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活下去 [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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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克斯多弗走到他面前，双手扶在他的肩上，盯住他的眼睛用更轻的声音说：
“我没有听到答复。你必须说‘是’，这样我们还能接着谈下去，假如你还不吭声，那现在就决定你孩子的命运，当着你的面。”
“我什么都干，”鲁宾纳乌嘴里嘟哝着，“不过放了我那不幸的孩子和妻子。”
“等你干完我所吩咐的事，就放他们。”
“我会完成，我能完成。可是您在骗我，所以我要等他们自由之后才去干您吩咐的事，如果不行那您就处死我吧。”
“为什么要处死你？”利克斯多弗奇怪地说，“我要当着你的面处死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向来说活算数。”
秘密警察这部可怕的机器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原理在运转的，即便临死前的人也还希望能得到一个平安的结局。有一次海因里希对亲信们说：“我劝你们每个人顺便到我们各门诊所住着癌证病号的各病区去看看。可以观察一下，当病人不愿意，正确些说，是已经不能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客观分析时的那一种‘自抱自弃’的有趣过程……被我们逮捕的罪犯——同癌症病人一样。你们越使他感到疼痛，就越是能更快地压服他，他也就越顺从，只要你善于向他暗示他可以获释，他就会抱有出去的幻想。”
结果鲁宾纳乌屈服了，他从绍尔那里拿到写给妻子的信。绍尔不知道，鲁宾纳乌已经在为盖世太保做事了。
鲁宾纳乌调出达豪集中营，安排在野战医院，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被派住布拉格。于是，一场针对法伊娜的阴谋开始了。法伊娜•；绍尔通过鲁宾纳乌同丈夫取得了联系，用鲁宾纳乌的话说，联系是通过可靠渠道进行的。法伊娜同意与所谓帮助政治犯逃跑的“地下组织”的代表见面。这次会面约定在边境进行。法伊娜的两个随从被打死，她本人被捕，押到柏林后同丈夫一道被处决。
参加这个阴谋的人得到党卫队全国领袖的赞赏。但是在忙乱中人们忘记了利克斯多弗。
他漫不经心地给海因里希写了封信：“从鲁宾纳乌布拉格之行的效果看，做混血儿的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我的经验是在其它集中营推广。”
海因里希勃然大怒：“这个白痴被布尔什维克搞昏了头？他想让个别情况高于原则？他公然要假设民族才是决定一个人的主要因素？不，不能做混血儿的工作，而他，利克斯多弗被俄国人的阶级意识的致命毒药毒害了。这种阶级意识永远是我们以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学说的敌人！”
利克斯多弗被开除出党卫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申诉，他当上了不来梅的消防队队员。他开始酗酒。一次酒力发作时，他吊死在啤酒馆的卫生间。他脑前贴着一张纸条，他用自己的血在上边写道：我是希特勒统率下的可恶的犹太人的牺牲品！为了一个被毁灭的雅利安人清算他吧！”
舒伦堡监视鲁宾纳乌。他的妻子和孩子暂时获释，允许他们住在特别居住区。每日提审一次鲁宾纳乌，在送往城里的途中，他可以通过车窗看到自己的家人。
他两次参与了盖世太保谋害他的犹太兄弟的行动。最近一次艾希曼把他带到布达佩斯，在那里艾希曼与同西方有联系的犹太教牧师进行了谈判。犹太人答应从集中营每放出一个犹太教牧师使付给党卫队和希姆莱一辆卡车外加二十桶汽油。艾希曼把这些车交给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使用。罗森堡用这批车把从俄国、波兰和法国掠来的文化珍宝从德国运到林茨地区和奥斯汀的矿井。
艾希曼奉命将鲁宾纳乌交给施季里茨领导。
“您好，鲁宾纳乌。”施季里茨请他坐在固定在屋子中央的圆凳上，然后说。他明白，他的话会只字不差地被录下来。他不为自己胆心。他要搞清楚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我姓博尔金，我也是为数不多真正想帮助您的人。不过，为了您的利益您要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您准备这样做吗？”
“我准备不准备无关紧要，我已经学会这样做了。我的家人是你们的人质，所以我只能坦白地回答，没有其它办法。”
“那么让我们看吧。首先，有谁比我们，比我的组织，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更让您憎恨呢？”
鲁宾纳乌的脸可怕地抽搐了一下，眉毛向上挑起，使额头变得窄了些，布满了皱纹，好象是一只干瘪的苹果，他的手不安地在发肿的膝盖上搓着。
“您提了个可怕的问题，博尔金先生。”
“鲁宾纳乌，您显然没有听清我的话。我向您提的是一个只有一种含义的问题，请同样地回答我。”
“我最恨那些把德国引向危机的不负责任的人。”
“是指现在？”
“您说什么呀？我指的是二十年代的危机。”
“从我国的报刊报道看，二十年代把德国引向危机的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犹太人和美国银行资本。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回答吗？”
“是的，我正是想这样回答。”
“不，对您的回答我完全可以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德国不能有左派和犹太人，或者相反，让这些人变得更机智，更团结，更强大，这样我们就不会取得政权，您就可以免遭您现在的经历……”
