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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4498-李宗仁回忆录(精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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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苏联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欧战爆发后(4)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字来报答“知己”为最高德性。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张自忠死后,我方虽损一员能将,然敌在随枣一带,终不能得逞。各路敌军与我军均陷入胶着状态。    
    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乃在6月初再度增援,舍开五战区正面,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采取攻势,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6月1日,敌人一度侵入襄阳、樊城。经我们自外线反击,敌人不敢死守,乃将襄、樊焚毁一空,于6月2日向南窜撤。我军乃于6月3日连克襄、樊与枣阳。唯六战区方面之敌,于6月14日侵入宜昌,据城死守,我军屡攻不克,宜昌遂为敌所有。    
    自此我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岭,改走巴东一线了。    
    敌人虽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带,我军对其威胁始终无法解除。1940年9月我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对宜昌之敌发动反攻,以牵制其兵力。故敌人对随枣一带我军根据地,终视为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是年11月,汪兆铭在南京组织的伪政府正式获得敌方承认。敌人以军事配合政治,又以几师团兵力再向随枣地区进攻。自11月24日至30日,经七昼夜的苦战,襄花路上敌遗尸数千具,仍一无所获而返。    
    敌军在随枣一带三度受挫,心仍不甘。1941年1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敌军共约七个半师团,重炮一联队,战车三百辆,飞机百余架,在豫南集结,企图沿平汉路北犯,打通平汉路。1月25日,敌军自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犯,与我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豫南鄂北会战”。    
    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这样,敌我双方数十万众,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敌疲于奔命。敌军徒有最优良的配备与训练,终莫奈我何,士气沮丧之极。我军得机即行反攻,足使敌军落胆。2月4日我军一度撤离南阳,敌军窜入之后,亦不敢守,6日即自南阳遁去。鄂北敌骑兵一度曾窜至离老河口仅三十里的地区。老河口虽只有一个特务营驻守,我谅他不敢前来。无奈参谋长王鸿韶为人谨慎,力主将长官部迁往襄河西岸暂避。我也认为此时没有与敌军玩“空城计”的必要,遂率长官部渡河。旋即迁回。是时敌军因已陷入我军包围圈,不敢恋战,南北两路一时俱退。豫南、鄂北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珍珠港事变后(1)

    第五十七章珍珠港事变后之五战区    
    一    
    自1941年2月豫南、鄂北会战结束之后,直至1943年秋季我离开五战区,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止,前后约两年多的时间,敌人均未敢再犯五战区,使我能彻底整顿本战区的部队,预备反攻。    
    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机偷袭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事,美国和英法同时对日宣战,欧亚两洲战火终于烧成一片。我军抗战四年,至此骤得强大盟国加入对日作战,抗战必胜信心于焉确立,军心民心的振奋,实前所未有。    
    1942年春初,蒋委员长为应付国际新局势与调整各战区的部署,又召集各战区司令长官赴陪都开会。这次会议,仍与欧战爆发后的会议相同,各将领许久未见,大家乘机在重庆互相对国内战局作一番检讨罢了。    
    会毕,我又向委员长请假十天,返桂林原籍省亲。此次返桂林,各界欢迎热烈如前,唯老母年高体弱,已十分衰迈。我在两江墟故宅住了一星期,不得已又回桂林,预备飞渝返防。孰知重庆派来的专机,或系因天气关系,迟迟未到。我因自思与其在桂林闲住候机,不若再返头承欢数日。不意刚回至村中,桂林便来电话报告,飞机已到。然此时我忽发觉老母病况突然转剧,遂不敢离开,终夕在榻前伴侍。是日夜半11时,慈母遂瞑目而逝,享年七十有六岁。子欲养而亲不在,悲痛曷极。乃急电中央续假十天,在家守灵开吊,遵旧制成服,亲视含殓。中央自林主席、蒋委员长以下均有唁电,地方各界均派专人前来祭奠,备极哀荣。    
