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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 作者:可致一-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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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思。”很快,这句话传遍了整个守黑门口的军营,大家都非常气愤:“大村要我们去送死,我们偏不死。”结果人人视死如归,大家都以必死的决心奋战到底,最后终于击退了敌人,保住了黑门口。

  此外,大村在第二次征讨长州时,对河边踌躇不进的官兵咆哮说:“你们还不走,最好统统溺死算了。”这样一面大声地斥责,一面激励部下,终于使全军奋起,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大村的话虽然很苛刻,但是在决定胜败的生死关头时,指挥官一味地附和士兵,结果绝不能鼓舞士气,最后也不会获得胜利的。

  所以大村益次郎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从整个战局来看,胜利全靠他巧妙的战术运用,鼓舞士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不是由于他的作风严厉,使部下振奋,才得到胜利的战果。

  这个例子,固然是特殊的情况,但是对于企业而言,松下先生认为,领导者该说的话,就得要严厉地说出来。若想取悦大众,畏缩不前,也许能得到一时的好感;但如果因此而人心松弛,而后会误了大局。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就曾说过这么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各位亲爱的美国国民,我们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虽然这些人会觉得,这句话的立场太过僵硬,但是,能说出别人所不敢说的话,领导人的价值才能显示出来。

  一丝不苟的严师,才能培养出业艺精深的高足。

  梅若是日本“和剧”的名演员,年轻时拜在山阶泷五郎的门下,学习表演技巧。一天,他到山阶家学习一出新戏,当他把歌词唱了几十遍以后,山阶老师还是不满意,一定要他唱到好为止,他一面流泪,一面反复着相同的音律,在他觉得自己的演唱已经无懈可击时,仍然无法得到山阶的认可。

  后来山阶老师因事出去了,梅若以为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所以也就收拾道具回家了。没多久,山阶老师回来,发现梅若并没有继续练唱,非常生气,就交代家里的佣人说:“你去告诉梅若,以后不用再来了。”梅若听了非常紧张地赶来向老师道歉,从此以后更加努力练习,再严格的要求也不敢反抗了。各位读者一定听说过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如果没有达芬奇老师的严格要求,恐怕也就不会出现这位艺术大师了。

  由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象梅若、达芬奇这样成功的艺人,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何况是其他的人?所以一个领导者也要随时学习,并接受严格的训练。在他办理公事时,固然要公而忘私,对于选用人才,也更要严格地训练,如此才能为国家社会效力。

  换句话说,领导者不仅对部属要严格要求,对于自己也不可放松。惩罚犯错的部属,虽然心里会很难过,但一定要抑制私情,因为在严格的管理下,整个社会团体才有可能受益。一位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应对措施的失败负起完全的责任,尽管是部属的失误,也应该做自我检讨。

  日本的明历年间,江户发生一场大火,连续烧了数天,把幕府首都几乎烧成一片灰烬,市民受到非常惨重的损失。当大火不断蔓延,火势无法控制时,有些官员拚命地设法抢救,而有些人则慌张得手足失措。等到火势扑灭之后,检讨功过,一些朝中大臣纷纷主张,要来惩罚那些束手无策的庸官,认为他们应该为火灾的损失负起政治责任。

  当时,幕府总管科保正之说:“这场火灾,是德川执政七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祸。为了防止类似事故的再发生,一定要严惩罪有应得的失职官员。但过去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象这种灾祸的防范责任应由谁来承担,也没有教导大家处置的方法,因此难免有些官员会手忙脚乱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要严惩那些官员,不如根据这次惨痛的教训,订定火灾处理的规章,明确划分职责,教导市民严加防范,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意外,如此才更有意义。”

  由于科保正之的开明作风,使得处罚失职官员的议案不了了之,同时,政府一面展开重建工作,一面也扩大教育百姓,防止火灾再次发生重演,劫后的愁云惨雾,也因此一扫而空了。

  我们知道,人类都有一种通病,喜欢在事情失败之后,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是假借国际局势、社会环境、商业景气、运气不佳等种种托辞,来替自己找借口。象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最要不得的行为,因为如果发生问题,往往是自己控制不当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决定要推动某件业务时,除了事前详细规划,并严谨慎重地去执行外,一旦面临问题时,也必须要挺身而出,以扭转局势,如此才不至因为彼此的推托,而使事态严重发展。