“啊，不是，博尔金先生。您解释得太随便……”
“您在对我说谎！您憎恨我们，就象一个受折磨的人必然要憎恨折磨他的人一样。如果您反对，那我就中止讨论，把您送回牢房，您一家人的命运就要由另一个人安排，但绝不是我。怎么样？”
“刚坐牢时我的确恨那些想不公正地……”
“听着，鲁宾纳乌，我现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您同意就向我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从左向右摇头。不过如果您想更舒服些，可以由右向左摇。就这样。现在您一定这样想：你这个纳粹杂种、暴徒，你折磨我和我的全家不会长久，你们就要完蛋。你们这群匪徒！你们想当着我那身陷困国的妻儿的面摧毁我的意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你们是一帮畜牲，为了你们那荒谬的思想，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没有关系，畜生们，没关系。你们以强凌弱，我终将回报。别以为你们送我去布拉格和鹿特丹时我会对别人说什么！我把你们的计划告诉了法伊娜•；绍尔，所以她赴约时带了两个持枪的朋友，只不过你们这些匪徒人多，又懂得如何在边境上抓住这两个幼稚的地下工作者罢了……没关系，畜生们，没关系。在鹿特丹我也告戒前来接头的人有危险，我干得丝毫不敢马虎，我比你们聪明。我知道，你们残暴的组织终究要破产。我想的很实际，而你们这些被理想种族主义迷惑的人甚至连明年也不愿意去想……艾希曼带我去布达佩斯时，我和犹太牧师低声交谈了两句。他完全明白了。我会得到宽恕，而你们谁也不会得到！”
鲁宾纳乌恐惧地望着施季里茨，额头和鬓角渗出大粒的汗珠，手指无力地捏拢，一个个骨节泛着青色。
“是从右向左摇呢？”施季里茨问，“还是从左向右摇？”
“您为什么又开始折磨我？为什么？”
“他们折磨了法伊娜·绍尔。当着她丈夫阿布拉姆的面，他们强奸她。阿布拉姆曾经救活了您，把自己的芜青汤分给您喝。他们这么她，当着阿布拉姆的面搞这些勾当，可不论是法伊娜还是阿布拉姆都没说出您的名字。不过，这只是首抒情诗，与我的工作和您的未来没有关系。在我刚才说出您那种可以得到理解、最终在去世前得到宽恕的隐秘的念头时，我得出结论，我们俩都必须得到宽恕。如果我们能把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不被当作宗教狂消灭的话，我的一些朋友出会得到宽恕，尤其是允许这些人前往瑞士的话。譬如说，由我或者我的朋友来组织，但是同瑞士人的按触，问你们财政要人的接触要由您来保证。感觉如何？不错，不是吗？”
“可家呢？我的孩子怎么办？”
施季里茨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护照扔到面前的桌子上。
“过来翻开看看。”
鲁宾纳乌怯生生地走上前，询问似的望望施季里茨毫无表情的脸，打开护照，看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上面是否有瑞士政府的签证。他确信签证已办好之后，硬咽着说：“不过没有你们的批准。”
“您难道认为，在我和您平安从瑞土回来之前我会放他们？”
“您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会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回来的，我重新进牢房，一家人呆在慕尼黑的监狱！”
“不，您不会的，因为我们必须接待从瑞士来的可敬的先生们，就在帝国境内，在这里，还要领他们转一转集中营，以通过我和您的代价极高的冒险来组织运送获释的人。待第一批使者同我们谈判结束，我们就把您的妻子同他们一起送走。”
“不，”鲁宾纳乌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送走她，送孩子们……”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把您的妻子同第一批来接获释的人的瑞士使者一起送走，同第二批使者一起送走您的大孩子。”
“您说的不是真话！护照上写的是两个孩子！”
“我怎么能把艾娃送到那里去？或者是鲍尔？那男孩儿听力超群，七岁时就举办了音乐会，饶了他吧，他会为德国效劳的，他，还有爱娃。”
“随您的便吧。您为什么说谎要放他们，如果……。”
施季里茨背靠在坚硬的椅背上：“您想的很对，鲁宾纳乌，象条好汉！这一点我没想到，准确地说，是那些做技术准备的人考虑不周。明天白天我会给您看一份鲁宾纳乌——舒尔茨夫人的新护照，她一人的，还有两个孩子的，每人一份。”
“好吧，那什么时候让我第二个孩子出国？让鲍尔先走吧。如果上帝让他活着，就让他活下去吧。什么时候办这件事？”
施季里茨反问：“他们不让您看报纸？”
“是的。”
“我要吩咐他们给您报纸，而尺允许您听前线的消息。不过眼下您要在这张纸上写上这段话；我，瓦尔特·鲁宾纳乌，同意谍报军官施季里茨的建议，参加释放集中营一批犯人。保证在今后所有人道主义行动中协助施季里茨及其上级，我知道，我的背叛将意味着我的家人和我迅速无条件地死亡。鲁宾纳乌。写上日期。”
施季里茨叫来卫兵，把鲁宾纳乌送囚牢房。他给监狱长打了电话，询问能否为鲁宾纳乌准备一顿丰盛的饭，发给他三支烟和两块糖。他又给舒尔茨打了电话，请他转告分队长，如有可能，近期内请分队长接见他。
第十章 参阅资料——（二）
情报中心需要了解在盟国首都也仅有少数人才知道的情况，这是促使莫斯科派伊萨耶夫上校前往柏林的原因。情报负责人远没有将所有情况告诉自己国家的首脑。
丘吉尔常常回忆起他对莫斯科的初次访问。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令人不安的夏天。斯大林又重新提到赫斯的命运，谈到他飞往苏格兰的真正动机，也提到伦敦的反对派在这件事情中是十分可疑的。
