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1-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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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希泰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教科技则是道教文化中的瑰宝。道教科技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科技发展曾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对此有很长的一段评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鸠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在这段文字中，李约瑟所谓的道家显然是包括道教在内的，其所强调的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道家道教科学哲学，也是道教内部能够产生丰富的科技成就的一个重要根源。我们所说的道教科技，是指道教学者的科学思想及其科技成就，包括某些同道教神仙方术糅合在一起的有科学技术价值的内容。其范围甚广，涉及数理工农医等多种学科。其中，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化学和冶金学有不菲的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秘的探索，包括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等领域有卓著成就。道教的服气、导引、存思、守一、服食、辟谷等道术在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思想；道教在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矿物学、机械制造及生态学等多种领域也有突出贡献。道教科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许多具体科技成就至今仍有独特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其中蕴涵的丰富科学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同李约瑟博士所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系统研究道门中人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及其思想的贡献，挖掘道教科学思想的资源，梳理道教科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探讨道教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不仅有助于澄清科技史和科学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解决科技文化史上存在的疑难，而且有利于深化和拓展道教文化史特别是道教思想史领域的学术研究，正确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现代文明的合理永续发展，提供来自中华文化系统的有益启示。
盖建民博士对道教与古代科技文化有专攻，为人朴实好学。其博士论文《道教医学》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后，颇受学术界好评，先后荣获中国道教文化研究优秀著作奖及人文社会科学省部级政府一等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系作者经过多年艰苦学术探索和沉思的又一力作。
道教科学思想研究是道教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盖建民早在四川大学求学期间，就作为主要学术骨干参与了我主持的国家“九五”至“十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道教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担任《道教科学思想》子项目的写作任务，在道教与古代科技研究领域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陆续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因此，对盖建民毕业后选择道教科学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一直是鼓励和支持的。
道教与古代科技关系十分密切。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很早就指出：“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技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这一观点曾深深影响了李约瑟。李约瑟也曾云：“道教十分独特而又有趣地揉和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要了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这是极为重要的。”《道藏》中载有丰富的古代宇宙观、自然观、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等科学思想史料。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该领域少有人问津。学术界对道教思想的研究多从历史、神仙、哲学、伦理、政治、三教合一、美学等角度进行，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一部以道教科学思想为专题的论著。近20多年来，学术界发表的有关道教思想的论文有近百余篇，其中探讨道教科学思想的只有十数篇左右，而且探讨的领域多局限于医药养生和外丹黄白术方面。对道教天文历法思想、道教科技思维方法、道教技术发明思想、道教学者的数学、地理学、建筑学思想研究，由于需要专深的自然科学理论和宗教学知识背景，不少人视为畏途。
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也是近年来科技哲学和科技史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相继出版了几部论述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著作，但都没有涉及道教科学思想。因此，本书的出版无论是从道教研究还是从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研究来说都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由于道教科技往往与神仙方术的宗教神学糅合在一起，因此，在探讨它的时候，必须应用正确的方法作指导，实事求是地对它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剔出其宗教神学的杂质，汲取其合理的科学内容。迄今为止，有些人仍对宗教文化抱有成见，把宗教与科学绝对对立起来，视二者为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否认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交叉。因而一说到道教文化，他们就持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矢口否认其中还有合理的科技成分；另一些人虽然看到了道教学者在科技上的杰出成就，但他们在肯定这些科技成就的时候，又仅仅承认这些学者是杰出的科学实验家，避而不谈他们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家，实际上仍然是把宗教与科学绝对对立起来。还有些人认为，对道教科技可以原封不动地全盘吸收过来，而不必对它进行任何分析批判。所以这些看法，从研究思想方法上来说，都有失偏颇。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认识，把握的尺度可谓适中，其运用的方法也很精当。
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态度和大胆探索的学术精神，对道教科技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与研究。作者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立论，史论结合，运用文献考释和哲学理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把握道教思想与古代科技的关系，客观评价道教在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揭示道教思想有助于推动古代科技进步的积极因素，同时分析其不利于古代科技发展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入手，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道教科技的思想内涵、特征，挖掘道教科技原典、道教徒宗教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古化学、医药养生、天文历法、环境地理、数学科学思想，对其中有现代价值的部分如思维方法、医药养生、地理环境思想予以科学总结和诠释。客观、平实地评析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与作用。
本书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视域和体系。作者从表层的史实还原、深层的意义诠释和整体的系统解读这三个方面下了相当大的苦功夫，《道教科学思想发凡》一书在道教科技史料挖掘和道教科学思想的提炼上都有可喜的突破和创新，该书在拓展道教学、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研究领域，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方面，均有较高学术价值。盖建民博士的这一新作，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之际，应作者之邀，略缀数语，是以为序。
2004年6月8日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序（2）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迅猛异常，文化学术交流也更加频繁。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哲学既面临着巨大挑战，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为了发掘传统的哲学遗产，推动理论创新，培育优秀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丛书。
