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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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相信，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后的制度吧？
　　　　但是对照书本和现实，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今天咱们虽然不讨论这些问题，
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是必要的。
　　　　第一，毛泽东说：农民起义进行一次，社会生产力就向前飞跃一次。我怎么也
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今天官兵杀过来，明天农民
军杀过去的，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几乎接近杀光了，后来不得不用
强制移民的办法搞什么“湖广填四川”。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减的时候，书上说：
全国的总人口只剩下五千万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芜，老百姓饿到了吃人肉的地步，
这生产力怎么个飞跃法？
　　　　第二，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
定。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像中国大陆所强调的那样普遍、那样尖锐、那样无处不在
呢？在阶级社会中，是制造矛盾、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好呢？还是解决矛盾，促使
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好呢？
　　　　社会在阶级矛盾中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这是为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列宁天才
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
承了这一理论，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来临，实现跳过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直接
进入社会主义，然后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采取的，就是加深阶级矛盾，
以求加快社会发展的策略。
　　　　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长，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懦弱，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被打
倒了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人心怀不满，总想反攻倒算，总想变天。但也不容否认：
多数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开明的、有知识的地主，关于“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应
该说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阐明、已经接受了的。
　　　　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残酷斗争”，我怀疑过。是不是要把农村政
权交给像杨百了那样既无文化、又无品德、仅仅在土改中积极过一阵子的贫雇农，
我也怀疑过。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标准。封建时代，攒钱买地，出佃收租，
不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出租
土地者为剥削，是违法的。但是这两个历史时代，必须有个明确的分界线。这就叫
历史唯物主义。把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债
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后，如果还收租放债，就是违法。这样的政策，哪个地主
接受不了，再严惩不迟嘛！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宣布土地国有，限制地权，所有耕地由国家收买，然后
分给、租给或卖给农民，这个政策一定行得通，不会引起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加
剧。
　　　　我到了香港，后来又到过台湾，还特地到台湾农村去参观过，才知道台湾的土
地改革采取的是“赎买政策”，限制地主拥有土地量，多余部分由农民按国家规定
的低价向地主购买，分十年付清。这样，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发生矛盾，不产生冤仇。
农民的土地是经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代价买进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产
业也更加爱惜。不像大陆的一些懒汉，分到了土地，也不想花力气经营。只等着农
村经济往两极分化，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从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第三，阶级斗争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只限于前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像我这
样“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
