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1-重走长征山地-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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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的调查中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位战士发现四方面军的马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在韩素音的《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这样记录了毛张会面：“毛与张是老相识了。他们曾一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党的三大后，有12年间，两人不曾再谋面。尽管过去并无深交，但毕竟是久别重逢，表面上有说有笑，十分亲热。但是好景不长。”张发现中央领导人个个都不是他想像中的派头，回头看看自己，身材魁梧，满面红光，队伍整齐，威风凛凛。于是，张动了叵测之心。
“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试图从周嘴里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直接向周发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兵力？”周机智反问：“红四方面军还有多少人马？”张得意地说：“我们还有十万人。你们呢？”周说：“一方面军伤亡很大，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张听后认为，“一面方军只剩骨头了”，更感底气十足，于是在第二天的两河口会议上开始发难。会上，就红军今后的方向进行了激烈辩论，博古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是“麻雀钻阴沟”，张大为不满。会后，毛泽东劝说博古不要讲这样的刺激话……
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懋功两河口关帝庙里召开。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16人。会议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批评，进一步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会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毛泽东忍受了张国焘的侮辱，亲自与张国焘通宵谈话。但最终没有换来张的回心转意，此后张终于挑起了一场分裂闹剧。
党史专家称：“两河口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遵义会议。”
两河口：毛泽东“黑暗期”开始的地方
一
新历四五月间的重庆，菜市场里常有青豌豆卖。豌豆颗粒饱满、色泽鲜绿，一般4块钱1斤。主妇问菜贩：哪里来的？菜贩答：成都噻。据我调查，这所谓的成都，其实应指成都方向，包括阳光灿烂的小金两河口乡，均为重庆提供了大量青豌豆。
从抚边到两河口，陡峭山势逐渐平缓，快到两河口时，抚边河两岸呈大片开阔坡地，绿茵茵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下。坡地上种的什么，我不得而知。走进乡政府，接待我的是乡党委副书记黄连军（藏族），这是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读过大学，对乡上的情况了如指掌。黄介绍，全乡幅员1035平方公里，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乡之一，人口5100人，以农业为主，辅以牧业，有耕地8210亩，牧场数百平方公里，森林66万亩。其中青豌豆种植1633亩，产量四五百吨，“我们把它卖到了成都和重庆。你们吃的青豌豆，说不定就是我们产的呢！”黄笑着说。我问他快进镇时那大片种植的是不是青豌豆？他说是的嘛，“由于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近年农牧民收入有所增长，去年达到1541元，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谈到今后的发展，黄称开发旅游资源是一个重点，乡上已经作出规划，包括“一址三沟”，即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的会址和虹桥沟、马家沟与霸王沟，“这些沟都有几十公里长，两侧森林密布、有山有水，借红色旅游之势开发出来，一定能吸引游客！”
我来到两河口会址。关帝庙外观十分气派，彩绘浓烈。黄连军说早年的关帝庙失火坍塌，现在的庙是重修的。进山门，除新修的大殿外，到处空空荡荡，左侧残存失火后的废墟，右侧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大殿后的山坡上，残留着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庙。“朱德总司令在这里住过。”黄连军说。小庙旁屹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有三四米高，白色。庙里的管理员叫曾天志，一个有点对眼的当地人。曾告诉我，塑像是当地森工局遗留的，“他们不好处理，我们就把老人家请了过来。”这么高大的塑像，应该是文革高潮时的产物，毛泽东穿中山装，目光炯炯，意气风发，是他建国后威信最高时期的形象。
第三章 雪山草地两河口（2）
这一时期大抵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坦吐言“心中最黑暗的时期”，即与张国焘在阿坝时的斗争。两河口无疑是毛几十年后最难忘的地方之一。
1960年10月，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老友斯诺。在毛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他友谊最深的一位。1936年，年轻的斯诺冒险来到延安。在昏暗的窑洞里，毛与斯诺彻夜畅谈。24年后的重逢让双方都激动不已，毛和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9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斯诺回忆道，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但斯诺仍以他的职业敏感，觉察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了，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建设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损毁。”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他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回答说，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难怪，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韩素音在《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指毛泽东）。张国焘曾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
1916年，张国焘从江西萍乡考入北大理工预科。两年后，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北大等级森严，先生中除了李大钊有时和毛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的自尊心遭受极大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
