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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张春桥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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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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