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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三国前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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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领着三千亲兵上了路,前往并州赴任。    
    与此同时,洛阳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灵帝驾崩,帝国政治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新皇帝要登基,士人要解决多年来与宦官的积怨,宦官要寻求生存的空间,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国家政治在焦虑中等待着未卜的将来。对于这位“悠然自得”的并州牧似乎已经忘记了。    
    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征调外兵进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毫无意义可言,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萌芽。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进要杀宦官,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他手中有兵权,他与董后结盟,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蹇硕被除掉了,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但是,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说不杀也就不杀了。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才建议引外兵进京。何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而袁绍却另有打算。    
    在袁绍献此计之前,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窦武、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症结在哪里?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肃清宦官之后,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还政与臣。可是,袁绍面对的何进,是个“屠家子”,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旦何进变计,就会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而应对突变,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陈琳、曹操和郑泰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是站在了何进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却未想到外兵可以为己所用。    
    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要进京的外兵共有八支,除毌丘毅一支难以查明外,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桥瑁,是灵帝朝太尉桥玄的族子。桥玄,是位能臣,可以说位“称职相”,只是后来因为对政治丧失了信心,甘愿引灾异自劾。桥瑁作为名公之后,他的郡国兵理应站在士大夫的阵营中。王匡、鲍信是和伍孚一样的侠士,诛灭宦官,他们岂能畏缩?再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袁绍的十宗罪,在当时,凡是这样的文字不仅要写得漂亮,而且还要有实际的内容,要做到揭露隐秘,直刺敌人的最痛处。在公孙瓒的记忆中,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而张杨、张辽二人,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与丁原共进退也在情理之中。后面我们要谈及的由袁绍主盟的关东联盟中,还会遇到桥瑁、王匡、鲍信、张杨等人,这也证明了袁绍完全可以驾驭外兵。    
    除外兵外,京师中能够明确的亲袁武装有虎贲中郎将袁术统领的虎贲卫士、典军校尉曹操所部,并且袁绍还秘密地招募了千余人,埋伏在洛阳城外。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弃何进,一旦何进变计,也就是士大夫动用武力之时。    
    何进对此也有所觉察,虽然他同意了袁绍的建议,但几乎在同时也免去了袁绍的军职,让他去做了司隶校尉,名义上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让他“专命击断”,实际上是对袁绍的防范。而对于外兵进京,何进也做出了纠正,前面我们讲到何进派种劭宣诏阻止董卓进京。单就何进选派种劭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何进要放弃引外兵入京的计划。为什么这么说呢?董卓抗命已经不止一次,诏书对于他的制约很有限。但是,持诏者是种劭,这就不同了。董卓曾经接受过种嵩的辟召,是种嵩的故吏,而种劭是种嵩孙,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视举主为君,钱穆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两重君主的观念”,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封建的余习”心理在作怪。故吏对于举主的后代都要礼遇,不能有丝毫的造次。并且,种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在他死的时候,“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后汉书》卷五六《种嵩传》)。有了祖上的恩德,种劭却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何进阻止董卓进京的决心可见一斑。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武人崛起(4)

    但种劭并没有阻止住董卓的进军步伐,董卓进入了河南境内,何进已经失去了对董卓的控制。其间有一个董卓上书的问题值得深思,而史书记载则较为混乱:    
    1《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并密令上书。”    
    2《后汉纪》卷二五“中平六年秋七月条”:“董卓到渑池上书。”    
    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    
    以上三种史书所记载的上书内容又与《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中的内容大有出入,《资治通鉴》和清人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则把它们混为一谈,实不知董卓在进京途中有两次上书,一次是在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一次是在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而“上书”则是解决董卓失控问题的关键。    
    首先,“密令”上书系渑池上书,即《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和《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录内容,与何进无关。这是因为:渑池上书的内容,突出了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扰乱政治是董卓进京的条件,张让等宦官与何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反而对何家有恩。处于犹疑之际的何进,不会指使董卓在上书中把张让定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将张让树为自己的仇敌。另外,种劭持诏却兵,与董卓会晤的地点就是渑池,如果何进“密令”董卓上书的话,则与却兵相抵触了。而张让等却是党锢之祸的制造者,与士人势同水火,不能两立,“密令”想必与袁绍有关。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    
    其次,董卓在置种劭宣诏止兵于不顾后,在进军途中,再次上书,这是新安上书,即《典略》所记载的内容。董卓在新安上书中是这样写的:    