    家母丧事之后,即赴桂林,乘中央特派的单人飞机径飞重庆。当飞机飞至湖南芷江机场,预备着陆加油时,自天空俯瞰,机场上不见一人,四周一片死静。我下机后,始知敌侦察机三架曾来芷江机场上空侦察,许久始去。我机着陆离敌机飞去时,相去尚不足三分钟。真是“失之交臂”!否则我们一定被打得机毁人亡了。实是侥幸之至。    
    回到老河口,立刻便又恢复到日常的紧张中。前章已略说过,五战区自迁到老河口,我为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并使各种不同系统的部队官长有机会互相观摩和认识起见,曾向中央建议在老河口郊外一小镇曰杨林铺,创设“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我自兼班主任,副主任一席则由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轮流担任,队长、副队长则由各军军长或副军长充任。调各军中校官以上官佐前来受训。我们训练的科目都是部队中所急切需要的,不像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只着重繁文缛节。白天由专才教官讲授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晚间则举行小组会议,由各级部队官佐互相检讨战地经验,以及切身需要改善的各项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供长官部参考施行。至于我,白天上课讲解做人之道和将兵、将将方法以及指挥作战经验,每晚我并亲往各小组旁听。与会学员均能尽所欲言,使我于察言观色之中,充分了解各将校的品性,而对各军的情形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受训学员因我能虚心而诚恳地和他们接近,所以对我也能竭诚拥护,足使本战区之内上下关系直如水乳交融,毫无隔阂。然我身为司令长官的,却因此日无暇晷,黎明即起,深夜始睡,忙迫不堪。不过眼见各方进步,成绩斐然,亦殊不以为苦。如此紧张生活一直继续到1943年秋冬之交,我奉命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时,才告一段落。    
    二    
    我自从抗战初起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起,至1943年解职时止,凡六年之久。前后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这些部队中,除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是我亲手训练的部队,指挥起来比较方便之外,其他部队的系统极为复杂,指挥殊属不易。其中尤以所谓“嫡系”“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郭忏等部为甚。他们只听从委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其实所谓“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各级军官均自恃是“天子门生”,有直接“通天”的本领,大家效忠于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蒙混委员长,使最高统帅对部队的实际情形毫无所知。这种部队能不能作战,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战区中,除我直接训练的广西部队和所谓“中央军”之外,半数以上都是一向被中央当局歧视的所谓“杂牌”部队,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如张自忠、庞炳勋、孙连仲、刘汝明、孙桐萱等部原属西北军系统,为冯玉祥所一手训练,底子并不差。不过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系统瓦解,部队零星流散。虽经中央收编,然因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的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番号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自然无法表现其战斗力,同时军纪亦易废弛。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珍珠港事变后(2)