  科保正之曾经说:“站在领导地位的人,一旦措施失败就应负起完全的责任,尽管是部属的失误,也要检讨是不是自己交代不清,或是监督不周?绝不可认为错误是别人的,完全没有自己的责任。”

  以江户大火的事件来看,科保正之认为,在责备部属的错误之前,领导者应首先考虑到是否因自己没有远见,而蔬忽了规定处理的方针,或教育百姓进行防范。所以火灾的发生,领导者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此,不能不先检讨自己,就随便惩罚部属。

  科保正之以最高总管的职位,不但没有骄矜,反而有如此正确的主张。也难怪他这种防范于未然,又能事后负责的贤名,得以远播。

  领导者要明白掌握何时该进,何时该退的分寸,以便在重大时刻作出明智而正确的抉择。

  明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则是“奉还大政”。所谓奉还大政,就是把原先握在幕府将军手中的政治实权,归还给明治天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牺牲了多少人力和物力,才得到最后的成功。

  明治维新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未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身上。由于他深明大义,适时而退,把手中的政治大权,以和平的手段移交给天皇,并有效地控制了各地封建顽固的保守势力,使日本能依明治天皇的意愿,实行民主主义,发展富国强兵的政策,这在过去封建社会中,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典范。

  “奉还大政”固然是当时开明人士一致的建议,可是能否顺利完成则完全操在德川将军的一念之间。最后,他作了明智的决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虽然各方面反应不一,但近代日本历史却证明了这项决策的正确,并为日本的高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作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

  自古以来,正确无误的进退之道,被当作贤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企业领导者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不只是个人修养的象征;同时,当他带领众人投入建设、生产、战争或其它种种行动时,在进取防守之际,更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才不会在事到临头时,作出错误判断。

  当然,要做到正确的进退,非常困难。以人性来说,每个人都有贪功冒进的缺点,但遇见阻力后,又往往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这就是不该进而进、该进而不进。又譬如身居高位,尝到权势的滋味后,叫他放弃已有的权势,往往使人深感屈辱,而造成纷争。所以,如果在形势上非领导人引退不能解决问题时,若不能坦然引退,就没资格称作领导人物。

  古代的许多战史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譬如说,许多名将固然从胜仗中累积了强大的实力,但有更多的例子则是在失败隐退中蓄力复出。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

  赏有信,罚必果;孔明“挥泪斩马谡”虽然令人鼻酸,但领导者不能不取信于人。

  中国的三国时代蜀汉宰相诸葛亮命令马谡率领精兵,防守街亭要塞,和北方的强敌曹魏对峙。后来,曹魏大军来攻,马谡一不该疏忽诸葛亮“紧守”的指示,二不该拒绝副将王平的忠告,而仗恃着自己的才干,轻率出兵会战,结果导致严重失误,全军覆灭,街亭也固而失夺。

  马谡撤回之后,依照军法,身为将帅故违军令而导致失败,应处斩刑。马谡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喜爱的部将,以私情而论,诸葛亮心中非常不忍。可是马谡所犯的过失已经严重到动摇蜀汉根基的地步,如果诸葛亮不能明快的处置,将来无法维持民心士气。所以为了对蜀汉的全体军民有所交代,诸葛亮内心悲痛,泪流满面,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把马谡斩首示众了。诸葛亮斩马谡之后,还深深悔恨自己无法看透他人的贤智和愚昧,把防守要塞的重任交给一个轻率的将军,而贻误国家大事,所以深感自己也有连带责任。于是就亲自觐见蜀帝,自请处分,要求从宰相降为右将军。虽然蜀帝一再安慰他、重用他,但是他这一连串大公无私的明快处分,已经赢得蜀汉军民无比的敬爱,所以后来他出兵讨伐曹魏时,民心士气大振,打赢了好几场战役。

  “信赏必罚”自古以来即是领导者所应遵循的法则。有功劳的,一定要奖赏,否则谁愿意卖力贡献?有过失的,一定要惩罚,否则谁会谨慎处事?切实做到信赏必罚的地步,团体的纪律才能获得有效的维护,团体中的每一个人也才会尽心尽力,不敢怠忽职守。相反的,做好事得不到奖赏,做坏事不受到处罚,人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胡作非为,那么整个纪律及秩序都会遭到破坏,社会将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了。

  信赏必罚的重点在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一定要在公平的范围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那么所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要做到真正的“信赏必罚”固然不容易,可是成功的领导者还是可以把握住分寸。以诸葛亮为例,他以身示教,不但忍心斩了最喜爱的将领,并且自请处分,以示负责。他的态度固然诚恳感人,而他的意念更是公正无私,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处分,一定可以对众人有相当的警示作用。

