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1-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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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类的生理健康，而且也为人们的大脑智力发育提供了条件。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可使脑效率提高15～3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客家土楼人才辈出，有许多诸如“四代五翰林”，“兄弟父子、一门三秀”、“学部委员三院士”的佳话。其中学部委员三院士指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从福建永定土楼走出来的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地质古生物学家卢衍豪，中国科学院物化所色谱研究室主任、化学家卢配章。要知道，在1985年以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不过 300人，而一个小小的永定县就占了3位。这些留传至今的佳话正是客家土楼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绝好脚注！
客家人营建土楼，除了讲究土楼外部自然环境和土楼外部造型外，还十分注重土楼群落的前后空间布局以及土楼内部结构。《阳宅撮要·形势》指出：“凡屋以天井为财禄，以面前屋为案山。天井阔得中，聚财。前屋不高不矮，宾主相称，获福。”也就是说，后屋要比前屋高些，从后向前各间房屋要逐渐降低。这一风水布局除了体现尊高卑低的礼仪制度外，从建筑学角度看也有其合理之处。这种布局一方面是确保了房屋自然采光，二是使后面房屋视线不受阻碍，否则就会产生心理压迫的“势场”，对宅主人的身心健康不利，风水师称之为“ 前屋太高者，主受欺”。所以一个村落兴建土楼时，就特别讲究每座土楼之间的空间布局。一般说来，越晚兴建的土楼，其高度都要比先前的降低些，以示谦让，并且要拉开一定间距。所以客家人常常依山势地形，以高到低，逐级营造土楼。如永定高北土楼群，几十座方形、圆形土楼依山而筑，形成错落有致、阶梯式的土楼群，与山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好绝伦的山风图画。
客家土楼民居在内部结构上也讲求整体风水布局。通常说来，规模较大的府第式土楼，其风水布局以前面的屋为“案山”，左右两侧的厢房为护卫，中设天井为“明堂”，整个宅第的排列从后往前依次下降，成后高前低错落之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永定县高陂乡大同角村的 “大夫第”。它始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因规模巨大，施工精细，历时八载才落成。大夫第是典型的三堂二横式五凤楼。上堂为最高。登上楼顶，极目远眺，山如眉黛，层层梯田波光粼粼，煞是好风景。中堂是面积约一百平方米的敞厅，气势如虹。用三合土捶制的地板，至今油滑光亮。下堂比中堂小，左右横厅跟中堂正厅之间不设巷道，使得正厅间的漏花窗和镂刻的黑漆门格外引人注目。每排横屋，由三座层层跌降的楼房组成，分别“侍立”在上堂左右，称“上横楼”，各有“横厅”与上堂（上厅）相通。横厅开后门，直达三亩大的大花园。下厅两侧横屋为“下横楼”，高两层，楼下仓库，楼上学堂，因而又得名“学堂楼 ”。学堂楼前面有假山、水池和花圃。楼后还各设小门一扇，右小门通往水井，左小门通向浴室、木工房等处。位于上横楼与下横楼中间的是三层中横楼。横楼从下到上逐层增高的屋面处理，使得横屋采光充足，空气清新。大门楼紧接下堂。其地板、台阶、门框，皆为巨大的青色花岗石雕砌，显得庄重大方。跟由白色花岗石雕砌成的天井、走檐的淡雅明快形成强烈对比。石头颜色一深一浅，所雕图案有动有静，尽情表达主人的雍容华贵。大门楼外的大门坪，用不同方式揭示着主人雍容华贵这一相同的主题。门坪用河卵石砌成各种图案，有方有圆。方形图案为出殡时放置棺木之处；圆形图案为婚嫁和宾客造访上下轿之处。两者决不可混用。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寻龙辨脉（6）
大夫第整座楼之布局井井有条，古朴之中见高雅。后座主楼为四层楼，高114米，出檐2 8米。中座三层楼，高95米，前座二层楼，高56米。整座土楼东西宽198米，南北长53 1 5米，全楼占地约3000平方米，计大小厅25个，大小房间118间。门楼外有17米宽、498米长的大晒坪，晒坪前又有一口直径为30米的半圆形鱼池，正楼背山，山上有一道长55米的围墙。中厅、前厅支柱，雕刻精致。高低错落的土墙，配以宽大的出檐，檐盖汉代九脊式屋顶。整个建筑群落重叠，屋宇参差，主次分明，布局规整，在和谐有序中透射出五凤楼气势轩昂的宏伟气派。
客家土楼布局还贯彻“人本”思想。清代客家风水师林牧《阳宅会心集》卷上在论及房屋布局时说：“屋式以前后两进，两边坐辅弼护屋者为第一。后进作三间一厅两室，或作五间一厅四房，以作主屋。中间作四字天井，两边作对面两廊。前进亦作一厅两房。后厅要比前厅深数尺而窄数尺。前厅作内大门，门外作围墙，再开以正或旁向之外大门，以迎山接水。正屋两旁，又要作辅弼屋两直，一向左，一向右，如人两手相抱状以内护卫。辅弼屋内两边，俱要作长长天井。两边天井之水，再择向而放出。其正屋地基，后进要比前进高五六寸，屋栋要比前进高五六尺。两边护屋要作两节，如人之手有上、下两节之意，上半节地基与后进地基一样高，下半节地基与前进地基一样高。两边天井要如日字，上截与内天井一样深，下截比上截要深三寸。两边屋栋，上半截与前进一样高，下半截比上半截低六七寸。两边护屋，墙脚要比正屋退出三尺五寸，如人两手从肩上生出之状……此为最上格。其次则莫如三间两廊者为最，中厅为身，两房为臂，两廊为拱手，天井位口，看墙为交手，此格亦有吉无凶。”这种仿人形的内部空间结构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设计思想无疑体现了“宅为人之根本”的天人一体以及大地经络活体观风水思想。客家风水师受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天地人相通，互为感应，天地是一个大宇宙，而人体则是一个小宇宙，将大地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大地有如人体”这正是道教一贯的看法。因此认为大地各部分之间是通过类似于人体的经络穴位相贯通的，“生气”是沿经络而运行的。如唐代客家风水师曾文迪在《青囊正义》序言中说：“脉者呼吸之气，流贯百骸者为血，血脉相连，犹水不离气。”人体的穴位犹如大地之生气聚集之地，所以五凤楼模仿人体结构进行内部空间布局，正是希翼以此来达到藏风聚气的风水目的。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道教与科技研究百年（1）
