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活下去 [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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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答，不时说上两句笑话搪塞着，但却把有的名字分别记在儿张小纸片上。
从之，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杜诺万让戈德堡进请了几个曾在西班牙与俄国人并肩为反对弗朗哥元帅和帝国元帅戈林的飞行员而战的“林肯营”的参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还录用了一些在早些时候积极反对过垄断组织并且主持过罢工的工会人士。
但是，杜诺万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德国共产党人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尔库泽那样能就帝过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左翼分子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纳粹分子并在欧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欧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杜诺万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詹姆士．迈尔菲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左翼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罢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杜诺万作证词的那几天，战略局的首批新闻简报开始送到了白宫。这批简报是由战略局阿尔图尔·什列辛泽尔，列奥纳尔德·米克尔和莱伊。克拉因等一批年轻人编写的；情报有趣而客观；人们不再揪住杜诺万不放了，他正好也达到了目的；手脚放开了，开始向伦敦、非洲、中国和印度派遣情报人员，真正长远的工作开始了。
然后，杜诺万又建立了一个精神作战处即心理作战参谋部，在这里编写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纲要，也给欧洲抵抗运动印制传单，为地下活动拟制报纸宣传要点，物色未来的编辑、评论员和主要的记者，即在做与欧洲知识界的联系工作。
由于精神作战处中应吸收一批思想左倾人士，因为思想右倾的人在内心总是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的），杜诺万出于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侦察处和特别行动处。就这样他安排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工作，以便使左倾哲学家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经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给亿万富翁朱尼乌斯•；摩根或他的亲兄弟亨利，或亿万富翁凡杰尔比利特、或亿万富翁杜耶，这些人先后都出任过他的上司，均以右倾和坚决反俄而著名。
波斯顿银行副总裁控制着与希腊和南斯拉夫地下活动的一切联系。美国一家最大的广告商行——瓦尔特·汤普森·爱德威尔泰辛格•；爱德任西——提名自己的人担任战略局计划处处长；杜诺万把驻伦敦精神作战处，战略局开罗组和卡萨布兰卡‘黑色宣传”处等领导职位给予了这个代理机构。标准石油公司要求把战略局驻西班牙和瑞士机构的领导职位给自己，以便打通和布加勒斯特地下运动的联系，并组织一个罗马尼亚石油产地监视网。
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泥拉蒙影片公刁——则要求得到战略局驻瑞典间谍组织领导职位，因为正是通过它与欧洲有着良好关系的中立国家可以为以后赢得一个推销自己产品的巨大市场。
银行组织“哥德曼——萨契斯公司”为战略局投资两分万美元，帮助杜诺万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组；战前这些银行家在当地曾获取过重大利益；为了未来应该花钱——所以预先投进了资本。
梅隆银团要求得到战略局在卢森堡、马德里和日内瓦驻外机构的关键职位；还曾签订过一项协议，在盟国解放巴黎后把战略局驻法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也交给梅隆家族。保罗·梅隆的妹抹阿丽萨，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嫁给了参议员的儿子百万富翁戴维·勃柳斯，他是战略局参谋部的成员和驻伦敦机构的头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关键职位。
因为战略局是作为所谓“美国反纳粹倾向”的产儿而建立的，因为俄国人是反对德国国防军队的主力，因为左翼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地下运动在反对帝国的游击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最终也因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会要求组织对抗措施，因此“蛮子比尔”在战略局内部纠合了一个主要依靠侨民的“俄国小组。”
胡佛因为不知道美国右翼力量领导人所了解的情况所以心里总是不平静的；当一九四二年元月战略局的两个年轻工作人员收买了西班牙使馆的警卫人员，潜入最神圣的外交使团密码译电员名为“被保护”的房间内，正要对密码簿拍照时，胡佛的秘书喊醒了胡佛——杜诺万插手联邦调查局事务的“背信弃义”的消息事关重大；胡佛给其副手通了一个电活说：
“对‘蛮于比尔’采取一次行动，他干得太过分了，真是忘乎所以！”
事过数月，杜诺万的属员又一次潜入弗朗哥的使馆，联邦调查局的几部汽车奉胡佛命令包围了楼房，拉响了警报器；战略局数名谍报人员被逮捕了。一个对美国在比利牛斯采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义的破译密码的计划破产了。
早上，狂怒的杜社诺万来到白宫。
胡沸被请来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情说：“亲爱的比尔，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馆里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是战略局的伙伴们在那里执行任务！只要您说一句话，哪能出这么一件事！但您完全把自己忠实的老朋友胡佛给忘掉了……”
数月后，杜诺万让胡佛获悉了一次外交行动的内幕，而且随即战略局在国外发动了一次战役行动。此后“敌人”才重归于好。杜诺万这次行动的用意在于查清：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并向德国国防军发起攻势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弗朗哥是否允许德军通过西班牙，让帝国打击进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腹部，切断其与非洲北部沿海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弗朗哥保持中立。显而易见，虽然弗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情德国，但他面临着一个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如果允许德国国防军通过，他可能会失去独裁者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国就要沦为被占领的领土，尽管元首作过什么一个德国土兵也不会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证；他也明白，如果拒绝柏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博得伦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国人和英园人停止抵制并承认他弗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但帝国的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马德里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佛朗哥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杜诺万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佛朗哥采取有利于盟国的行动方针。