  虽然坚信“成败操之在我”是一种主观和过度自信的危险讯号,但一个领导者绝不能是个完全的宿命论者。

  日本战国时代每战必胜的名将武田信玄,曾经说:“每个人遭遇失败时都会说:‘这是天命。’其实这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推托之辞。在我看来,失败的理由只有一点,那就是在作战的计划上一定有严重的疏忽。假使作战的布局十全十美,根本就没有留给对手可乘的机会,怎么可能打败仗呢?”这句话真是豪壮的至理名言。

  的确,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命运不好”。其实,古人不是也会拿“胜败是运气”、“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些话,来推诿责任吗?可见这不只是人性的弱点,而且也有许多人在观念上相信运气是支配成败的因素。

  松下先生认为,完全相信命运固然是错误的观念,但完全不信命运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态度。

  武田信玄认为一切成败都操在自己手中,这种想法虽然太主观,而且是个过度自信的危险讯号,不过我们只要详细考察信玄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他这么认定的原因。他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的混乱社会,在那种形势下,领导者如果不能紧强自信,就必然会遭到败亡的命运。为了求生存,他不但要不停地参战,而且不容许任何一次的失败。这就是信玄所以要不断地自我反省与检讨,改正缺点,以十足的信心向命运挑战而不妥胁的原因。试想,如果那时的将领只是随便摆个阵势,失败了就叹口气说“时也、命也”,那还成吗?所以我们得承认,信玄这种不服输,而且能查找过失的作风,是值得领导者学习的。

  再以企业的经营来看,一种事业,可能会赚,也可能会赔本,所以经营者要有可赚可亏的打算。只要经营者能把握正确的事业观点,也就是说,使用合理的手段进行经营,采取积极而努力的态度勤奋工作,就算在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获得利润、扩展事业的。一旦亏本,一定要从“事业方针有没有错误”、“经营方法适不适当”、“是否疏忽了自己的工作”等方面去追究原因,并着手改进。要是能努力到这种程度以后,如果还亏本,才可以想到“命运”的问题。所以说完全不相信命运也不一定正确。这并不是说,要大家相信命运,而是说要先有十足的努力、充分的准备之后,才接受命运的安排。

  就好象美国登月太空船阿波罗号在发射前的倒数计时阶段,一切预备工作都已完成,惟一需要用到人力的,就只剩按下发射钮了。那时,太空总署的负责人一定会喃喃自语地说:“剩下的就交给上帝了。”他这时的心境,真是“尽人事,听天命”的最好写照了。就算武田信玄也不会完全否定天命。他说不可归咎命运的意思,是说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才有资格接受命运安排。总而言之,命运虽然奥妙,但我们却不能容忍领导者是个消极的“宿命论”者。

  领导者若抱怨部属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就不妨先检讨自己能不能在紧要关头承担起责任。

  丰臣秀吉和毛利元辉交战时,清水宗治替毛利守高松城。由于宗治勇猛善战,秀吉久攻不下,就筑了一道长堤,引附近的河水来灌注高松城。高松城的四周既被秀吉所包围,城下又大水环绕,阻挡了援军。城里断粮数日,眼看军队就要陷入绝境。这时,大将清水宗治只好派出使者,恳求秀吉谈和。条件是自己投降自杀,但秀吉要答应不残杀守城军队的生命。秀吉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清水宗治在众目之下搭船出城,并在秀吉军营中从容切腹了。

  翻寻历史,象这样肯牺牲自己性命去保护部下的将领,虽然不只清水宗治人,但总归是少见的特例。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说一位将领的丰功伟业,往往是由许多部属的枯骨所堆砌而成的。身为将领,要部下为他牺牲,好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想起来又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愿为领导者牺牲的例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这个疑问中,我们再看看清水宗治。象他在遇到战局不利的时候,肯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全部属,这种悲壮气概和责任感,怎能不使部属感动呢?又怎会不为他牺牲?这难道不是领导统驭上的珍贵启示吗?

  虽然,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阶级观念浓厚的社会,同时也不是战乱时期,所以领导者并不需为了保护部属而自杀。但在原则上却还是相通的,那就是说,一旦遇到事变,领导者必须勇于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平时,一个国家的总理要为国民谋福利,一家公司要保障全体职员的生活,都得在紧要关头有负责到底的精神。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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