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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少年巴比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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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全厂四个车间的生产电路,轰的一声,糖精厂忽然鸦雀无声,马达不转了,锅炉不叫了,反应釜不反应了。甲醛车间上百万的原料,在炉子里电加热,就此变成一堆废料。   

  我以前听老牛逼说过,有人牛逼到敢去拉电闸,没想到就是方瞎子。我说我知道,听说他还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鸡头说,不是炸药包啦,是雷管,拉电闸是犯法的,本来保卫科要把他抓进去的,搞破坏至少劳动教养,谁知方瞎子全身绑着二十根雷管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厂长快退休了,都吓傻了,没有人愿意干一辈子革命工作在退休之前被炸死,这种死法太冤枉。就这样,方瞎子没被抓进去,厂长也没被炸死。方瞎子这么个破坏狂人,最后被调到废品仓库当闲差,那儿全是些破烂玩意,他想砸什么就随便砸吧。   

  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   

  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捏着扫帚只说一句话:“要听共产党的话。”   

  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   

  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   

  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份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   

  当时我们很想不明白,操他大爷,一个对人体解剖有情结的变态狂,可比一个窥淫癖恐怖一百倍。我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开膛手杰克》,据说是确有其人,这哥们就是以解剖活生生的女人为乐趣。这种人应该马上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但厂里不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   

  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我们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赤膊女人,只能看看赤膊男人。洗澡的时候,我们几个很注意观察各色男性生殖器,从干部的到工人的,从退休的到在职的,黑的白的,有毛无毛,长短粗细。当时我是出于无聊,纯粹当游戏来玩,没想到养成了习惯。我现在在厕所里尿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朝两旁的生殖器观望,我既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解剖癖,我就是习惯了看一眼。有次在宾馆里看到一个黑人,GREAT!我都想对他竖大拇指了。   

  另一个澡堂游戏仅限于我们几个青工之间,就是用毛巾抽打阴部,当然是抽别人的,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长脚在这个游戏中成为了受害者,他长得瘦,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它大,那就成为众人抽打的目标。长脚很可怜,有时候在淋浴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都睁不开,忽然阴部被毛巾抽了好几下,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综了。至于我和小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可以公然地抽他。起初长脚还反抗,嘻嘻哈哈地用毛巾抽回来,但他终于发现自己高个子的坏处,鸡巴位置也高,便于我们抽打。我们抽长脚抽上了瘾,恨不得在他的阴部画一个靶子。后来他捂着阴部到处乱蹿,我们狂笑着把毛巾抽到他的屁股上,长脚哭了。我和小李收了手,抱歉地看着他,他说:“你们都是坏蛋!”   

  我们对长脚一直很抱歉,其实我们都很爱他,他性格像个女人,一米九五的身高脱光了形同蜘蛛,我们爱他所以要欺负他,和工厂里的其他疯子不一样,其他人纯粹就是欺负他,并不爱他。趁着他抹眼泪的工夫,我们看了看他的老二,都他妈被抽红了,下手太狠了,很不应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同性之爱,抽抽鸡巴似乎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是绝不会这么干了。   

 那时候洗头,都是用洗头膏,有草莓味道的,菠萝味道的。之后出现了海飞丝,我是工厂里率先使用海飞丝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那天为了安慰长脚,我就把我的海飞丝借给他用,他接过来,倒了小半瓶在手里,一半涂在头发上,一半涂在阴毛上。他这么浪费我的海飞丝,我也没说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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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全厂最大的鸡巴不是长脚,也不是其他瘦子,而是元小伟。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220伏的电流打一下,这样他就成了个不怕带电操作的电工。他练出这种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非常神气,每天揣着个电笔,在厂里昂头挺胸地走来走去。这样的青工我们都不太爱理他,我们自己虽然是青工,但不是所有的青工都爱搭理的。   

  有关元小伟的鸡巴,已经大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用对比法来描述,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GREAT,但也远远超出了黄种人应有的比例。据说这跟他每天挨电击有关系,我看过个电影,说李小龙就是用电击的方式锻炼力量的。元小伟电的是手指,长的是鸡巴,这一点也很神奇。   

  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元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划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啊?”   

  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   

  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瞪了他一眼,说:“长脚,你脑子清楚一点。你以为谁都能抽啊?”长脚非常苦恼地皱起眉头,他终于知道,我们之所以抽打长脚的鸡巴,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长脚的裆部。我们不是疯子,只是比较爱他而已。   

  元小伟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电工班发现新人类。不久,车间里的阿姨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阴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跟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鸡巴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   

  有关元小伟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当时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一种格物的心情,格到活人身上,纯属幼稚。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   

  我们发现胡得力从来不去澡堂洗澡。工厂里,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工人餐,但澡堂没法分,干部群众都是四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就去澡堂泡着。工人可以吃得差一点,但绝不可能接受干部洗过的洗澡水。由于我们是和干部一起洗澡的,见识过很多科长科员的裸体,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中,唯独胡得力,从没有出现在澡堂。   

  假如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有很多种,胡得力不爱洗澡,胡得力家里是开澡堂的,胡得力有裸体恐惧症,胡得力喜欢去桑拿房找个小姐给他洗。这都有可能。但我们当时武断地认为,胡得力的情况和元小伟正好相反,他太小,见不得人。后来我和小李去换灯泡,说起这个事,我站在梯子上,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胡得力,没鸡巴。   

  小李大惊失色,说:“小路,你找死啊。” 

  我说:“怕个鸟啊,你也来写。”   

  他说:“我不写,小噘嘴会骂我的。”他那时候也和我一样,不再喊她杜洁的名字,冠之以绰号。   

  我说:“你怎么跟长脚一样胆小啊?”   

  小李说:“我不是胆小嘛,但是会被送去上三班的嘛。”   

  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鸡巴,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   

  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鸡巴,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   

 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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