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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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义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一句话：“当前，出现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眼看着，中国的新总理，非姓张不可了！
新总理姓华不姓张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张春桥被晴天霹雳击倒在沙发上。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就在这一天，印着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九七六年一号，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一九二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二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一九五四年，华国锋就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一九五五年十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六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的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排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一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气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二月三日发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
真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调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浆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第九章 作恶多端必覆灭
张春桥陷入第三次炮打之中
真的，“凡事有三”。继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两门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