杜诺万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马德里，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斯季尔，他立刻在马德里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格列戈里·托马斯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比利牛斯山那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弗朗哥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多乌恩斯在伦敦会见了西班牙共和目前总统涅格林，多乌恩斯说，如果弗朗哥追随轴心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西班牙外长召见了美国大使哈伊耶斯：“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正在我国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马德里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佛朗哥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西班牙的大门。”
弗朗哥由于害怕游击斗争，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帝国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向弗朗哥保证，派遣“共产党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共和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多乌恩斯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杜诺万及其下属的哈伊耶斯大使同“蛮子比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7”缪勒问，“卡纳里斯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施季里茨把卷宗还给缪勒，“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四二年吗？”
缪勒哼一声：“施季里茨，我是那种收集情报至死方休的人。”
舒伦堡也好，缪勒也好，或者纳粹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杜诺万的地位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欧洲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出任托马斯·杜威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红色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杜诺万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库普金斯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池，局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第六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一）
柏林市中心遭到轰炸。在巴贝尔斯贝格上空没有飞机，所以街上的灯没熄火，尽管所有灯泡象平日一样昏暗。
“汉斯，请不要给我拿糖，”施李里茨说，“我喝加糖精的咖啡。”
汉斯从厨房探出头：“您可真瘦，博尔金先生，我的上司得留心每一块面包，他常饿着肚子走路。”
“印度的瑜珈认为，饥饿状态对人最有益处，”施季里茨说，“所以我们德国人生活在最有益处的条件下——几乎人人都挨饿。”
厨房里没有回音，汉斯绝不会对施季里茨的话做出反应——显然，他想起了缪勒的指示，注意到在不同场合如何行事。
“也可能是我草木皆兵7”施季里茨想，“这小位子也许真是来保护我？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装有毒虫的罐子，要弄清行为的逻辑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必须凭着自我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不能摆脱我的警卫去和报务员接头，那么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回到柏林又有什么意义？我向缪勒暗示我进行特殊游戏的可能性是对的，让他去想吧。从各种迹象看，缪勒对我的答复感到高兴，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过话。”
咖啡味道很好，照上耳其方法煮的，施季里茨感兴趣地问：“咖啡煮得这么好，是谁教的？”
“分队长的儿子弗里茨。他是懂得很多事情的孩子，会讲英语、法语，整天埋头在书本里。煮地道的咖啡的方法就是他搞来的。不要放在炉子上，要与炉台有距离，还要注意起沫的时间。他说起来就象是个学者。”
“分队长的儿子现在在哪里？”
汉斯把果冻推到施季里茨面前：“这是我妈妈熬的，请吧，博尔金先生。”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想请您尝尝我们家的沙拉。我父亲用老法子做的，所以里面放了很多玫瑰配科。您看看，漂亮吧？”
“恩，是的。”施季里茨回答。他明白，这小伙子什么也不会说的。“很高兴尝到您家乡的沙拉。您是什么地方人？”
“马格德堡，博尔金先生。我家在公路的岔路口。您记得去汉诺威的那个转弯的地方，还是去汉堡的路标吗？一座漂亮的房子，年代很久了，有一个绿色的大塔楼……”
“我常在这条路上走，亲爱的汉斯，唉，我一时想不起来您家漂亮古老的建筑…也许是红色的瓦，房脊漆成了鲜肉桂色？”
“正是这样啊！看，您全都想起来了！”
“我有些想起来了。”施季里茨说．“如果不让您为难，请再给我来一杯咖啡。”
“当然可以，博尔金先生。”
“要不要过会儿再去？您的咖啡要冷了，您喝完，汉斯。”
“没关系，我喜欢喝凉的。分队长儿子教会我做‘咖啡爱司’，您吃过吗？”
“是在装凉咖啡的高脚杯里加上冰激凌球吗？”
“是的。”
“很好吃。我吃过。您喝过‘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吗？”
“没有，我连听也没听说过。”
“记得中世纪时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卡普勒僧侣吗？”
“我不喜欢神甫，他们都是叛逆，博尔金先生。”
“为什么是所有的呢？”
“因为他们空谈和平，而我们却要打仗，为了消灭布尔什维克和美国人。”
“总的来说您想得很对，也很好……来，我们还是说‘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吧——也就是在热咖啡中加冰激凌，然后就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巧克力泡。我担心，只有等胜利之后，我才能和您尝尝‘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去吧，亲爱的，我不耽误您了。请煮三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