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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 作者:可致一-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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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一个国家的总理要为国民谋福利,一家公司要保障全体职员的生活,都得在紧要关头有负责到底的精神。一旦领导者有这种气概,部属自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上司平白牺牲,所以愿意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如果是凡事推托责任的上司,部属也会敷衍了事的。

  领导者如果抱怨自己的部属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松下先生认为首先应该检讨自己是否会在紧要关头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谓“无为”,只是人力上的无所作为,但制度仍运行不违,这才是领导的真义。

  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圣明的皇帝是尧和舜,所以“尧舜之世”被中国人当成太平盛世的代称。尧舜之世的社会情况到底是怎样呢?据说,有一次尧帝出外巡视,遇见一个老叟,一边耕田一边唱着歌:

  “太阳出来就下田耕种,太阳下山就回家休息。

  自己挖井汲水喝,自己耕种来食用。

  天高皇帝远,哪里管得到我头上?”

  尧帝听见了这首歌,心里非常欢喜。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的政治措施已经收到实际效果了。尧帝认为当政的人应该“无为而治”,换句话说,就是帝王要无所作为,放任百姓依着自然生态之道,得到幸福康乐的生活。只要天下安康、盗贼和作奸犯科的事自然会平息,所以帝王虽是无为,但实际上却收到“无不为”的效果。

  这个老叟能无忧无虑地专心耕种,安享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是因为政治清明,在上位的人没有横加暴敛的缘故。可是这位老叟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说:“皇帝哪里管得到我头上?”象这样的政绩不是至高无上的成就吗?

  “无为”不是叫领导者完全撒手不去做任何事情,它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制度的运行和个人礼义修养要到达某一个层次;第二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必须充裕供应。惟有天下一家的制度能自然运行,同时个人礼义修养有很高的水准,放任才不会变成放纵。同时百姓日常所需都有了充分供应,人们才不会被生活所逼,而做出互相残杀的事。

  为了创立制度、提高个人修养、充裕物质供应,这些都必须领导者在放任“无为”以前,先预作策划,否则“无为”不但不能成为“无不为”,反而会变成天下祸乱的根源,这是身负政治重任的人所必备的先决条件。

  企业经营也是一样,当企业规模还小的时候,经营者可能有办法充分掌握到每个细节。可是随着企业的成长扩大,企业便无法完全照顾到每个细节了。如果身为领导者在公司膨胀以前,能事前订出计划,建立分工制度,那么企业中的每个人就可以完全依照他在制度中的地位做事,就算领导者采取放任的态度,但制度可以造成相互牵制的作用,使得工作的推动仍有一定的方向可循。因此所谓“无为”,只是人力本身的无所作为,但制度本身则仍运行不违,这才是领导的真义,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能不加留意。

  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一生主张要探究真理、实践真理的西洋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在言论上触怒了当局而被判处死刑,在临刑之前,他的朋友和学生纷纷来狱中劝他越狱,并替他设计好逃脱的计划,但是苏格拉底却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他说:“我一生中所主张的,就是要国民遵守国法。如果国法有不妥当的,应该以言论呼吁当局来改革,而不是暴力性的反抗。在国法还没改革之前,就算判决错误,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所以我不能因不合理的制裁,就推翻我过去的主张。我想一个人并不只是活下去就足够,还必须活得正当,而且问心无愧。”于是他从容地喝下毒液,庄严地为自己的主张捐躯了。哲学家给予大众正当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使社会走向正当的大道。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人人实践。每一样道德教训都不光是说给人听的,而是要实践的。所以不管他的论调多高妙、道义多高尚,听起来多悦耳动人,如果不去行动,或是所做与所言相反,那么也就失去教诲的意义,也不再有说服力了。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都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点指导了数以亿计的人格和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原因不只是他们所提出的哲理有益于世道民心,同时也是他们能以自身的实践来印证自己所主张的观点。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了主张而以身殉道,他们大义凛然的态度感动了人们,使人们产生无比的尊敬与仰慕。

  所以,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同时更应该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来教导人们。当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理想过高而不能实现,但至少应有以身作则的气魄,奋力去追寻目标的实现,否则,绝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敬爱和服从。





