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真相 作者:程东升刘丽丽-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龃螅裨虿荒鼙Ｖて笠档某て谠俗鳌�
于是，“价值创造”的定义就确定了：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出来后，任正非又搞了一次“群众运动”，在各种场合动员干部员工参与讨论，希望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华为基本法》上来，在“鸟”和“猪”之间统一语言系统。并明确提出了另外一个意图：“通过参与基本法起草过程的讨论，培养一大批干部。”
把讨论引向深入
经过不断修改，基本法第四稿被刊登在1996年12月26日《华为人》报第四十五期上，继续扩大讨论范围，因为《华为人》报是发往全国电信系统的。同时要求所有干部员工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饺子，读给家人听。为了进一步将讨论引向深入，各大部门展开激烈的辩论会。讨论又进行了一年多。1997年又是繁忙的一年：产品开始多样化，除原有的电话交换机外，还介入了数据业务、无线通讯、GSM等通讯领域的主导产品；实施第一次增资扩股；系统引进世界咨询公司，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基于IT的管理体系；进军俄罗斯市场；任正非访问美国；鼓励员工以“内部创业”方式离开华为，解决老员工沉淀问题……
但是，任正非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两不耽搁，甚至某种程度上还相辅相成。当然，《华为基本法》并非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产品。直到1998年3月26日，争论还在继续。在深圳市蛇口区明华中心的二楼会议室中，基本法最后审定会上，与会者仍然不同意基本法的第一条：“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认为信息服务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领域，没有必要限制潜在的发展机会，并举例世界许多著名大公司如IBM都兼营制造业和服务业。最后，任正非启动了基本法赋予他的权力——总裁有最终决定权，一槌定音：“进入服务业有什么坏处呢？自己运营的网络，卖自己的产品时内部就没有压力，对优良服务是企业生命的理解就会淡化，有问题也会推诿，这样是必死无疑了……这是欲生先置于死地，也许会把我们逼成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最后定稿的《华为基本法》分6章103条，共计16400字。后通过《走出混沌》的出版，向社会公布，引起极大反响。
我认为，无论从起草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众的角度，还是从影响范围之广的角度看，《华为基本法》都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企业的管理文本。应该说她是一个过程，是华为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华为基本法》是华为历史的另一条主线——华为思想发展史，如果我们确认企业也有自己的思想的话。因为通过她，华为重新激活了散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片段，“去芜存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使之逻辑化，并形成机制，为未来创造动力和约束。
参考文选
华为七条（摘自任正非向中国电信调研团的汇报及在联通总部与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23）第六章 管理突围
从上一章可以看到，华为在管理上的压力，最初来自于华为抓住市场机会，采取“人海战术”实施重点突破的战术。急剧扩张的销售网络，对销售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提出了急迫需求，管理的难度顿时加大。最难的一点就是考核薪酬。1996年1月的市场部集体辞职，虽然让华为人体会到了“干部能上能下”的观念，但是，这毕竟不是一次制度化的行为。任正非欠那些退下来的创业者一个“说法”。而对于那些曾经被迅速提拔的年轻人，也同样缺乏一个“说法”。
乱世英雄的年代
华为初期的人才，一是“乱世出英雄”。为了开拓市场，先封你个团长，没有兵可以招；另一个是“以成败论英雄”。“攻占一个山头，活捉一个师长，立马被提拔成排长或连长——毕业两年的学生可以管理一个五六十人的部门，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19岁，提升最快的高级工程师是在工作后第7天，做成一两件事就能平步青云！”一位老员工回忆道。1994年进入公司的李一男就是一个典型：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后直接进入华为，第二天就被提拔成工程师，十几天后晋升主任工程师，半年后任中研部副总经理，一年后升任中研部总经理。第二年，23岁的李一男就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还有一位传奇人物。1997年，刚从清华毕业的延俊华给任正非写了一封题为《千里奔华为》的信，提出了华为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建议，任正非称其为“一个会思考并热爱华为的人”，当即决定提升为部门副部长。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评论的那样，这种充斥着机会主义、人为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赏罚体系，并非由于任正非的个人性格和军人作风所致，而是因为业务高速增长的需要，反过来，这种体系，也支撑了创业初期的高速增长。乱世之下，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是主业的增长，这个价值标准也一直承袭到现在。 这种状态下，如果不快速寻找到一种业绩评价标准和用人的机制，势必提高了一部分员工积极性的同时，又打击了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稀释企业凝聚力，导致混乱。这就是任正非邀请人大教授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起草基本法，也不是起草管理大纲，而是设计销售人员考核薪酬的原因。
