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1-重走长征山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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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陇南经岷县到陇西，然后夜行定西，再到固原，然后再向东夜行到陕西庆城，总行程上千公里，海拔在1500米～3000米之间。这一线属黄土高原山地，自古是以汉民族为主的生息繁衍地。据我观察，进入甘肃后，除甘南藏区外，从文县开始，一路北上经陇南、武都、岷县、宕昌、陇西、通渭、定西、会宁、隆德、固原直到华池，植被都不好。
那么，过去的情况又如何？翻《汉书•；地理志》有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如今的天水、陇西、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18个贫困县，“民以板为室屋”是如何变成“万丈厚土、寸草不生”的呢？
记得过陇西时，正是黄昏。太阳徐徐西下，我翻上城北的高岙，千山万壑无声无息，山下的陇西城沉浸在金红的静谧中。高岙上风很大，身边整齐的杨树哗哗地响，一看就是人工种植的。顺山岙往下延伸，树消失，除稀疏的庄稼外，层叠起伏的山峦只剩荒凉。从岷县起，我所经过的每一条河流都已干涸。
一首遥远的歌在心中回响：
我从陇上走过，
陇上一片秋色。
田里稻谷飘香，
风来声瑟瑟，
微笑写在脸上。
蓝天，多美丽，
点缀着白云几朵，
青山不寂寞，
有小河潺潺流过……
这是20年前，张明敏声情并茂演唱的《陇上行》。我不知那穿西装的小个子歌唱家到陇上来过没有？
此时，我正站在传统“陇上”的中央。在我眼中，从陇西到会宁，山势平缓，田野整齐，但河里就是没水！不敢想像，这些土地如果放在重庆，会长出怎样的庄稼来！看着那些在陇上夕阳下劳作的人们，我心里突然充满感动。
早在公元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陇西就成为全国36郡之一。作为秦汉文化、唐文化的发源地，陇西既是地域概念也是历史概念，同时还是李姓的发祥地，全球超过1亿的李氏后裔对陇西情有独钟。直至清代分置陕甘总督设甘肃省后，甘肃的政治文化中心才于1669年从陇西迁至兰州。
从陇西经定西到会宁，我横穿甘肃中部来到西海固南缘，这一带的干旱令人惊心。它自古就这样吗？据著名教授史念海考证，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后汉书》载：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厥田为土，且沃野千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1929年对这一带考察时，断定今天的干旱区当初为森林，深叹“我民族摧残森林的可怕”。
这一带，恰恰也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带。胡先生认为，此线以西包括甘肃、新疆、内蒙、陕西、宁夏、四川和云南西部等省区在内，人口不能超过6000万，如今仅甘肃、陕西两省已经接近这个数字。责任在谁？此外，我们习惯于把板子打在近几十年来的某些蛮干上。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就开始了。秦和西汉都积极推行“实关中”和“戍边郡”的移民政策，移民范围包括陇西在内的黄河中游。当时移民量之大，仅以《汉书•；地理志》所载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为例，现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泾（河）、渭（河）、洛（河）上游地区，总户数就达50万，合计达240万人。而当时被称为“膏壤千里”的关中八百里秦川，自周秦以来农业即高度发达，且有郑、白渠灌溉，总计也不过50万户。垦田增加，人口增多，生态恶化，导致汉武帝后，黄河下游的水患越来越严重。至唐代，黄河里的泥沙愈来愈多，终于戴上了“黄”字冠。生态破坏自元末又掀起新浪潮，使陕甘地区开始由畜牧地向农耕地的大转移。苍茫广漠的森林草原一经开垦，骤然呈现一片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明清时局稳定之际，开垦耕地成风，最后几乎无地不垦了。相伴而来的是，西北林区涵养哺育民众的众河流，含沙量急剧增加。进入20世纪后，生态恶化加剧。而对森林的开发超过了森林自身的恢复能力，植物只能向灌丛、荒漠草原发展。汉以来，森林砍伐持续了上千年，这一带已无林可伐，何来“民以板为室屋”？
事实上，1935年红军走过的这一带山地，植被和地貌与今天没有大的差异，兴许更差。近十余年来的封山育林，使这一线不少地区冒出了新绿。
愿陕甘宁千山万壑的树与草，永远造福那里的人民！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俄界（1）
历史之险——“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5年9月1日，率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巴西的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为促左路军北上，电张国焘“速过草地”。9月9日张改变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同日，中央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当晚，张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
中央当即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磋商会，决定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是日夜半从巴西出发。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接部下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大吃。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前面追赶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的意见，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巴西以北一个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十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在遵义会议已被解职的“三人团”成员、德国人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还一边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
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毛对李特解释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李特根本不听，激动地斥责毛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李特的态度激怒了一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大骂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李特待要发作，李德以为他要掏枪，上去把他紧紧抱住。