松下幸之助——用人之道三 奖励惟才是用的领导人才



三 奖励惟才是用的领导人才

  公平的赏罚,才是真正的威严;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会事半功倍。

  在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备前冈山的藩主叫池田光政,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位当政者,要想统治好一个国家,必须要德威兼备,宽严得宜。如果只施以小惠,而没有威严,国民就会象一群在溺爱中成长的孩子不听教诲,将来更不可能成为有用的人。相反的,如果对任何事都采取严厉的态度,或许在表面上能使人遵从,但绝不能使人心服,事情也就很难顺利进行了。所以一定要有公平的赏罚,施恩于人,如此才是真正的威严。没有恩,只有威是没有用的;而没有威,只有恩也不会发生效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百姓的想法,如果无法做到,即使恩威并施,也不会发挥真正的效用。”

  这真是至理名言。威是严格、责备,恩是温和、奖励。身为一个领导者,对于恩、威要能配合运用。

  以企业来说,如果欠缺严格的管理,一味温和,员工很容易会被惯坏,而言行也变得随便,毫无长进;但若过分严格,往往会导致部属心理畏缩,表面顺从,实际对抗,对事情没有自主性,也缺乏兴趣。如此一来,不仅人力不能有效地发挥,整个机构也将毫无生机了。

  总而言之,一个领导者在处理情况时,恩威并用,宽严得宜,才能相辅相成,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而所谓“宽严得宜,恩威并用”的意义,并不是恩、威各占一半,而是说依事情的情况而定,恩威配合,以身作则地教导部属,如此,部属一定会乐意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实际上,一个领导者对部属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以宽大的态度去包容,在遇到该严格的时候,也要使部属心服口服,才不愧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正如池田光政所说的,身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明了部属的想法,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应有更深入的了解。宽严务求得宜,才可以带动自己的部属。千万不要把部属培养成是惟命是从的傀儡,一定要让他们多思考,独立自主地工作。

  德川家康费尽了心思想训练他的儿子——纪州藩主德川赖宣,最后决定聘请名师安藤直次为辅佐。安藤直次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所以决定要严格训练年轻的赖宣。为了使他将来能成为明君,也同时采用启发自主的方法来教育他。

  土井利胜在德川赖宣即位以后,曾经担任军政府的最高行政官。他回忆安藤直次在纪州担任赖宣辅佐人时的作风说:“每次都有人来向直次请求断案,直次都只回答“可以”,或“不可以”,从来也没有说明过理由,而靠他们自主的精神,由他们回去重拟判决,直到最后直次说“可以”为止,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十分奇怪。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直次,为什么不干脆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能明确地指示部属,事情不是会进行得更顺利吗?”

  直次回答说:“你的看法也对,直接告诉他们怎么做比较省事。但我年事已高,若想为德川将军栽培纪州的好人才,总不能每件事都由我做决定吧?如果每件事都要由我来提示才能做决定,那么大家都会依赖我,如此又怎能栽培出优秀的人才呢?”利胜听了这席话后,诚服地牢记在心,这实用的一课,对他后来的仕途有很大的帮助。

  事情交给部属,难免会因考虑不周或技巧不够,而造成一些失误。在这种情况下,上司总会惯例地指示部属应该如何去做。当然在遇到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是绝对有必要给予具体的指示方向或依循的原则。但问题是,如果指示太过详尽,就可能使部属养成依赖的心理,惟命是从,不肯再动脑筋。一个人命令,一个人动作,这样只是机械性地工作着,根本谈不上做事的方法,又怎能培养人才呢?

  训练人才,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多动脑筋,多思考,培养其智力的发展。然后自己计划策略,付诸实行。能独立自主,才能独挡一面。由这个角度来看,安藤直次培养人才的方法,确实是有他的道理。一位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启发部属自主的能力,使每个人都能独立作业,而不是变成惟命是从的傀儡。德川家康是个杰出的英雄,所以他选择了直次这么个出色的领导人物,如此才能使部属发挥其智力。

  现在是一个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为了缩短时间,增加效力,怕引起错误,领导者经常会不厌其烦地把工作交代清楚,这种作法和安藤直次的作法恰好相反。但到底怎么做才正确呢?我们应深入地研究探讨,一方面要使直次的作法能配合时代的快速脚步,同时更不能容忍部下总是处在被动的地位。

  用他,就要信任他;不信任他,就不要用他,这样才能让属下全力以赴。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最先,项羽的力量非常强大,刘邦只是屈居关中的一个小诸侯,但由于他的军师阵平善用计谋,所以势力渐渐扩大。可是项羽也有一位多方面的军师范增,陈平为了对付他,就故意放出谣言说:“军师范增和一批重要的部将,都只是在表面上听从项羽的命令,暗中却和刘邦有来往。”

