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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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到：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