    臣认为天下之所以会出现大逆不道的人,原因就在于黄门常侍张让等人侮慢天常,篡夺王命,他们父子兄弟霸据州郡,凭借一纸文字就可以获得千金的利益,京师附近数百万的肥沃良田都被他们霸占去了。这一切使得怨气充塞,动乱不绝。我前一次奉诏讨伐於扶罗(按:董卓就任并州牧的使命之一就是讨伐於扶罗。於扶罗,南匈奴单于,活动在河内、河东一带)的时候,将士们又饥又乏,不愿意渡河作战,都要求先进京杀阉宦,为民除害,向朝廷讨要军饷。臣加以安抚,军队已经行进到新安。常言道: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董卓虽然仍旧把阉宦作为讨伐的对象,但他却只字未提士大夫或何进的意愿,而是把手下将士摆在最为显要的位置,是有了他们的请求,才会有董卓的进京。在这种因果条件下,使得董卓在对待这场以清除宦官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既不依附于士大夫,也不听命于何进,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群体——凶猛的武人,并使其负有了政治使命。董卓撰写的不同于“密令”的上书,无疑就是他政治独立的宣言书。有了它,董卓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为那崇高的“道义”而战。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他不必再去理会什么却兵的诏书,催动着三千亲兵继续东进,急切地赶往洛阳。    
    此前董卓两次上书拒命,对却兵诏书置若罔闻,渑池上书,直至新安上书,皇权在董卓那里没有了威严,他可以随意加以否定或更改,之所以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的“边境中国人蛮夷化”、“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468页),似可对这位“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的边地武人行为加以诠释:“蛮夷化”的董卓、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董卓、出身行伍的董卓,不会像那些从小就读书诵经的士人那样,服膺纲常名教,其与皇权的对抗,是可以理解的。    
    但还应该看到的是:董卓从做郡吏,到入司徒府为掾,做羽林郎,一步步成长为东汉帝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他还是汉官,他还要为国家利益而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皇权对其军功的认可,以维系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但越是与政权接近,董卓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到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前辈武人的苦恼,“凉州三明”虽然军功显赫,但他们要在政权中立足,还要有所依附,像皇甫规、张奂对士人认同的向往,段颎对宦官的逢迎。况且,他们也看到以军功立足于政权的局限性,还要试图通过“士人化”来去除其武人身份。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武人崛起(5)

    而在灵帝末年,董卓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他和皇甫嵩被认为是“安危定倾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董卓所掌握的军队,其主体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他们不同于中央禁军,有畏惧宦官的心理和效忠东汉皇权的意识,而是董卓豢养的一支私兵,唯董卓旨意是从,“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郑泰就曾说:“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被视为天下强勇的六支力量中,董卓就拥有三支,有如此实力,又有“凉州三明”的经验作为借鉴,具有轻视皇权倾向、发布了“政治独立宣言”的董卓,势必要在渐趋安寂的洛阳政变中再掀惊天骇浪。    
    在董卓新安上书的同时,洛阳已经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何进被杀,宦官被士大夫诛绝,帝国朝廷在飘摇动荡中,渴望着安宁与和平。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    
    要恢复洛阳的政局,就需重新安置皇统,条理士人政治的脉络。但士人对此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朝中的重臣还在缄默不语。是因为何太后与士人原有的隔阂依然未得到化解,还是因为衰败的政治实在是无药可治了呢?也许是士大夫还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中,无暇他顾……    
    历史显然在这里出现了空白,在未知和无序中,已是中平六年八月辛未的夜间,洛阳政变接近尾声的时候,董卓率部出现在洛阳郊外。此时,董卓正在迅速地调整着他进京的目标。关于董卓现身洛阳郊外,史家的记载不尽相同:    
    1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2(八月)辛未,公卿以下与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А逗杭汀罚   �
    3卓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还,率众迎帝。(《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    
    4帝望见卓兵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    
    5(八月)辛未,帝还宫,公卿百姓迎于道。并州牧董卓适至,闻帝在外,单骑迎于北芒上。(《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    
    6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上述史料虚虚实实,似乎很难辨别真伪。但细加推敲的话,可以看到:既然是董卓已经探明了“少帝在北芒”,那么他对洛阳政变的结局,就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董卓在朝中亦有眼线,董卓弟董旻时任奉车都尉,在洛阳政变中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伙同何进的家将,杀掉了何苗。如果是董卓与公卿一同“迎帝”,就不会出现“有诏却兵”一幕。因而董卓进军北芒(现称北邙山,位于洛阳以东,属秦岭崤山余脉,此地为东汉、魏晋及北朝的皇陵所在地)的可能步骤是:董卓已经知悉洛阳政变的结局,在得到公卿大臣已前往北芒迎帝的消息后(通风报信者大概就是董旻),随即率军前往。而董卓进京的前提是清君侧,诛灭宦官,这不仅是当初引外兵的用意所在,也是“密令”赋予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董卓自己在新安上书中获得自我解放的依据。但是,洛阳政变的结局却是宦官、外戚两亡,董卓进京的前提不复存在了。那么,董卓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在新安,董卓既然已经把自己视为外戚、士大夫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他昼夜兼程赶来,不是为了无功而返;寻找战机,见机行事,才是武人的本色,也是董卓的拿手好戏。当董卓来到北芒,看到还处于惊慌中的汉天子的时候,战机显现,进京的目标随之更改,他要插手政变之后的皇权安置。上引《典略》所载董卓在北芒同公卿大臣的对话就是证明。那话外之音恐怕会让公卿大臣们为之一震吧,“匡正王室”只有他董卓才能办得到。    
    还是在北芒,董卓就已经有了“匡正王室”的办法,《后汉书•;董卓传》作了这样的描述:    
    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陈留)王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少帝的眼泪和他的一言不发已经无关宏旨,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一个小娃娃,就足以让董卓想入非非了,“贪孩童以久其政”的道理便活灵活现地摆在董卓的面前。他要单方面认亲,而陇西董氏和河间董氏是否亲族,谁又会跟这位武人理论一番,辨析个清楚呢?成了“外戚”的董卓,就有责任来完成董太后未尽的事业,并且可以用董后的亡魂压制何太后可能的复兴,从而扶立“聪明”的陈留王为帝,这就已然成为董卓调整后的进京目标。    
    废旧立新,听起来倒是熟悉,那是名士想做,却没有条件做到的事情。董卓能做到吗?刚刚清除了朝堂污秽的士大夫会坐视不管吗?    
    而董卓自有他的办法,士大夫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做为武人,初来乍到,董卓最为关注的是:京师中的军事力量是否能够对他形成威胁?比较之下,董卓有些害怕了。中央军、原属大将军和车骑将军的家兵、执金吾丁原所部并州军、司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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