  这些话传到项羽耳中后,他果然中了离间之计,开始怀疑,并派人暗中察探范增等人的言行。而这种不信任部属的作风,使得部将们一个个背叛而投效刘邦,最后项羽终于走上失败自杀的道路。

  刘邦得天下后,曾经分析自己获胜的原因说:“我有萧、张、韩三贤,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但又不肯相信他,让他有充分发挥实力的机会,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

  用人固然有许多技巧,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和大胆地委托工作。一般来讲,一个受上司信任、能放手做事的人,都会有较高的责任感,所以无论上司交代什么事,他都全力以赴。相反的,如果上司不信任,动不动就指示这,指示那,使属下觉得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机器而已,事情成败与他能力的高低无关,如此对于交代的任务也不会全力以赴了。

  领导者都知道信任别人对工作会有所帮助,但却不是都能够做到的。上司在交代部属任务时,心中总会存着许多顾虑,譬如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处理,他能办得了吗?”或者想:“象这种敏感度很高、需要保密的事,会不会泄露出去呢?”所以领导者常会有这种微妙的矛盾心理。

  而更微妙的是,当上司以怀疑的眼光去对待部属时,就好象戴着有色的眼镜,是不会看到真实面目的。也许一件很平常的事也会变得疑团丛生了。相反的,以坦然的态度信任对方,就会发现对方有很多可靠的长处。所以信任与怀疑之间,就是两种天地了。

  因此对待任何人,最重要的就是信赖,并且要抱着宁愿让对方辜负我,我也不愿怀疑他的诚意,如此可能更会赢得别人的效劳,他一定会尽全力,出色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现代社会最大的缺点,就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互信互敬的胸怀,因此导致许多意识上的对立,甚至行为上的争执,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领导者如果能培养起信任别人的度量,不但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还可以为这个冷漠僵冻的人间,增添许多光明与和谐。

  一个企业领导者,对于下属必须做到充分了解。这样,在做某一件事时,就可以充分运用每个人的优点。

  堀秀政的家臣中有一个人老是哭丧着脸,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非常晦气,所以就有一些臣子对堀秀政说:“那个人整天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吉利,社会上的人也认为他会给你带来霉运,为什么不把他辞退呢?”

  堀秀政说:“你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是,如果派他代我去吊丧,不正是最佳人选吗?可见他还是有用处的。”堀秀政简短的对答,最能表现出一个贤智领导者的正确观点。

  事实上,领导者虽然负有用人的重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所想用的人并不一定能做到任意挑选,所以,关键并不在于用这个人而不用那个人,而往往在于怎样使自己的每个部属都能在恰当的位置,发挥最大的功能。

  人们无论是长相或个性都有所不同,优、缺点也是不完全一样的。领导者如果想找到没有缺点者才予以聘用,那么他恐怕永远都得孤军奋战了。所以也就不得不去容忍部属的缺点,同时也积极地发掘每个人的优点,尽量去发现和了解,试着用长处弥补短处,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专长。

  以堀秀政的例子而言,当时正是战国分崩离析的局面,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平时讲究效率,努力积蓄实力,战时则要勇敢、积极。因此,大家都以这种标准来衡量那个老哭丧着脸的部属是没有用的人。

  可是堀秀政却认为纵使处在战乱时代,也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战争,反而是日常的例行施政更加重要,所以主张要广泛地包罗各种人才,使每人都能因才适用,发挥优点,克服缺点,这也正是身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深知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能表现出的兼容并包的思想。

  今天的社会,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却是变化莫测,多变的风云也不下于昔日的战国时代。各种团体或企业组织更需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所以现代的领导者,胸怀应该要比堀秀政还要有容人的雅量,应该更主动积极地去寻访各种人才。只要多费心思,知人善任,就不难创造出一个充满朝气的人事环境。“朝气”并不一定是把笑容或严肃写在脸上,这点我们应该赞同堀秀政的看法。

  人事的选择不是领导者的专利,部属同时也以领导者的道德、才干在作选择。

  北条氏康是早云的儿子,他继承祖先的遗产,平定关八州,是日本战国早期有名的武将,除了战场上百战百胜以外,治理国家也很有一套,可以说是文武兼备。退隐后,他把政事全部移交给儿子氏政。有一天,他对氏政说:

  “你现在受托治理一个国家,拿什么当娱乐?”

  氏政说:“我以选择部下、判断其能力为乐。”

  氏康说:“好极了。可是你必须还得记住一点,身为大将选择部下虽然很正常,但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选择,换句话说,部下也在选择大将。如果身为大将平日不知道爱护部属,施恩给百姓,部下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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