丘吉尔按照事先同情报机构助手商定的口径向斯大林元帅做了回答。
这位俄国领袖眉头紧锁地说：“对这种解释我并不满宏。我确信，我的情报人员也没有把一切部告诉我，出许他们做得对。按照他们职业的原则，秘密工作不是犯罪，相反是一种需要。”
莫斯科有理由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待美国情报机构在瑞士表现出的愈来愈大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由于这个组织的负贵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并且因为他的兄弟曾宣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敌人，况且这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一九四四年严峻的战事之秋，是在德国进攻阿登地区被粉碎之前。当时德军还占领着荷兰、挪威、丹麦、意大利、英地利和匈牙利，而红军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南斯拉夫同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
苏联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住住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法西斯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杜勒斯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莫斯科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杜诺万的瑞士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德国的活动。
引起莫所科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美国防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莫斯科也了解第二个事实——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法国陷落后，希特勒来到巴黎。出卖了伟大民族思想的已近垂幕之年的贝当元帅将政权交给了通敌者海军将军让·达兰。这位海军将军没有参加过一次海战。当时美国大使威廉·莱基匆匆飞抵法国北部，同行的还有武官罗伯特·肖和文化参数罗伯特·墨菲。墨菲早已是杜诺万的亲密助手，也是“职业外交官”，他与战略情报局的关系连国务院也不知道。
正是他曾同北非总督马克西姆·威根将军进行了谈判，内容包括在法国战败投降后，向处境危险的法国侨民提供食品衣物援助。但是墨菲对此援助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维希政权要允许美国向阿尔及利亚派代表，以防美国物资落入“不可靠的人”手中。
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监督蛋粉和饼干落入谁人之手。美国人不过是要在北非建立谍报网。他们知道，希特勒为了封锁地中海并把它变成纳粹的“内湖”，完全有可能入侵北非。
战略情报局最初的考虑是明智而且理由充分的。从种种迹象看，这毕竟是有利于反希特勒斗争。
维希政权接受了墨菲的条件。于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十二名“生产顾问”飞抵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尽管卡纳里斯、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公开表示不悦，但是由于美国与第三帝国当时还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因此问题仅只是表示不满而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红军在莫斯科城下给予希特勒第一次毁灭性打击。此时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华盛领会晤。正是在这时候第一次提出了向北非空降远征军的问题。起初这个行动的目的是支援起义的法国人，墨菲接受委托去见威根，建议他承担指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的使命。尽管戴高乐在伦敦积极地工作，共产党人在法国国内进行英勇的地下斗争，但无论是戴高乐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受到注意——战略情报局代表眼中注意的是保守分子，是具有浓厚君主制思想信念的人。
显然，威根表示了拒绝；“我不能出卖我的朋友贝当，在困难的时候离开他，这对他是不公正的。”
墨菲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操纵北非的法国人的爱国斗争。三K党人帮了墨菲的忙，他们把住在阿尔及尔的雅克·莱梅格一戴布留伊叫做大老板。此人接近法国的纳粹分子——喀古尔分子。这些人从希特勒驻巴黎的间谍奥托·阿贝茨手中得到武器和经费，曾经试图举行过反对勒昂、布吕姆社会主义政府的武装暴乱。
鉴于当前亟待解决盟军在北非的登陆问题，杜诺万向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派去了最可靠的间谍。
首先派去的是罗伯特·索博。他是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