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1-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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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试药法”，云：“药当先试造金，金成即丹成也。金若不成，丹亦未成，更须飞之。……其浓丹滓乃将作银，亦可依此以滓试之矣。”《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二十，《道藏》第18册，第859页。还丹大药制备出来后，先试作点金之用（其浓丹沉淀的杂质可试作点银），如果有效，表明丹已成；若无效，则表明丹药还没炼成，须做进一步飞炼。
葛洪很重视“校验”的作用，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多次谈及：亦有以校验，知长生之可得，仙人之无种耳。《抱朴子内篇》卷五《至理》，《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10页。
或难曰：“神仙方书，似是而非，将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黄老之手，经松乔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论，宜不验也，今试其小者，莫不效焉。”《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抱朴子内篇校释》，第51页。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参验”与“勤求试之”（3）
葛洪业已认识到实验验证的意义，云：“顾曾以显而求诸乎隐，以易而得之乎难，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见其已然，则明其未试耳。”《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40页。王明先生指出：“在葛洪身上，体现了宗教家和科学实验家两种不同的人格。”《抱朴子内篇校释》序言，中华书局，1985，第10页。这一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校验”思想在道教外丹黄白术著作中有许多精彩的表述，《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二云：“校练（炼）众方，得其效验，审其优劣。”《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二，《道藏》第18册，第801页。通过对各种丹方的试验比较，根据得到的试验效果，就可区分出各种丹方的优劣。这句话十分精炼地浓缩了道教重视实验验证的科学思想。
道教中人运用观察实验方法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就，还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元代高道赵友钦的大型光学实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古代很早就对光线直进、针孔成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墨经》、《梦溪笔谈》中就有这方面的讨论记录。然而在中国科技史上对光线直进、针孔成象与照度最有研究并最早进行大规模实验者当推赵友钦。道教科学家赵友钦在其著《革象新书》卷五《小罅光景》中精心设计了一个相当完备而又十分复杂的大型光学实验，这个光学实验被公认为世界物理史上的一个独创，享有盛誉。参见本书第4章。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赵友钦归纳出小孔成像的规律：“景之远近在窍外，烛之远近在窍内。凡景近窍者狭，景远窍者广；烛远窍者景亦狭，烛近窍者景亦广。景广则淡，景狭则浓。烛虽近而光衰者，景亦淡；烛虽远而光盛者，景亦浓。由是察之，烛也、光也、窍也、景也四者消长胜负皆所当论者也。”《革象新书》卷五《小罅光景》，《四库全书》第786册，第264页。
这里，赵友钦通过实验实际上已经定性地得出了光学的一个基本定律思想，即照度随光源的强度增大而增大，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这一照度随距离成反比的光学思想早于西方科学四百年。这一大型光学实验的设计思想十分的精到，这充分说明道教科学家赵友钦在天文、物理领域内所具有的深邃而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道门中人在恒星观测上有很多创获赵友钦在恒星观测上也颇有建树，详见本书第2章。，在恒星测量思想方面有十分先进和科学的测量思想
唐代道教学者李淳风对运用浑仪观察天文星象所产生的系统误差问题有所认识，参见本书第2章。
。赵友钦在《革象新书》卷四“经星定躔”与“横度去极”中创造性地提出测定恒星入宿度和去极度的两种新方法。为了提高观测精度和可靠性，赵友钦又提出“然亦当用两人（组）以两架测之，庶几可以彼此参较。观象者候视各宿，若距星当罅中随即声说，看箭者言其箭画目，秉笔者记之。”《革象新书》卷四《经星定躔》，《四库全书》第786册，第257页。
赵友钦认为在测量过程中应把观测人员分为两组，分别用两架相同测经仪同时观测，这样就可以彼此参验，对照观测结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友钦还提出为了避免误差，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必须进行多次测量，“须当再验三四夜，以审定焉。”《革象新书》卷四《经星定躔》，《四库全书》第786册，第258页。也就是以多次测量的平均值来计算恒星赤经差。这一立两架同时参验、多次观测以消除误差的观测思想在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上是极为先进和科学的，它充分显示了赵友钦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所具有的深邃科学思想。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博闻善择”、“由易及难”
道教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与道教科学家重视实验的传统有关，而且得益于道教科学家的逻辑思维方法。前面我们剖析了葛洪重视“试作”和“效验”的实验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下面我们仍以葛洪为典型案例，以《抱朴子内篇》为基本素材，重点讨论其“博闻善择”、“由易及难”的认知方法，“析理入微”、“原始见终”的逻辑分析方法，总结其逻辑思维特色。
葛洪是魏晋神仙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道教科学家，其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学术界对葛洪的科技成就和创获已有较全面总结阐述，但对葛洪的科学思维方法的系统挖掘尚不多见。笔者认为，葛洪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科技成就，这与他独特的科学思维方法是分不开的，葛洪善于吸收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精华，并在炼丹、制药等科技活动中加以总结深化，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科学思维方法。
葛洪认识论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强调“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24页。
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要遵循“浅以涉深，由易及难”原则。道教从学道、信道与行道、守道的关系对难易问题有所论述，认为难易是相对而言的。《云笈七》卷二云：“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道不失，身常存也。”《云笈七》卷二，《道藏》第22册，第129页。
难易是相对而言的思想符合辩证法。难易问题涉及到修道方法的选择和修道的成效，故道门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北宋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在《悟真篇自序》中云：且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两端：有易遇而难成者，有难遇而易成者。如炼五芽之气，服七耀之光，注想按摩，纳清吐浊；念经持咒，NFDA7水叱符；叩齿集神，休妻绝粒；存神闭息，运眉间之思；补脑还精，习房中之术，以至服炼金石草木之类，皆易遇而难成者。王沐：《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第2页。
众所周知，南宗以性命双修、先命后性为修道思想特色。张伯端认为修命之法从修道之理来看，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易遇而难成者，如外丹、叩齿、房中术、服气、辟谷诸法，因为这类法术“于修身之道，率多灭裂，故施力虽多而求效莫验……一旦不行，则前功渐弃。此乃迁延岁月，事必难成。”王沐：《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第2页。；相反，还有一类是难遇而易成者，内丹即是。“夫炼金液还丹者，则难遇而易成。”王沐：《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第2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修炼内丹“要须洞晓阴阳，深达造化，方能超二气于黄道，会三性于元宫”；虽然内丹术“难遇”，但如果做到了就可以“攒簇五行，和合四象，龙吟虎啸，夫唱妇随，玉鼎汤煎，金炉火炽，始得玄珠有象，太乙归真。都来片响工夫，永保无穷逸乐。”最终达到“脱胎神化，名题仙籍”。正是基于这一修道认识论，张伯端在内外丹的问题上主张以内丹修炼为主。
