛雅文化的影响，参见DavidH．Kelly，“Ninelordsofthenight”，inStudiesintheArchaeologyofMexicoandGuatemala，16，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inaDepartmentofAnthropology，October1972；“Calendaranimalsanddeities”，SouthwesternJournalofAnthropology，16，Albuquerque，UniversityofNewMexico，1960．
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黋宾国（今喀布尔、阿富汗）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梁书》）
第一部分第二章 儒者与好奇心（3）
中国下一波航海活动的浪潮，出现在被围困的宋朝（960—1279年），当时的帝国被北方强大而好战的国家（编按：指辽、金、西夏）所侵扰。在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被迫放弃了北边的京师开封，迁到长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于帝国大半的税收土地落入外国手里，皇帝转而以海外贸易支应国家的财政需求。因为经济的需求，使当局重新阐释儒家经典，给予贸易和营利较好的地位。
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译注：见徐松辑，刘富曾等重订，《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缩印本，1957年），第八十六册，《职官四四》，页三三七三下。
高宗寻求商人的协助组成了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政府不但投资改善南部海岸线上的港口，并浚宽运河以利远洋船只通航，而且为商人盖了许多货栈。同时政府也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约10英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
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从11世纪末的50万贯铜钱，在12世纪初暴增至100万贯，而于12世纪中叶到达了200万贯。（1000铜钱用一条细绳串在一起，称做“一贯”，为宋朝官方汇兑的单位。）为了鼓励百姓基于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宋朝理学家重新依据圣贤的经典开始讨论营利的优点。陈淳在《北溪字义》这本12世纪理学的辞汇中说：“货财亦是人家为生之道，似不可阙。但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若出于诡计左道，不当营而营，不当取而取，便是利。”参见WingtsitChan（陈荣捷）、trans。NeoConfucianTermsExplained（陈淳，1159—1223，《北溪字义》，）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1986，页136．北都沦丧，迫使宋朝迁都南方展开新的生活后，中国人的前途彻底改观。这些流亡者被迫
背井离乡，反而感到更为自由，对周遭的改变和旅行的态度也较开放。另一方面，因为可耕地变少，大量人口投入商业，涌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在13世纪末，杭州有将近100万的人口，就像马可·波罗（MarcoPolo）在旅游当地时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它有12个主要的城门，”马可·波罗指出，“每一个城门所包含的市区……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虽然位于杭州最南端的高级住宅区里，有着围墙环绕的花园和壮丽的园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狭窄的竹造或木造楼房中，有时甚至一个屋檐下住了10个家庭。为了满足这些平民大众的饮食，在中央市场每晚都要屠宰数以百计的猪只，而驳船每天运送数以吨计的蔬菜、米谷、腌鱼到城里。就像杭州人说的：“东菜，西水，南柴，北米。”
变戏法的、说书的，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平底的彩船在运河上悠游着。这是一个欢娱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恣纵情事。新奇的商店里，贩售着假发和装在笼子里的蟋蟀，以及驱蚊的薰香末。御道两旁，到处是茶馆，有钱人在这里啜饮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们有意愿，也可以上楼走进厢房，在镶金的红灯笼照耀之下，享受“乐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欢愉之中。即使放弃了北方各省，来自西边和北边强国的压迫，还是使宋帝国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宋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它防御以陆上为根据地的敌人。
而户部尚书章谊在当时解释说：“今朝廷暂驻浙东，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胡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顾岂可无守御之备哉？守御之备，莫如舟师……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是二者固可以夺金人之所长矣。”参见LoJungpang（罗荣邦），“ThedeclineoftheearlyMingnavy”，OriensExtremus，5：2（1958），页502，转译陈克，《东南防守利便》（1131）（《学海类编》本，1919年辑），卷三，磁28—29。
译注：查陈克该书该卷，并无相关文字。章谊的奏章，见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第六册，卷三三四，页四三四五。
国内的河流和运河的系统，原本的作用在于供应整个帝国所需的商品，如今成为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是北边的防御线，海岸则是东边的防线。宋朝水师从商船和海岸巡逻艇组合而成的杂牌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有效能的战斗舰队。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将官（译按：统制、正将、副将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将官15名和士兵2。1万人；而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将官20名和募兵5。2万人。在13世纪初期，宋朝水师控制了从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并在中国的主要河川内巡弋。船只的总数到达6000艘，最大的有24英尺宽，乘载42名人员。所有战舰皆备有撞竿、抛石机、各种从抛石机上发射的火器、防护板墙与射击装备。
由于皇帝提供奖金鼓励在船只设计上做革新，因此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新船，以及水师的火炮；其中发展了10种不同的远洋大帆船、10种不同形式的战舰，以及渡船、水船、客船、马船、粪船，另外还有12种特殊船只。关于宋朝的水师，见《宋史》，卷一八六，页8—9；吴潜，《许国公奏议》（1231—1260）（《十万卷楼丛书》本，刻于1876—1892年，卷三，页五）。伴随着创新而来的，是开放的心胸。中国学者对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放弃了高姿态，除了研究阿拉伯和印度在航海技术及地理学上的贡献外，也陆续改良了本身的星象图和航海图，还研究外国的潮汐及海流。不但如此，他们还发明了航海用的浮水南针。高宗时代有位名叫莫汲的太学祭酒，从这位严谨的儒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探险家的诞生。莫汲定期休假，出海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关于莫汲的出海探索，见周密，《齐东野语》（《学津讨原》本，1805年刻，卷十八，页三。译注：据《齐东野语》，卷三，“莫子及泛海”条载莫汲出海云：“〔莫汲〕后为学官，以语言获罪，南迁石龙。地并海，子及（莫汲之字）素负迈往之气，暇日具大舟，招一时宾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将至北洋，海之尤大处也。舟人畏不敢进，子及大怒，胁之以剑，不得已从之。及至其处，四顾无际。须臾，风起浪涌，舟掀簸如桔NE9C0，见三鱼皆长十余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鲶状，其二状类尤异。众皆战栗不能出语，子及命太白连酌赋诗数绝，略无惧意，兴尽乃返。”
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远洋商务帆船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120英吨，以及水手60名。最大的船可载300英吨的货物加上500至600名人员，而且拖着救生艇。在设计上，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以便在海上航行时能够乘风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间都空下来，以增加航行的速度。在船的中央部分有3个独立的船舱：最前面未铺设甲板的舱房，用来设置厨房和储水仓；中间舱房则分成4个隔间，用来堆放货物；后面的舱房则配置了很多窗户，作为军官和商人睡觉的地方。这种船配备了超出船尾外的尾舵、100英尺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