半年后，毛泽东选择了离开。又过了3年，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都出席了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可以说，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三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在北京长谈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8万红军的领袖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长征已经过去70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成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很多原因，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成为真实的见证。
1979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我清楚记得，这消息登载于新华社《参考消息》不起眼的角落，消息用词是中性的，其中有个细节说张因多年瘫痪，不能翻身，当晚盖在身上的毯子滑落地上，他没法捡，结果被活活冻死。那一年，张虚岁83，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是83岁去世的。我对这个消息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招工干部，正在大巴山的通南巴一带招收滞留当地的重庆知青，走了许多乡镇，看到不少村庄的房前屋后和高山悬崖上，仍保留着红军时期的标语，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张国焘当年在这一带的巨大影响。
今天，浩如烟海的史料，对这段历史已经作出诸多判断，但大多属政治学意义上的，很少从地理学或汉民族生存特点作剖析。作为汉藏文明的分界线，大渡河谷在丹巴分路后，向东北方向延伸的线路即原松潘大草地。其实，当年非但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许多高级将领也意识到川西高原不适合红军生存。如四方面军到茂县后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观察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以致在此后“北上南下”斗争的漩涡中，徐身心俱疲，内心里，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行动上又无法抗拒张国焘。
站在两河口的关帝庙旁，我思绪如蓝天下迅走的白云。
遥远的天际有一座闪亮的雪山。“那是四姑娘山吗？”我问。黄连军说不是。我说许多红色网站都说在两河口可以看到四姑娘山。黄说肯定错了，请你一定纠正谬误，“那座山叫霸王山，主峰海拔5551米，它正与我们要开发的霸王沟相连，再过几年你们来看，那里的风景又是一绝！”
我还能回来吗？70年了，当年斗争的当事人再也没回过这里，只有一批批虔诚的访问者不断前来，企盼能找到更新的佐证，却恰恰不能。在今天两河口镇的上千居民中，没有一个是当年的见证人。
70年，可以改写多少沧桑！
第三章 雪山草地红原日干乔（1）
现实之痛——沼泽为什么会变成草原
1960年，红原建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红原”，意为红军经过的大草原。红原幅员8400平方公里，人口3。8万人，是阿坝州惟一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纯牧业县。红原县县委干部陈中平告诉我，现在全县有近50万头牦牛，是整个青藏高原牦牛最多的县之一，从1995年起，每年7月这里都要举办牦牛文化节，盛况空前，影响广泛。
这盛况，我不知究竟是祸还是福。
1935年8月15日，毛尔盖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杨成武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26日到达班佑。至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当年红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要穿过现红原日干乔大沼泽。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3300米以上，沼泽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人行其上，稍有疏忽就可能遭灭顶之灾。红军过日干乔时，有不少年轻战士被沼泽永远吞噬；在整个若尔盖湿地，红军三大主力约有一万多将士长眠于此（主要分布于日干乔、镰刀坝、包座牧场和班佑等）。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史上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描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那么，当年中央红军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我，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过草地也照样会饿死人。杨继宗认为：“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10天所需的10～15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哪来补给？加上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了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有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能饮用，行军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亦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高原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300多米的草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８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的红军袭来。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冻得僵硬的战士尸体。
这就是1935年的日干乔大沼泽。但50年后，在索尔兹伯里等中外作家眼中，它已经成了青草葱郁的大草原，索氏等甚至是带着讴歌的语调来赞美。又过了20年，日干乔乃至整个阿坝上10万公顷的沙化土地，让诗人们的歌喉失语。
但我无法失语。
建国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向沼泽要牧场，当地政府组织人们开沟排水、改植牧草等，加之全球气候转暖，沼泽自然趋干，面积日益缩小。现日干乔大沼泽水位下降1。2米，原先的湿地大多变成了草原，有些草原正在出现沙化。中外湿地专家考察后指出，如果这片湿地消失，美丽的日干乔将变成沙漠，成都将直接遭受沙尘暴袭击，黄河将成为真正的季节河！
红原日干乔：亚洲之肾有外伤
一
从马尔康东行去刷金寺，梭磨河两岸青山含翠，云气缭绕，不时能见到静寂的藏寨散落在秀丽的山水间，石制的建筑如嘉绒藏族的历史一般古朴厚重。翻过海拔4200多米的鹧鸪山口，下山就是刷金寺。我们停车加油，然后找到一家挂着“内江食店”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