葛洪对难与易这对范畴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曰：“儒道之业，孰为难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39页。
葛洪站在道本儒末的立场上，认为“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38页。然而易中有难、难中有易，所以他在卷七《塞难》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道为难中之易，而儒为易中之难。姑且不论葛洪对儒道关系的判定是否得当，仅就其对难与易的阐述来分析，葛洪对难易辩证关系的认识较为深刻。葛洪不仅认为难易是相对的，重要的是在认识实践中要行之以恒，做到由易及难，有始有终：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抱朴子内篇》卷十三《极言》，《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0页。
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易以及难，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非一事也。《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23页。
葛洪认为要获得修道养生的成效，应该“以显而求诸乎隐，以易而得乎难”《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40页。；师父传授徒弟，也须“初以授人，皆从浅始”《抱朴子内篇》卷八《释滞》，《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49页。。这些都体现了葛洪由易及难的思想认识方法。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精辩玄赜”、析理入微”
葛洪通过对大量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炼丹实验活动，收集了大量有关自然现象的经验材料，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类和类比等逻辑思维，“析理入微”，归纳总结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的自然之理；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葛洪据此进一步作了演绎推理：只要掌握了自然变化的规律，就可运用人工实验方法制造出所需的物体。
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为铅。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飞走之属，蠕动之类，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NFDA8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者，千端万品，不
可胜论。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龟，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蛇之成龙，茅糁为膏，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所缘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抱朴子内篇》卷十六《黄白》，《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84页。
这段论述有三层逻辑上依次递进涵义：其一，葛洪观察到自然界万物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大如“高山为渊，深谷为陵”，小到飞禽虫草“NFDA8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其二，人是天地万物之中最有灵性之物，“有生最灵，莫过乎人。”《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4页。所以最后自然就推论出：金和银也是能够从别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可见葛洪不但擅长归纳思维，而且能将归纳与演绎巧妙结合起来，透过纷繁的自然现象分析其内在之理。葛洪指出在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时，为了得出自然万物之理，还必须运用“原始见终”的逻辑思维。葛洪这里所说的“原始见终”即《易传》所说的“原始反终”的逻辑思维方法。“原始反终”也作“原始要终”，《易·系辞上传》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535页。《易·系辞下传》云：“《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598页。这里“原”指推原、探源；“反”指反求、推及。意思是仰观天上日月星辰的文采，俯察地面山川原野的理致，就能知晓幽隐无形和显明有形的事理；推原事物的初始、反求事物的终结，就能知死生的规律。原始反终是一种通过对事物原初的推理和终末状况的归纳考察，从而得出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其中融合有类似普通逻辑所说的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两种方法。关于葛洪的学识和思维特点，《晋书·葛洪传》有一段总结性评述，云：“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晋书·葛洪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册，第1912页。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精辩玄赜”、“析理入微”的确是道教科学家葛洪思维方式的二个显著特色。
综上所述，道教科学思想之所以如此丰富，同道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方法有密切关系，正如王明先生指出：“葛洪在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初步孕育着物种变化的思想不能不归功于科学实验和细致观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序言，中华书局，1985，第12页。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金丹家从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中受到启发，得出物质运动变化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尤为可贵的是，道教金丹家深信可以运用实验手段等人工方法来制造新的物质，这一科学思想对于推动古代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道教金丹家相信可以用异物来制造金银，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错，只不过在古代常规实验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由铅汞向金银转化的这一反应。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奔布利芝博士就采用核实验技术，用中子流轰击汞将其转变为金，终于实现了将贱金属转变为贵金属的千年梦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博士指出：“道家（包括道教在内）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76页。
道教科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道教中所内蕴的丰富科技思想和思维方式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道门中人千百年来在其长生不死宗教信仰驱动下，出于宗教修持和延年益寿的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究人事，孜孜不倦地探索天地自然与人体生命奥秘。在广涉医学、药物学、养生学、天文历算等领域都孕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思想。道教科学思维方式既是道教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一部分。对道教科学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道教学术研究，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由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定规模和深度决定，同时也与这种实践活动水平决定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在科学研究中，探索之成败，收获之多寡，不仅仅取决于探索者已有的知识储备之丰富程度，也不仅仅取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