回顾与展望本文原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道教学分支领域，诸如道教哲学、道教史学、道教文学和道教科技研究等。本文拟就20世纪中国道教科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评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历？史？回？溯中国道教科技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古代化学史（炼丹术及古代冶金技术）的研究。当时一批有志于宣传、普及科技知识的科学家已注意到《道藏》保存的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古代化学的内容，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5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章鸿钊、王琎、吴承洛、张子高等都相继开展了古代冶金术和炼丹术的研究。
王在中国科学社创办的刊物——《科学》月刊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中国古代金属化学》（《科学》1920年第5卷第6～7期）、《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科学》1921 年第6卷第11期）、《宋钱成分内之铅》（《科学》1922年第7卷第8期）、《五铢钱化学成分及中国古代应用铅、锡、锌（〓）考》（《科学》1923年第8卷第7期），等等。章鸿钊也发表了《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科学》1921年第6卷第7期）、《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3年第8卷第3期）等多篇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后来王珊、章鸿钊二人又结集出版，定名《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公司，1955年）。王等人从金属化学的角度对古代金丹术的研究可谓开启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先河。
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赴国外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吴鲁强、赵云从、陈国符等人，先后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斯（Tenney LDavis）合作，将道教金丹术的一些重要著作《抱朴子内篇》、《周易参同契》、《悟真篇》译成英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并对道教金丹术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初步研究，肯定了我国炼丹术起源最早。（吴鲁强、戴维斯：《中国炼丹术》，《Scientific Monthly》1930；《参同契》，《Isis》1932年；《〈抱朴子内篇〉的金丹和黄白两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35年。赵从云、戴维斯：《张伯端的〈悟真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报》1939年，《金丹正理大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学报》 1940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国符先生，早在1937年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就翻译了戴维斯《中国炼丹术》文章，赴德专攻纤维化学后，戴维斯便主动与他联系，两人合作先后发表了《〈抱朴子内篇〉的释滞及仙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41年）、《介绍陈致虚的〈金丹大要〉》（《亚洲研究杂志》1942年）等文章。这就为陈国符先生后来系统考证《道藏》文献，于194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打下了基础。《道藏源流考》为从事道教科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基础。1937年黄素封还将美国学者约翰生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博士论文译成了中文（约翰生著、黄素封译《中国炼丹术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这一时期对道教金丹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曹元宇先生（后供职于南京医学院）。他于1933 年和1935年相继发表了两篇研究道教金丹术的论文《中国古代金丹术家的设备和方法》（《科学》1933年第17卷第1期）、《葛洪之前之金丹史略》（《学艺》1935年第14期），依据道书文献，较系统地探索了唐宋时期金丹家所使用的工具和炼丹烧金的操作方法，并对早期道教金丹术（外丹黄白术）的源流作了梳理。
