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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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来梳头，约八时回家。到家后洗衣服，发现一只塑料梳子不见了，便对方兆麟说：“我刚才在妈妈急诊室里还梳头．不知会不会丢在急诊室？”方兆麟说：“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饭盒，装了一个蛋糕，放在网袋里，骑自行车来医院……
纯属家庭琐事，只是阴差阳错，被调查组误接镜头，接到了“张死”前夜！
调查组向万廷钰的同事调查，向万廷针的女儿调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代，直至确证“送蛋糕”不在“张死”前夜……
万延钰无端遭到审查还不算，甚至牵连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亲友。调查组到处查“缝”找“洞”，随意整人，大有株连九族的势头……
大胆推理之五：姐夫几乎成为“杀人凶手”
调查组从万廷钎身上没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证据，依然紧抓方兆麟“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这一“重大线索”不放。
他们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亲友名单、地址，都一一开列出来。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XXXX号XX室，一下于就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闻，光凭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审查”对象！
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三十七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于，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帅。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义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一九六一匕年四月十九日厂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朔，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
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一如果有人投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她的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像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
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一九一二一年。一九四四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九五四年入党。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级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二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
“一儿五六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
方兆祥系张佩瑛问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一九五六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怵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三月三十一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来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一七九九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光发现，人一日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关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过六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
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四年十一件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令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科NO．5）
试制笑气（N“““2”””O，Nitrous Oxide）
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地点：租借上海虹桥路九六一开四号个中化学社之一幢红砖房（经市公安局消防处问意试制三个月）。
组织领导：上海市制药专业公司。
技术小组名单：
组长——高福为（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副组长兼顾问——郭星孙医师。
组员——
朱吟龙（开明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
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天明，万兆祥是我国策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十八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
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突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去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四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十六个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个兄弟。这二十四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致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啼、啼、啼”
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啼、啼、啼”，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哪。
调查组忙得很哪。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还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认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