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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4511-重走长征山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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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业生产的葡萄酒,据国内酒业权威专家李桦讲,可与法国波尔多媲美;还有青豌豆,小金的是最好的,远销成都、重庆。至于红色旅游,国家已投资10多个亿打巴朗山隧道,一旦贯通,整个大九寨的西环线就全活了,你们从重庆过来也就大半天时间,那时,小金的面貌将会是全新的。”    
    三    
    小金天主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民国八年(1919)兴建的。整座建筑坐西向东,四合院落布局,由经堂、东侧厅堂、北侧厢房三部分组成。墙上砌有基督、十字架及几何图形装饰,有三道券拱门。左右两墙均开有五扇西洋式券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室内有大木柱十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1935年6月,天主教堂成为中央机关所在地。    
    夜宿小金当晚,我独自去教堂。教堂静谧,不远处闪烁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霓虹灯。山下是小金川的激流,一轮月亮斜挂天空。我突然想到了佘廉霭,在多少个孤星冷月的夜晚,黑衣布履的他,是否想过故国、亲人?能在异国他乡忍受长期的孤寂,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境界!    
    没想到第二天,我真遇到了另一群有境界的人。    
    同样在天主教堂,我巧遇香港“长征助学步行团”。团长叫梁建华,去年10月,梁率团从江西瑞金启程,至今已7个多月,步行了5300多公里,募集助学善款1600多万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到陕北吴旗。”梁说。    
    梁接受我采访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能和我谈政治。”我一愣,尊重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个瘦削高挑的男人,49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家大公司的电脑软件设计师,“为了长征助学活动,我已把香港的工作给辞了。”梁的团员告诉我,他辞去的是年薪百万元的职位,“我们中不少人都辞了工作,就为来走长征路。我们甚至还学会了唱长征组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梁告诉我,以步行方式重走长征路,最初的萌想是2001年,“那年,宋庆龄基金会在凉山资助了10所小学,这事让我很激动。能不能把活动搞大点,资助更多的学生?于是我和朋友们商量,没想到大家热情都很高。”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著名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共同发起这次“长征助学”活动。“我们的启步仪式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呢!”    
    梁介绍,全团固定成员2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70岁,每个团员除要缴7万元旅费外,还必须缴纳8万元以上的助学善款,“我们的计划是募款2020万元,用于资助我们长征路上所经过的101个县的101所长征苗圃希望小学,”梁说,“现在已经有50多所学校获得了捐款。”    
    据介绍,团员们每天清晨即打点行装,闻鸡上路。每天走30公里,每6公里休息5分钟。团员中66岁的宗光耀曾是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原副主任,算是步行团里最大的“行政官员”;领队张远文,曾做过10多年的国家级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刘翔的前辈。1974年,作为一名中学生,张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比赛中夺得110米栏冠军,这是我国中学生在国际田径短道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我们的总行程是8300公里,需要305天,将于8月15日达到吴旗。”谈到步行长征的艰苦时,梁认为最难忘的是在贵州西部大山上,“天黑了,下雨,目的地还不知在哪里。大家又冷又饿,但你总不能蹲在地上不走啊。于是互相携手,你搀我扶,鼓励着,就这样,我们在泥泞中走了半夜,终于走进了灯光。那种感动,我从没体会过,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辞掉百万年薪的职位来走长征路,你真不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人的一生,有些事不是钱能平衡的。这300天的步行,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梁大声回答,眼圈忽然红了。    
    我一时不知再问什么。


第三章 雪山草地抚边乡(1)