随着“管理大纲”概念的产生，任正非的思维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管理理念，但这一变化并没有影响销售人员考核薪酬的设计工作，而是按照管理大纲的思路，把它扩大到人力资源的范畴。基本法历时三年，到1998年3月定稿，人力资源体系是在1999年建立起来。可以说，《华为基本法》是华为管理的“道”，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开始“术”的探索。
改革从人力资源开始
1996年，受命于转折时期的张建国，从市场部调到了人力资源部。张建国在华为公司研发、市场部门都呆过，熟悉各个工作流程，显然对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很有好处，使他知道人力资源如何服务于生产、销售。张建国是那种做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最好的人。他在深入学习以后，逐渐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原来也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
薪酬考核：美式理念英式指标
当时，人力资源在中国还是个很陌生的词汇，但是已经有了一些介绍的书籍，张建国先买了很多书籍，给自己补课。1996年到1997年期间，张建国被多次派往香港考察几家著名的咨询公司，最终选择了一家美国背景的管理咨询公司——HAYGROUP，为华为做薪酬体系咨询。这家公司花了两年时间到华为做调查、分析，以张建国为首的人力资源部也成立了一个有10多名成员的小组予以配合。HAY公司最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那天，专家们从香港乘船抵达深圳，由于船舶误点，本计划晚上9点钟到，最后一直到10点多才到达。第二天，咨询公司专家提交了方案，并与华为高管人员交流了不到一个上午，中午吃完饭就回去了。花了一大笔钱最终得到的只是两个小时的讲解，华为还是觉得比较值得。张建国认为，HAY公司提出的美国式的薪酬考核体系，关键是提出了新的管理理念和思路。
1997年，国家劳动部批准了一个职业化技能培训考核试点计划。张建国就与劳动部官员一起去英国学习、考察劳动技能资格认证。回来后，劳动部就将华为作为试点。张建国将英国的职业化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引入公司，首先在秘书基层做试验，设立了5级秘书资格考核标准。华为的秘书多达上百人，按照考核标准，都要进行不同级别的资格认定，比如第一级会打字，会使用基本的办公软件等，第二级能够安排会议。当达到5级时，就可以去部门当经理。根据这样的职业化制度，每年都对秘书进行考核、分级。这对秘书技能的提高很有帮助，利于找出自身的不足，又给秘书阶层中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升迁通道。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很奏效，迅速推广到了开发、生产、销售等各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考核指标、考核制度都不一样，都是从部门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的。这种认证不同于目前国家实行的各种劳动技能资格认证。劳动技能资格认证主要针对蓝领。而华为实行的技能资格认证则完全是针对白领阶层，在公司内部实行的，主要为激励员工学习、向上。
回国半年后，当日一起去国外学习的劳动部官员再到华为参观时，惊讶地发现，华为已经搞得红红火火的了。至今，国家劳动部还没有能够在全国推行这种技能资格认证。
（24）干部部一直设到“班”里
接下来，公司又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优秀素质推广活动。将先进典型所具备的特征推广到广大员工身上，从而迅速克隆优秀者。此前，很多业绩优秀的员工自己也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做得好。公司有专门人员去分析优秀员工的行为特点，从中提炼出最核心的行为特征，以数字化模型制成标准。其他员工按照这些标准去学习提高。这种方法很奏效，很多平时业绩并不太好的员工 ，吸取了优秀员工的长处后，迅速提高。到了1998年，华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已多达200人。人力资源管理渗透到了公司每一个部门和机构，就好象红军当年在三湾改编时做的那样：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对当时不足1000人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一直到班里。公司一级的叫人力资源部，各个部门里的机构叫干部部，比如在研发部，负责人力资源事务的叫研发部干部部。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把人力资源与部门的业务紧密联系起来。
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