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应该再以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成份分敌我。特别是新中国出
生的地主子女，没吃过一天剥削饭，生活比贫下中农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视，不
但入不了党团，连少年先锋队都不许参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还规定这些孩子小
学毕业以后不许上中学，实在冤枉。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对当局来说，是错误地
过高估计了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而过低估计了党团社会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为己
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敌对的一方去了。对这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
无法解释自己何以会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时候投错了胎！
　　　　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我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但我
是个“前娘”生的儿子，共产党这个“后娘”并不爱我，处处地方歧视我，限制我，
打击我。我也曾经像我父亲一样立志不参与政治斗争，好好儿学一门本事，做一个
“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人”。但是连这样最低的要求都不让我达到，不许我实现。我
才二十岁，至少还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陆，连做一个普通公民都不能够，
还有什么意思呢？裴多菲和罗兰夫人都说过：“不自由，勿宁死。”我并没有向共
产党要求额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为一个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应该有的、一
视同仁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与苛求了，那么，
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按“不自由勿宁死”的信念行动，我应该像小菁一样去自杀才对。但是
我认为自杀的人太懦弱了。如果是个人恩怨，我至少先要把仇人杀了，然后再自杀，
或同归于尽，绝不自己愤而自尽。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政府、政党的错误决策在为
难我，而我又没有力量来推翻这个政府或改变这种错误的政策。如果我不想拿自己
的生命作粪土，从我个人的解脱出发，我只有外逃一条路可走了。外逃，有可能被
抓回来，甚至有可能在国境线上被击毙，但也有可能逃亡成功。我听说过：1958年
大跃进的时候，就有大批傣族人成群结伙儿地逃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去。尽管七
二年跟五八年的政治气候大不一样，边防的松紧也大不一样，生死二字，总归只有
一个可能性。人生难得几回搏，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只能拼死一搏了。
　　　　做好逃亡的思想准备，我就积极地做逃亡的物质准备。
　　　　第一是路线。从哪条路走，从哪个点突破，是逃亡成败的关键。
　　　　我要去的地方是泰国。因为只有到了曼谷，找到了那家与我舅舅联营的旅馆，
我才有可能到达香港。但是云南只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与泰国并不接壤。要
去泰国，必须先经过缅甸或老挝，再第二次偷越国境，才能到达泰国。这可真不容
易呀！但是为了活命，为了活得像一个人，我豁出去了。
　　　　我在西双版纳已经住了四年，对于哪个路口能够通向缅甸和老挝，多少也知道
一些。我听人家说：边防线最松的，是腾冲地区。因为腾冲地区的境外，就是缅甸
人民军的势力范围，凡是越境的人，十个中很可能就有有九个是出去参加“国际共
产主义革命”的。我不打算投缅共，再说，那里离西双版纳有好几百里路，离缅泰
边境也太远。我要去的地方是曼谷，我必须尽可能寻找一条最短的到达曼谷的路线。
　　　　那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支援老挝的民族解放，派了一支部队到老挝去参加人民
军作战，其中三支队和五支队，驻在老挝西北部的会晒省，也就是上湄公省。因此，
几乎每天都有军用车队从昆明运送军需物资经过勐腊中老边境出国到老挝。对于军
用车队通过，边防站的检查当然比较松，如果能够想办法爬上汽车钻进车蓬里面去
藏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极妙的方案。但是一者勐腊离西双版纳也有好几百里，距离
太远，二者这种车队我在勐养看见过，几乎每辆车上，都有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在
守卫，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车去，除非有隐身之术。再说，即便爬上去了，一
路上也没被发现，那么在什么地方爬出来呢？怎么在半道儿上跳车呢？
　　　　所以说，这个方案虽然理想，却不现实。经过琢磨，只好放弃。
　　　　第二个路口是水路。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西藏，流经云南的一段称澜沧江。澜
沧江流到中缅边界的橄榄坝①，下游即称湄公河。在橄榄坝那个地方，是中国水路
的出境口。橄榄坝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足一百华里。我曾经幻想：凭着我能够横渡
黄浦江的游泳水平，如果能够口衔通气管，隐藏在一条木船的尾舵附近，就能够混
过橄榄坝水关，从这里偷渡。只要一出橄榄坝，湄公河东岸是老挝，西岸是缅甸，
管得就不像中国这样紧，被抓的可能就小得多了。
　　　　
　　　　①　　橄榄坝──橄榄坝有两个，一个在景洪市西北约一百多里的澜沧江东岸，
一个在景洪市东南不足一百里的澜沧江西岸中缅边境。这里指的是后者。
　　　　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以买东西为由，到了景洪，特地到澜沧江边去看了一