这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我们都是红军，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一方面军要教训李特。毛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同日，中央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并发给四方面军。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惟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９月１０日
毛泽东率队继续北上。9月11日进入甘肃；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境）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此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未向全党公布。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改变原去川陕甘的计划，拟经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到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会议还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央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陕甘支队8000人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右岸，向岷山要隘腊子口前进。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俄界（3）
俄界：山寨仍然很安静
一
我顺着达拉沟峡谷溯流而上30多公里，来到俄界，一个宁静的藏族村庄。这里海拔2500米。已经是6月的中午，虽太阳高悬，但气候凉爽。站在村头水泥桥上，四周古木参天，经幡猎猎。脚下白龙江源头的达拉河，翻滚着咆哮而过。
寨口柴禾堆前站着一人。
这是个30多岁的藏人，对我的到来视若无睹，眼睛眺望着远方的森林，不知在想什么。经交谈，知道他叫年秀，但说汉语很困难。于是干脆问：知不知道毛主席原先住哪里？“毛主席”三个字他听懂了，眼睛一亮，说，毛主席？就住我家，我带你们去。
跟着他沿石板路拐几个弯，来到俄界会议旧址。旧址外壁像土窑，内里全由木板镶嵌，连天花板也是粗大的木料，因年代久远，已被烟火熏得黑油发亮，像刷了一层漆。年秀说这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至少200年了。”他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屋内约四五十平方米，粮柜、神龛、碗柜、火塘、仓库……年秀一一指点给我们看。“毛主席，就在这里，开会。”问他开的啥会，他笑，“我说不来。”
1935年9月12日上午，党中央在这间土屋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和李德。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后，部队在森林中集合，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土窑屋外是一幢全木结构小楼，上书“毛主席旧居”。顺陡峭楼梯往上爬，上层即居室，正中挂一张毛泽东建国后在北戴河的相片，相片下置一方桌，摆3本留言簿，最大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留言全用毛笔书写，落款最早为1975年。粗翻，访客来自全国，新闻界人士很少。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红军精神万岁”6个大字，落款“重庆晚报张卫、冉文、刘英努”。
年秀告诉我，村里让他看守旧居，因为这是他家祖业，每天补助3元。问他：“就这样一直守下去吗？”他笑：“说不来。”
三
“迭部”在藏语中是“大拇指”的意思。传说有位神仙用大拇指推开了原本环绕此地的大山，让当地人走出了闭塞。迭部地处白龙江上游甘、川交界处。白龙江东西横贯全境，达拉沟位于白龙江以南。说是沟，其实是一条大峡谷，峡谷里奔腾着水势很大的达拉河，其上游在四川境内称包座河。沟两岸乱石穿空，古木参天，沟的南端与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接壤。此地属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惟达拉河可通甘、川，亦使达拉沟成为甘、川天然通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以及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取此道。
从俄界去沟口，最惹眼的是沿河生长的古老杨树。其树干比我当年在云南老林里见过的所有大树都粗，它们三五棵或七八棵聚一块，绿阴可覆盖几百平方米，小树三五人合抱，大树要十多人才能合抱，无论四川剑阁的张飞柏还是陕西黄陵的古树，讲分量都不能同这些杨树比。这里怎么会有这些树，而且沿河整齐地生长？突然间我明白过来，作为川甘古道，它是古人栽种的行道树啊！五百年，还是上千年了？
离沟口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寺庙紧邻公路，公路边空地上搭建着一座硕大的帐篷，一群红衣僧人排成一字队形，正在传递砖头。我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热情回应着。这时，一个胖胖的僧人走过来，30多岁模样，普通话说得很标准。胖僧告诉我这座寺庙叫沟吉寺。我问有多大。胖僧说大概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突然，他说：“今天我们的活佛来了，要不要去见见？”我吓一跳，这可是没敢想的事，“能见吗？”我不懂宗教规矩，怕有什么闪失。胖僧说可以见可以见，活佛是很欢迎客人的。
活佛清瘦，端坐帐篷正中一张很大的木椅上，旁边是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僧，前面的地毯上摆满了水果和包子，有些蔫了。我照着电视里那样，双手合十对活佛行礼。活佛说坐吧坐吧。帐篷中只有活佛屁股下一把椅子，我就靠他身边的地毯坐下来。抬眼看活佛，无法判断他的年龄，这些如神仙般的高僧，年龄一般来说是个谜，譬如你可以认为他有90岁，也可以说只有60岁。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俄界（4）
活佛问，从重庆过来采访红军？他口音有很浓的川味。我说是的。活佛笑，采访到了吗？我说不太好找，但还是有几个。活佛说，我们这里叫达拉沟，“达拉”在藏语里是“虎穴”，这条沟是川甘藏区惟一便捷的通道，“当年红军找这条道找对啰。”正说着，一位僧人将哈达递给活佛，胖僧对我说快起来接。我赶紧起身，活佛已经将哈达戴到我脖子上。这是一条橙黄色的哈达，我想怎么不是歌中唱的“洁白的哈达”呢？后来到了腊子口，年轻的藏族副乡长曾莉告诉我，橙黄哈达是献给尊贵客人的。
趁戴哈达的机会，我问胖僧，活佛叫什么名字。胖僧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一串汉字：俄王罗让丹巴热杰……“你们就称他丹巴活佛吧。”待我重新坐定，丹巴活佛说，他这次是从四川过来讲学，每年都要过来两次，“其他时间我住在四川。”我对佛事不懂，不敢多问，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