    我早已看出症结的所在,认为各部队指挥官中,不乏血性汉子,都有与敌寇一拼的决心。如用之得当,都是生龙活虎的劲旅,所以自始至终,我对“杂牌”部队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们的困难,也了解他们的战斗力量。作战时,量才器使,断不责其所不能。平时待遇和补充,各部队完全平等。同是保国卫民的将士,在本战区内断无轩轾之分。因此这些久经忧患和歧视的部队,一旦入我指挥系统之下,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与安全。人非木石,坏人究属少数,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玖,所以我指挥下的“杂牌”部队,人人皆有效死之心。然后我再视其作战能力的强弱而善用之。故而这数十万残破不堪,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在我指挥之下,均能如臂使指,各尽所长,与最优势的敌人在黄河以南,大江之北,纠缠数年,且迭获胜利,自信殊非偶然。忆徐州战后,委员长检讨战绩,曾惊讶地向我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杂牌”部队中,除西北军旧部之外,尚有“川军”邓锡侯、王缵绪、杨森等集团军约十余万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我身为司令长官,处处设法弥缝,并以大义相责,要他们先国难而后私仇。所以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    
    此外如旧东北军于学忠、缪澂流两军,及旧直鲁军徐源泉部,前章皆曾加以叙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俱将永垂史册。    
    这些部队中,有几件小事,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便是1938年韩复榘被处决之后,他的卫队旅旅长吴化文忽率部投敌。吴旅为韩部配备最佳的一旅,后受北平伪组织收编为伪军。抗战胜利后,吴部向中央投降,为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所收容,驻于兖州。后吴部为共军所围,苦守数月,迭向王耀武乞援,无奈王氏又实行中央借刀杀人的故技,不予援助,吴化文愤而投共。嗣后,吴化文竟为共军的先遣部队,进入南京。    
    另一事便是抗战中期,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驻于豫东黄汛区,因久受中央歧视,并对抗战前途悲观,乃暗中派员与日军联系。事为中央侦知,乃密令副军长高树勋诱友三而杀之,并升高为军长。树勋恐军心动摇致为敌所乘,乃自黄汛区西撤,进驻汤恩伯防地。恩伯竟秘密设一陷阱,拟将高部包围缴械。孰知高树勋十分机警,仓皇逃至五战区。然中央仍蓄意消灭他,故意扣发军饷,树勋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中央调高军沿平汉路北上,归孙连仲指挥,与共军作战。高部乃不战投共,我方也就永远无法打通平汉路了。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六十八两个军),在抗战末期也发生了一点小麻烦。孙部原驻防豫西南阳。1943年夏,中央忽令孙氏率领三十一军移防第六战区,在长江南岸驻防。然而孙部将士都是北方人,其主食品是面食,对江南的气候亦不甚能适应。且鄂西多山,原驻军足够御敌,三十一军殊无增防该区的必要。再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杂牌”部队久仰大名的、主张消灭杂牌军的人。故此令一出,第二集团军上下哗然。他们都知道中央此举不是为战局着想,而是别有用心。    
    连仲是个老实人,奉命之后,心虽不愿,还是预备率部前去。可是三十一军将士都不愿移动,纷纷来我处请愿。我当然深知中央用心,更未便代为申请收回成命,只好劝孙部将士服从命令。好在胜利在望,不久大家皆可解甲还乡。三十一军不得已,只有遵命开往鄂西。    
    但是中央对孙部仍未尽放心。抗战胜利后,中央发表孙连仲为河北省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但却要连仲将所部第三十一军交胡宗南指挥,连仲本人则奉命带高树勋一军沿平汉路北上接收。不料高部突然“叛变”投共,孙连仲只身脱险,到了北平,一筹莫展,只得坐看华北陷入共军手中。    
    凡此均可看出当时中央当局的一群人器量是何等的狭隘,防范自家袍泽直如防贼。    
    三    
    五战区各种部队中,尚有一部颇值得一提者,便是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抗战期中,亦建有奇勋。    
    据说自民元鼎革以来,豫西的内乡、镇平等七县即以多匪著称。官兵不时来剿,亦属无效。1921年前后,西北军张之江部有秘书长某,系豫西人。因感于故乡糜烂,盗匪如毛,乃愤然辞职,还镇平县故乡,办理民团防匪。此人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原系一文人,但是他当了七县民团总指挥之后,却一本“治乱国,用重典”之义,大开杀戒。凡查出一家有匪,则阖户皆诛,因此杀人如麻,而地方匪患赖以肃清。此人头脑新颖,对地方革新建设颇为注意。如开水利、兴教育、放缠足等,百废俱兴。所以他杀人虽多而豫西人士对他却称颂备至。不幸他结怨太多,终为仇人刺死。此人死后,代之而起者便是别廷芳。    
    别廷芳为河南内乡人,原在民团内当班长,目不识丁。因其为人忠实能干,逐步升迁,其上司死后遂为地方商民推戴为总指挥。嗣后势力日盛,别氏随时可征调数万人上阵作战,俨然是该地区的土皇帝。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珍珠港事变后(3)

    廷芳虽一字不识,但是为人廉洁正直,凡事以身作则,对地方建设极为努力。办学校、筑水坝、修电厂、护道路,俱有成效。所辖七县之内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特盗匪绝迹,即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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