看，实地侦察了一下。
　　　　一到那里，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么幼稚：第一，那时候中缅、中老不发展边境
贸易，根本就没有国营的商船从橄榄坝出境；第二，即便有几只小木船出去，也是
边民探亲或做小买卖的，船底下根本藏不住人；第三，澜沧江水流湍急，江中暗礁
极多，即便有大商船出境，即便能在船尾藏住身子，船过险滩的时候，早就粉身碎
骨了。
　　　　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第三个路口在打洛，离我插队的村寨不足一百里。从打洛边防站出去，就是缅
甸边境。在以打洛为中心的这条中缅边境线上，以南览河为两国的交界。作为国境
线的南览河，共长一百多华里，向东注入湄公河。界河南北两岸，居住的大都是傣
族，说的是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基本一样，不过河对岸的就叫掸族而不叫傣族了。
傣族与掸族之间，尽管隔着一条界河作为国境线，可是阻挡不住两岸人民传统的通
婚习惯。因此，两国之间走亲戚的乡民，几乎每天都有。
　　　　当时的规定，凡是乡民过河探亲，第一必须持有公社以上的通行证，第二必须
一律从打洛边防站进出。但是南览河的国境线部分长达一百多华里，尽管打洛地处
界河中段，两头的居民要出入一次，先要走五十里路到打洛，验证过关以后，再走
五十里路到亲戚家里，这个弯儿可绕得太远了。因此也有许多“不安份守己”的乡
民，为了图省事，往往既不到公社去开证明，或者开了证明也不走打洛边防站，而
是悄悄儿地从南览河涉渡。他们都是当地人，即便碰见了巡逻的边防军，被抓了回
来，因为确实没有政治目的，也不过挨几句批评，写个检讨，最多进毛泽东思想学
习班学习几天，也就算了。
　　　　因此，如果能够化装成傣民，从南览河上涉渡过去，成功率是最大的。
　　　　经过观察比较，最后我决定从南览河涉渡。
　　　　我们在傣族地区插队，与傣族人相处了四年，基本上人人都会说几句傣语。傣
族服装也都有一套两套的，赶集的时候好打扮成傣民，以便于自由活动。过了界河，
银元还是通用的货币。云南地区，民国初年使用银元，云南王龙云统治时代，又发
行过一种银质的“半开”，只要肯出高价，都不难换到。所有这一切，都为我的偷
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2年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召集插队知青中的红五类子女开
会，却把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撇在一边，让我们自由活动，等于放我们
一天假。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潜逃机会。
　　　　一大早，开会的知青们都坐上手扶拖拉机走了。另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还在睡懒觉。我已经收拾停当，背上一个大鱼篓子，扛一根钓竿，出门钓鱼去了。
碰见几个熟人，还扬言：今天要是不钓上满满一大篓鱼，我绝不回来。
　　　　其实，我的大鱼篓子里，装的全是我外逃用的“道具”。
　　　　我一直向西走去。走了大约三十多里路，离开我插队那个公社的辖区已经很远
了。于是我在小河边改装，从大鱼篓里取出一套傣民服装打扮起来：一件白色无领
对襟褂子，一条白色肥腿长裤，脖子上用丝线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①──这个像章，
还是小菁送给我的，既是定情物，也是纪念品──肩头背一个绣有孔雀的通巴②，
脚穿塑料凉鞋③，头戴一顶草绿色军便帽④，打着一顶当时颇为流行的折叠式黑色
小阳伞，打扮成外出赶摆⑤的傣族青年。然后把原来的衣裳装进鱼篓里，再装进几
块大石头，沉入河底，继续赶路。
　　　　
　　　　①　　傣族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小佛像，作为避邪的护身符，
一般都是陶制的，最名贵的，则用金、银、玉、象牙制成。“文化大革命”期间，
傣族人虽然没有把家里的佛龛改供毛主席，但有小部分傣族青年为表示对毛主席的
热爱，表示革命，把护身符改为毛主席像章。
　　　　②　　通巴──傣族男青年背的布背包，用彩色棉线或毛线绣上各种美丽的图案。
例如孔雀表示吉祥如意，大象表示五谷丰登。
　　　　③　　傣族人不论男女，习惯于赤脚。后来塑料凉鞋流行，也有些青年爱穿。吴
永刚是上海人，不会打赤脚走路，所以故意穿一双塑料凉鞋。
　　　　④　　傣族人原来习惯于用绯红、青色或白色长条布缠头，“文化大革命”中受
“红卫兵”的影响，男青年中也流行戴草绿色军便帽。
　　　　⑤　　赶摆──外出参加佛事活动。傣族信奉佛教，“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尊
重当地民族习惯，仍准许举办佛事活动。
　　　　中午时分，我到了离南览河不远一个叫勐津的小村寨，找了一家小饭铺，坐在
高脚楼上，用剩余的全部人民币买了几个菜、一瓶酒，一面装作欣赏山光水色注视
着河边的动静，一面慢慢儿地吃着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顿饭。
　　　　中缅边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有若干公里的无人区，而是和普通村寨没什
么两样，河边既有庄稼，也有人走动，只是不许随便过河去。河水虽然湍急，看样
子并不太深，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岗哨和巡逻兵。
　　　　我多存了一个心眼儿，吃过饭，沿南览河顺流而下，尽量离村寨远一些，找了
个看上去比较浅的涉渡口，四顾无人，正准备涉渡，忽然听见上游马蹄得得，一队
骑兵，大约有十几个人的样子，也顺流巡逻而来。我心里说声：“危险，差点儿让
人家堵个正着！”为了避免正面接触，盘问起来麻烦，我拐了个弯儿，向远离河岸
的方向走去。
　　　　边境巡逻兵只管国境线，对国境之内形迹并不可疑的村民往来，根本就不注意。
骑兵是从边防哨所来的，属于例行巡逻，速度很快，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巡逻兵
刚过去，这时候正是例行巡逻的真空时刻，当然是涉渡的最佳时间。我立刻收起小
阳伞，返身快步往河岸奔去。
　　　　到了河边，上下一看，依然一个人也没有。我高兴得心里狂跳起来，喊了一声：
“天助我也！”顾不得脱衣服卷裤腿儿，也不问河水深浅，就哗哗地向对岸淌去。
　　　　我知道，第一，这里的河道，边沿很浅，一到了河心，都有一定的深度；第二，
为减小目标，我必须一下河就把整个身子都淹没在水下，因此脱不脱衣裳都一样，
反正都要湿透的。以我的水性，再深点儿，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