本丛书是从大的范围来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的。按照中国的传统，“哲”乃意味着“明智 ”。《书·皋陶谟》有所谓“知人则哲”；《诗·大雅·下武》称：“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凡此二例，均从“明智”的意义上来使用“哲”这个词语。由此衍生，而有“哲人”、 “哲匠”、“哲思”等相关词汇的流行。此等词汇或指有智慧的文化人，或指具有理论建树的巨匠，或指精深的思虑。至于“学”则有学问、学说等意义。如《庄子·天下》篇谓： “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其中的“学”便是指学说。此外，《韩非子·显学》篇以儒墨为显学，也是从学说的意义上讲的。如此看来，“哲”与“学”连称，即意味着明智的学问或学说。什么是“智”呢？在古人看来，这主要是指知识。《荀子·正名》篇谓： “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根据前人的解释，荀子所讲的“合”指的是“知” 合于“物”，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主观的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存在状况，这实际上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当然，古人并非仅仅关注人之“知”如何与“物”合的问题，而是由“物” 之“知”进而探索万物背后的“本根”，这在道家学派那里尤其受到重视。在老子确立了以 “道”为核心的本根论之后，《庄子·知北游》则通过寓言故事来暗示“知道”（Knowing Dao）与“体道”（Embodying Dao）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人们探讨问题时还常常发问：“ 知道不知道？”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并非仅仅埋头于具体事项的认识，其实也相当重视深层次问题的探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哲人是从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系上来把握“道”的，无论是先秦的老庄学派，还是魏晋的玄学家、宋明理学家都是如此。这样，有关人生修养的生命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社会政治哲学都在“天人合一”的通贯下而具有整体的“明智”精神。
从西方文化的源流看，哲学概念本出于希腊，意即“爱智”。在英文中，Philosophy的含义已经扩展了，除了对知识的热爱可以用Philosophy来形容之外，学者还用这个词来指陈哲理、人生观等，探讨的范围涵盖诸多领域。尽管西方学者对于哲学各有自己的界定，但从总体上看，凡属探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以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都谓之哲学。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甚至将研究某一门具体学科的基本原理也归入哲学范围之中，于是有了“历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道德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thics）、宗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等等。
在中国当代学位教育的学科划分中，哲学包括了八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中，宗教学则独立于哲学之外，列为一级学科。两个系统的划分，各有各的道理，其间的差别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从研究的角度看，哲学与宗教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本丛书拟从广义的立场来审视学科关系，将宗教学的相关课题也纳入哲学的视界之中，为吸纳高质量书稿拓展空间。
本丛书所谓“新视界”的核心精神就在一个“新”字，即倡导新思维，鼓励新开拓，形成新见解。在组稿过程中，编委会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侧重边缘学科的开拓或交叉性研究。这是因为学科的划分本来就不是僵化固定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传统学科有所谓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后来，学科发生渗透或者相互交错，于是有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海洋化学，等等。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学科渗透显示了更为强劲的趋势。有资料表明，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和基本理论的创新成果几乎都不是在单一学科的范围内取得的，而是带有跨学科研究的特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如此，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也不例外。例如，经济哲学、神话哲学、音乐哲学等等，即表现了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当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发展趋势，例如生物考古学、智能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都证明了跨领域交叉研究已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所以，哲学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八个二级学科的范围内，而应该有新的开拓。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丛书在选题上有意识地采纳跨领域研究的成果，如《道教科学思想发凡》、《道教生态学》乃是从科学思想史、生态学的角度对道教文化进行新的考察。再如《经济学的理解与解释》则力图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经济学进行理论透析。本丛书将此类著作收入其中，正是由于它们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值得肯定。
其次，鼓励采用新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事实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取得有分量的高水平成果，除了发掘新资料、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考察之外，方法的选择也是相当重要的。固然，从历史上看，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富有自身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但这并非意味着理论建构方法的惟一性和永恒性。事实上，学科研究方法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体系建构而论，甚至可以说有多少哲学流派就有多少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有所谓“十日并出”的神话，这种神话在最初可能是先民们对自然现象疑惑的表现，但后来却成为道家进行理论建构的一种象征。在道家看来，思想表达与理论建构应该具有“十日并出 ”的局面，而不是以“天无二日”的框框来束缚人们的创新。此等思路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学科渗透与交错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今社会，我们再也不能固守僵化的教条，而应该有所借鉴，有所创新。所谓借鉴，即意味着借鉴西方同行的某些有效可行的研究方法，例如语言哲学研究方法、符号学研究方法等等，也意味着吸纳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学科发展正日益走向相互渗透与交叉，所以引入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势在必行。当然，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从根本上看，任何具有创新的理论体系往往也需要方法的创新。所以，本丛书在选稿方面也注意到研究方法的特色。例如《理解与科学解释》冲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主义与科学主义阈限，批判性地引入了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从而使理论架构焕发出新的气息。再如《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运用思辨历史哲学的方法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陈述了历史解释的逻辑，并且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与叙述、历史评价等问题做深层次的哲理探索。本丛书编委会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佳作加盟。
众所周知，理论创新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敢于探索的勇气。如果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那么勇于探索的勇气则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勇于探索首先应该敢于怀疑，所谓“怀疑”就是要对现成的理论体系进行一番审视，从而有所继承有所超越。我们相信，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与“勇于探索”勇气的结合必将迎来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