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98-李宗仁回忆录(精选)-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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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长官，盱衡全局，深觉前途未可乐观。当时在几处主要战役上，我方虽占有优势，但是旷日持久，情形势将逆转。
军事不可为的最大原因是将不专兵，士无斗志。当时在华北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是孙连仲，但连仲可以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已不存在。1945年冬他在新乡指挥北上的是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
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早已积愤在心。
马法五原是庞炳勋的旧部，炳勋年高退休时，马始代统其众。这一支“杂牌”部队又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的。
胡博翰部是日本投降之前不久，在沦陷区收编零星武装成军的，毫无作战力量。
今番高、马、胡三部奉调北上打通平汉线，和中共作战，在高树勋等看来，又是中央借刀杀人的毒计。因此，在10月底军次河北的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胡博翰则仅以身免。
自此以后，孙连仲在华北所指挥的，名义上，全系由空运或由海道而来的“中央军”。然而这些部队长官俱是“天子门生”，所谓层层节制，逐级服从，早已荡然无存。这种部队不但孙连仲指挥不了，就是蒋先生的心腹股肱也无法指挥。真是积重难返，无法改造。
再者，这些部队长官早已骄纵成性，醉心利禄，贪生怕死。他们对所谓“杂牌军”以及老百姓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对共产党则畏之如虎。白天深沟高垒，不敢出击，夜间尤不敢行动。因此除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十里之外可说都是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即以北平来说，除市区外，四郊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有时中央大员来平，想一游郊外的西山，我陪同出游也非带大批扈从卫士不可。
因此1946年春孙连仲坐镇保定，企图率领大军打通平汉线，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我深知华北战局的不可为是军队不堪作战。我想我如能有一两军真正可以作战的军队，如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等，任我调度，华北局面或可改观。为此，我曾商之于白崇禧，请他相机向蒋先生建议。白说，我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为事势所不许。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共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苏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窳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就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1946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是年秋季，内战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先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10月11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但因李文所部逡巡不前，未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向左翼延伸，截断共军“西窜”的退路，致战果未达理想，美中不足。
张家口是个战略地区，我军克张家口，便将在东北与华北的共军腰斩为二。当时中央统帅部估计错误，认为张垣既克，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必可次第肃清；关内隐患一除，便可徐图关外，中共将不足为大患了。
以故国民政府于张垣收复的同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召开制宪国大，蒋先生颇想再立一下军威，以醒国人耳目，因命陈诚携带亲笔手谕飞平，召集军事会议，企图打通平汉线。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北平行辕（4）
陈诚在抗战后便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1946年6月1日军委会撤销，国防部成立时，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就名分上说，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高于参谋总长，但是论实权，则军政和军令权概操于参谋总长之手。所以陈诚实是当时策划指挥“剿共”军事的实际负责人。
1946年10月9日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平召集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和军长、师长多人，以及行营高级将领的全部。
会议中，首由参谋总长宣读蒋主席手令，略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云云。陈诚读毕手令，即训话式地叙述今后用兵的方略，然后询问与会将领的意见。奇怪的是尽管大家面面相觑，孙连仲和李文等都说应该执行主席命令，于三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傅作义则以平汉路不在他的战区之内，未表示意见。
最后，陈诚始问我的意思如何。我说，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来打通平汉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实是梦想。我们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贸然用兵，不特平汉路打不通，恐怕还要损兵折将，为天下笑。
陈诚说：“德公，你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我说：“照我看，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说：“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我说：“辞修兄（陈诚），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说：“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你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我说：“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说完，我便要王鸿韶参谋长立刻起一电报稿，向蒋先生报告。略谓，奉手谕后，曾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以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云云。
这电报发出后，陈诚如释重负。他也深知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为不可能，但又不敢拂逆蒋先生的意旨，如今有我出面负责，他也落得轻松一番。翌日，他便乘机返南京复命去了。不久即奉到蒋先生复电，大意说，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在平将领闻知此电，都如释重负。李文且亲自来对我说，如没有德公负责打电报，这事就糟了，我们有谁敢说半个“不”字，真要听命发动攻击，岂不准吃败仗无疑。
平汉路虽未打通，但是“制宪国大”却于11月15日在南京准时开幕，制定宪法。我本人也当选为广西省国大代表，然因北方情势不稳，未赴南京出席会议。
国大开会期间，国军战事虽尚平稳，但是内战延长，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遂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先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各地，势如野火。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为马首是瞻，此次学潮自亦不能例外。
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颇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并且引致一般青年同情的，总是在野党的言论。以故学潮的扩大，事实上即系公开的反政府的集会。各地军警、特务竟认为学生甘心为共党利用，不惜用武力弹压，重庆、昆明、武汉、南京等地血案频生。军警压力愈大，群众反抗愈烈，学潮的蔓延也愈广。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北平行辕（5）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独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市政府与河北省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适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市长撤换（后来天津市亦复如此），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营（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竞选副总统（1）
第六十二章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一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制定宪法。1947年元旦遂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政府并声称从速召集“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好让国民党还政于民。
直至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之日这一段期间，国内战局表面上似乎政府军尚占优势，但是我则深知此局面的不可久。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1947年8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3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
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1947年7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衔杜鲁门总统之命以特使身份来华，8月初旬飞抵北平，曾与我长谈。魏氏问我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我便坦率地告诉他说，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值，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氏颇以我言为然。
在这种环境中，我既无补时艰，便时时想洁身而退，但是蒋先生又偏不让我辞职。不特此也，当东北局面于1947年夏秋之交已不可收拾，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之下，势在必撤的时候，蒋先生竟异想天开，要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先生之命来北平“促驾”。由于我竭力推辞，蒋先生才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
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印障蚬簿督德穑看耸露戏俏依钅橙四茏龅贸隼吹摹Ａ偈碧幼呗穑课沂鞘赝劣性鸬姆饨罄簦扒碧樱晒āＪ录蓖糖棺圆寐穑课沂稻跣挠胁桓省Ｒ蛭宜湮本罡叱す伲沂率瞪衔茨苄惺刮矣τ械闹叭āＨ绻鼻樾蔚呐闶怯捎谖也庞胁患茫蛞凰酪员ü跃跷藓丁＝裨蚴实闷浞矗本值牟豢墒帐翱赡苁怯捎谖胰κ芪蘩硐拗疲瞬荒芫∑洳胖隆Ｈ绱硕疑鄙硌持埃比挥谛牟桓省！ �
在这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