    历史之误——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报社记者    
    抚边乡旧属底木达县,现位于小金县抚边河左岸,境内有粮台老街、万里城和象鼻山等,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乾隆三十六年(1771)金川战事再起时,大将军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率师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抚边是小金川门户,清军在这里遭到藏军顽强抵抗,1773年温福战死于抚边象鼻山,另有2000清兵阵亡。清廷震怒,换帅增兵,加大了对大小金川的强烈攻势,以致血流成河、万户萧疏。    
    时隔一百多年后的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以及上百件文物。但长期以来,抚边一直在媒体关注之外,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国外如索尔兹伯里等,都将抚边边缘化了,以至于我成为红军过境70年后,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报社记者。    
    抚边:有一种幸福你永远不懂    
    一    
    我到达抚边乡前,报社已有同仁打电话给我,说我身后有不下5家报纸和两家电视台也在走长征路,让我抓紧点,“另外,还有一队马来西亚老兵的越野车队,也在走长征路。他们追得很紧呢!”    
    我想,抓不抓紧要看采访对象的厚度,真要讲快,我一天就可以撵到甘肃腊子口去,可那还有啥意思?    
    但抚边乡我却差点错过了。从小金到抚边,沿抚边河向北走。上午,山谷里的太阳实在太好。自跨进小金境内,没有一天不阳光明媚。这也印证了靳东的话,小金的日照全国少有。山谷右边是次生林,树不大,但茂密、整齐。后来在马尔康,州林业局高工周天乾告诉我,原始森林与人工林的最大区别,不是看树的大小,而是看是否长得整齐,“原始林的树大小不一,人工林是统一栽的,大小差不多。”    
    抚边河左岸树少,不时冒出一片片农田。屋舍多藏式结构,碉楼却不多见。这条南北走向的河谷是当年清军南下大小金川的通道,每一步都曾洒过鲜血。阳光在山谷间一闪一闪,听着车中刀郎的《喀什噶尔的胡杨》,人在光影中就有些恍惚,不觉进入假寐,突然惊醒好像上天有灵,就那一瞬间,我蓦地睁开眼,车已经快从抚边乡穿街而过。我问小刘师傅这是哪儿,他说不知道。我抬眼向左边一瞥,一行红字一闪,我赶紧叫停车。下车一看,果然有戏。    
    那行字是“抚边乡红军旧址和古战场由此去”。    
    抚边老街远离公路。山上,四野开阔,山下是成片的田土。抚边古称粮台。“这儿是方圆百里的粮仓呢。红军当年在这里筹到几万斤粮,很了不起吧?”说这话的是抚边乡木坡中学原校长、现抚边“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的宣传组长郭贵忠。    
    3年前,抚边有9位老人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寻访了数以百计的抚边老人,终于将70年前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这段历史,恰恰在党史和军史中鲜有记载,众多作家、记者却长期忽略了抚边。郭贵忠对我说:“你们是来抚边的第一家报纸,我要感谢你们!”    
    其实,更该感谢的是这9位可敬的老人:郭贵忠、刘顺忠、李太富、马林发、马树才、姚碧诗、罗秀品、金吉华、彭兴德。    
    二    
    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住进破碉村罗茂才家。罗当年40余岁,务农。罗听战士们喊长衫者“先生”,便跟着喊,后来才知先生姓毛,叫毛泽东。    
    郭贵忠强调,现在的影视作品表现毛泽东长征时,要么穿军装要么披军大衣,“事实并非如此,罗茂才亲眼见到毛泽东在抚边一直穿长衫。”    
    毛先生待人客气,但他说的湖南话罗茂才和邻居们都听不懂,毛就放慢语速,用大白话给大家讲道理,“我们穷人要团结,要打倒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正说着,警卫员喊开饭了,罗见毛与战士们吃的只有包谷糊糊,就进屋端出一碗咸菜,毛先生不受,推不过,收了。后来离开罗家时,毛叫战士给罗留下两块大洋。罗的邻居赵海山见红军清苦,就问警卫毛先生吃不吃狗肉,警卫说不吃。赵没听,硬是把看家的狗打了,炖好后给毛先生端去,毛再三感谢。


第三章 雪山草地抚边乡(2)