1949年以前发表的道教科技研究文章还有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卷第4期）、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学思》1942年第1卷第5期） 、王权德《读〈中国炼丹术考〉随笔》（《仙道月刊》1941年28～29期）、黄素封《我国炼丹术考证》（《中华医学杂志》1945年第31卷）等。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道教科技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从古代冶金史、化学史角度对外丹黄白术进行了初步研究，其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只能视为道教科技研究的萌芽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学者（主要是科技史工作者）陆续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表了一些与道教科技有关的论著，主要有：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 《化学通报》1954年第5期）、《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炼丹术》（《化学通报》1954 年第7期），《〈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8期），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的整理》（《化学通报》1954年第7期）、《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化学通报》1954年第12期），朱晟《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中国医学杂志》195 6年第6期），俞慎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第8期），冯家升《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第7卷第2期），谢海洲等《有关汞及炼丹的历史》（《哈尔滨中医》1963年第3期），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 《新乡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李约瑟《三十六水法——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献》（《王奎克译《科学史集刊》总第5期，1963年》，王奎克《中国炼丹术的“金液 ”和华池》（《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1964年），陈国符《说〈周易参同契〉内外丹》、《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收人中华书局《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化学史著作，其内容都涉及到道教科技。即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 4年），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特别是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对道教炼丹术作了考证分析。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道教与科技研究百年（2）
20世纪50至60年代，国内一些从事中医研究的学者还集中探讨了道教医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的医药学贡献及其影响，从医药学角度拓宽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内容。这方面的论著有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9年第9期），谢无心等《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哈尔滨中医》1960年第8期）、李经纬《孙思邈在古医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2年第2期），尚志钧《从〈证类本草〉所引资料看陶弘景的本草学贡献》（《药物学通报》1963年第6期）。
值得重视的是，少数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注意研究道教科技方面的问题。陈撄宁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创办《扬善半月刊》、《仙学月刊》，大力提倡仙学，对道教养生学颇有发明。 （陈撄宁著：《道教与养生》，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王明先生早在1948年就撰写了《黄庭经考》一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948年，20卷）对《黄庭经》的医学思想特点作了探讨，1954年他还专门撰文介绍了陶弘景在天文历算、医药养生、冶金和地理方面的特殊贡献（《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虽说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在1978年以前相当长的时期里，道教科技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与同时期国外李约瑟、席文、何丙郁等人对道教科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成果相比，还存在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