华为在推行一系列引进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规则时，采取的是“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方针。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如果还没有在引进的管理方法中进行实践，一上来就民主地让大家进行“优化”，一定会意见不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单凭过去的经验来套新的规则，会陷入形而上学。何况，华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密度很大的地方。任正非深知这一点。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华为员工很聪明，容易形成很多思想和见解，认识不统一，就容易分散精力。”另外，一个新的管理办法的引进，一定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戳痛个别人。这些人在“优化”的时候，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找出理由，坚持不懈抵触，越民主，越容易形成重重阻力，最后导致新管理的流产。这是一切软弱的改革者的软肋。但是，任正非也预料到“先僵化”会产生弊端。一个是形而上学，一个是教条主义。
管理变革三段论
1998年开始推行的任职资格考核，被任正非称作“管理革命的重点”。他在《不作昙花一现的英雄》中写道：“任职资格的推行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推行；而是真正达到管理进步的真正意义上的推行。考核与薪酬体系是全世界最难的一项企业管理命题。管理变革中有个三段论：（1）触及自己的灵魂是最痛苦的。必须自己批判自己。（2）别人革自己的命，比自己革自己的命还要困难。要允许别人批评。（3）面子是无能者维护自己的盾牌。优秀的儿女，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面子。只有不要脸的人，才会成为成功的人。要脱胎换骨成为真人。”任正非追求的管理进步，首先是员工心理素质的提高。实际上，许多中高级干部的确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考评五级干部时，仅仅用了三级的标准，干部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感到太难考了，就问任正非怎么办，任正非说，给你三年时间，一定要达到五级，你要努力去补这个课。那以后，高级副总裁一级的职位，只有两年任期。
（25）学习《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在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换过程中，完全按照死规定来。新鞋总是有些夹脚的，因此也可能挫伤一部分人。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教条主义，任正非却作了辩护：“华为公司不是等待目标已经实现以后再予评价，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这使评价的准确性更加困难。”“评价是通过人作出来的，尽管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公正，但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
、有血有肉的人，也难以摆脱个人对事物、问题的看法局限。因此不可能做到所有的评价让人人满意。”因此，“我们要求各级部门要尽量公平、公正，但我们更要求干部要能上能下，工资要能升能降，要正确对待自己，也要能受得委屈。如果不能做到，企业必定死亡。”“我们的方法是坚决推行已经策划好的任职资格管理，然后再个案处理个别受冤屈的同志。”从这个角度理解，“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就变成了“先推行，后平冤，再优化”。为此，任正非给科以上干部发放《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让他们学习胡耀邦胸怀坦荡、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坚强意志。
IPD——新的改革火花
在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过程中，1997年，华为又系统地引进世界级管理咨询公司，意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基于IT的管理体系。包括财务管理方面引进Pricewater？house？Coopers、生产管理与品质管理方面引进德国的Fraunhofer？Gesellschaft，以及与IBM公司合作实施信息科技开发和集成供应链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是1999年底与IBM的合作。华为期望实施供应链计划以及支持系统ERP和APS，缩短交货时间，从而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参考文选
为什么要自我批判（摘自任正非在中研部将呆死料作为奖金、奖品发给研发骨干大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此处略去）
（26）过冬
2000年，华为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战绩：销售额达到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亿。利润26亿，在全国电子百强中占据首位。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任正非却在他的2001年管理十大要点中提出了“IT业的冬天必将到来”的观点。这就是当时震惊了许多企业的《华为的冬天》。2000年的IT业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舞台的主角是带给许多人梦想的“网络股”。
“冬天”冷得出奇
不过，2000年的时候，网络股寒流对世界电信业的袭击尚未殃及中国，国内通信业增长速度仍在20％以上，甚至有人还预言中国IT会“一枝独秀”。在这种背景下，任正非断然抛出《华为的冬天》，无疑振聋发聩。在《华为的冬天》最后一个段落，任正非已经明确说明，“华为的冬天”其实并非只是华为的冬天，只不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地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股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