    19日夜,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演节目,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雪亮。演出前,毛先生登台讲话,台下有一千多群众,“抚边乡能来的人都来了。”郭贵忠说,“毛先生怕群众听不懂他的话,说得很慢,最后说:抚边有志气的青年,请跟我一起北上去!”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的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抚边的老人们目睹这支军队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据郭贵忠们调查,当地共有61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三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参加红军后任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郭贵忠说,“我们没查到他们的下落。”    
    毛先生等中央领导在抚边住了一周后,带着部队北上去了两河口,留下一支300人的“打粮队”。九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我:“我们这里既然叫粮台,粮食就比别的地方多。红军打粮队在这儿共采集到粮食3万多斤,运到村民尹步真的水磨房去磨,尹家父子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磨完!”    
    村民徐广才父子懂中草药,先后收治21位红军伤员,治好20位,有一位因年龄偏大、伤势偏重,去世了。徐家父子把他安葬在云盘村自家坟地里。70年过去了,年年清明,徐家的子子孙孙遵从祖训,还在给这位不知姓名的红军上坟,“他们已经把那个红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村民刘兴海家曾住了6位伤员,将息半个月后,战士们要归队了,这时大部队早已走远。刘担心他们找不到路,竟带着战士们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梦笔山,走了一两百里,才在卓克基追上大部队。临别前,红军对刘说,老哥,没啥送你的,这两把军刀留给你作纪念吧。    
    我见到了那两把军刀,70年了,依然沉甸甸,泛着寒光。它的昔日主人,如今安在?    
    三    
    我行走在抚边粮台老街上,时光仿佛正在倒流:城隍庙的戏台快坍塌了,但“大清嘉庆五年”的字样仍然清晰可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旧居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漫画和石刻一如昨天……头顶太阳高悬,70年前火热的情怀似在身边涌动。“1986年,耀邦同志重走长征路时,曾回过抚边,他说他住的房子旁有两棵大树,不知还在不在。”郭贵忠指着一处院落里的两棵粗壮榆树说,“你看,它们愈发根深叶茂了,只是,斯人已去……”说到这里,老郭的眼睛又红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虽感念其诚,但自以为冷静得多。    
    老人们自办的红军文化室设在老街文武庙里。9位老人为我们唱起了《十送红军》,他们的歌声热烈而清亮。歌声中,郭贵忠对我说,“你刚才问我们是哪个民族,说实话,我们也说不清,在抚边现有的4800人中,人口排序是藏羌回汉苗,大多数人是乾隆爷打金川时留下的军士后代,原先的任务是戍边,这从一些人祖坟的墓碑就可看到,老家有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的,现在惟一的身份就是抚边人了!”    
    歌声仍在继续: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老郭说,“我们已把你们看成了亲人,大家想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们送行。”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不敢沾红军的光。歌声继续着。我看着这些因歌唱而脸色红润的老人,突然被感动了。他们是山野间微小的生命。多少年过去了,有多少人记起过亲人?他们却从来没忘记曾经的亲人。哪怕他们卑微,穷困,却没半句怨言,每个人都活得那么坦然,那么实在。    
    这是一种幸福。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你才能见到这种幸福。它透明得像空气,让你能够呼吸到;但你无法抓住它,它只属于他们。我毕竟只是匆匆过客,来了,又走了。因此我无法更深地体会他们的怀念与幸福。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一切都变成了回忆。我不知自己重新置身都市的尘埃中后,是否还能想起他们。    
    因此,他们的幸福我永远没法读懂。    
    告别时,9位老人把我送到村口,一遍遍握手、一次次叮嘱,“一定要寄报纸来!下次来时,请一定留下来,尝尝我们抚边的酸菜面块!”我们走得很远了,老人们仍在村口挥手,蓝色的藏衫在风中飘飘欲飞。    
    我心头一热。第一次,泪水洒在抚边滚烫的尘土中。


第三章 雪山草地两河口(1)

    历史之痒——“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193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抚边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此时,虽然红军进入了川西北番区,得以暂时休整,但敌情仍然是很严重的。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200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中央急于与张国焘“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从抚边来到两河口,这里是梦笔河与虹桥河交汇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镇外朝虹桥山的方向搭起了欢迎会场和帐篷。25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为示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冒着瓢泼大雨,在帐篷边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    
    因雨天路滑,张姗姗来迟,直到下午5点,才在30余名警卫员护卫下,翻过虹桥山来到两河口。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列队恭候。张策马直冲到毛泽东等人跟前。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张的自尊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于是翻身下马,同毛泽东等握手拥抱。在场红军战士欢呼起来,口号震天。    
    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的调查中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位战士发现四方面军的马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在韩素音的《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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