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1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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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3．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11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9月20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100军对赣北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发动的反攻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抗战以来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日军第13师团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全歼敌第13师团部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痛快地说完以后，刘建业在众人的注视下，向一边闭着眼睛听，一边微微点头的最高统帅行了一个军礼，走下了讲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说得很好，作为革命军人，就是要敢于直言。哪怕是我所犯的错误，我也是愿意接受批评的。我们之所以要召开这样一个总结检讨会议，就是要总结经验，检讨错误，这样才能在以后的战事里做得更好。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没有人敢于指出来，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最高统帅在刘建业走下去以后，睁开了眼睛，用浙江官话说道。
“委座所言极是，我等就是需要通过不断地总结和检讨，以利于再战。”何部长第一个站了起来，附和道。
“下面，就由军政部的何部长讲话。”最高统帅讲完以后，把何部长推到了前台。
“新20军的刘军长，奉委座之命所作的战术点评，非常的精彩。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何部长带着一丝微笑说着。
何部长在台上继续他的讲话。虽然，何部长近几年以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和以陈长官为首的中央军不同派系互相争斗上，政治上的品德也为人诟病，被公认为是国军里的头号亲日派。但是他在军事上的基本功，还是相当厚实的，再加上他在处事上的一些技巧，才始终在军内高层的位置上稳坐不倒。何部长的讲话深入浅出，让台下不少的军官们不禁点头。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在军事上我们应该避免犯的错误和以后应该改正的地方。现在，我要向大家说一件有损我国民革命军声誉的事情。”何部长话锋一转。
说完，何部长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摞照片，交给工作人员一一的分发下去，给与会人员一一传阅。当照片发下去的时候，接到的人无不发出惊叹的声音，面色变得发白。
当部分照片传阅到刘建业的手里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来，照片上的场景，就是他下令在湘阴县城上钉死的那些日军俘虏，还有被洞庭湖水冲上岸边的日军尸体。特别是一张照片上还有一面刘建业命人在湘阴城头树立起的大旗，上书几个大字“血债血偿”。
“你何部长这是想抓住一切机会向我开炮啊？要不是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我还真地会着了你的道。”刘建业冷冷得笑着。
“也许你们要问，这是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情？我想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最清楚的。是不是啊，刘军长？”何部长得意地说道。
“我承认，这是我下令干的。而且，地点就是在湘阴县城。”刘建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面无愧色的说道。
“你难道不知道《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吗？你对此难道没有一个解释吗？”何部长对台下的刘建业质问。
“我当然有解释。”说着，刘建业从座位里走了出来，走上台来。
“何部长，能不能借你这个讲台用一下？”刘建业走到台上，对何部长问道。
“尽管用，我看你到底有什么解释？”何部长小声地说道。
“诸位，前面何部长问我知不知道《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知道还很清楚这两个条约的条文。1907年海牙第4公约及其附件，载明一项重要条款：在本公约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那些“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这就是著名的‘马尔顿条款’。192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确认敌对双方伤病员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无区别地予以人道待遇的原则；禁止对伤病员的生命和人身施加任何危害或暴行，特别是禁止谋杀、酷刑、供生物学实验或故意不给予医疗救助及照顾；医疗单位及其建筑物、器材和人员不受侵犯；战俘系处在敌国国家权力管辖之下，而非处在俘获他的个人或军事单位的权力之下，故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并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战俘的自用物品，除武器、马匹、军事装备和军事文件外，应仍归战俘保有；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照顾等应得到保障；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我想这些条文应该是没有记错的吧。是不是，何部长？”刘建业带着微笑问道。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两个公约上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何部长点头说到。
“从表面上看，我的行为的确是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条文。这一点，我也没有异议。但是，世间的事，向来是有因才有果。我自认为并不是一个天生杀人狂，更不是一个冷血的动物。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义愤。这里是我带来的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刘建业从自己携带的文件袋里，掏出了一叠照片，交给了工作人员。
当刘建业带来的这些照片被台上台下的人传阅以后，台下同样爆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各位，这些照片决不是我伪造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接着，刘建业把曹克人营长和他的17名部下在力战被俘以后，被日军残忍的折磨并活活钉死在墙壁上的事情娓娓道来。说到动情之处，刘建业潸然泪下。
“是那些日寇他们首先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对我军的将士们实施了那么残忍的行为。我们身为同袍，见此场景，怎能不义愤填膺？在我看来，那些日寇，他们根本就不是人，纯粹就是一群野兽。他们违反了人类一切的法规和良知。对他们这样的行为，我的做法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要他们一天不停止这样的暴行，我就会继续不停的报复，直到他们自觉主动地遵守国际公约。”刘建业傲然地说道。
“你这是纯粹的狡辩。无论日本人做了什么，我们都还是需要遵守法规的。”何部长质问。
“那是不是说，我们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可以熟视无睹？一点反应都没有？”刘建业反问道。
“我们完全可以以德报怨，不必如此极端。”何部长辩解道。
“对人，我们可以说人话。可是面对野兽，你说人话，他们听得懂吗？”刘建业大笑着说道。
“好了，不要继续说了。这件事情，就不再深究了。仲良，你毕竟还是年轻气盛，控制不住火气。这次就给你记一个大过，作为警戒，下不为例。”最高统帅及时制止了两人的争论，做了最后的判决。
“是，校长。学生以后一定注意。”刘建业连忙向最高统帅表态。
既然最高统帅已经出面和稀泥，何部长也只能不甘心的放弃了发难。
虽然，这一次刘建业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可是刘建业根本就不以为然，相反的，在受到军委会正式下发的处分令以后，刘建业还把这份处分命令装裱了起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所有的来人炫耀着自己的英雄事迹。
第二部
第二百一十四章 … 封锁与反封锁
当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华中地区连天血战的时候，太平洋上也并不太平。
7月18日，日本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决心“不惜对英美一战”。随后，日本不顾美国的严厉警告，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占领了该地区8个空军基地和金兰湾、西贡两大军港，构成了对英美在南洋地区属地的严重威胁。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战争气焰，美国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7月26日，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同时，在菲律宾成立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由麦克阿瑟担任司令官。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的阿金夏湾举行秘密会晤，并随后联合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两巨头公开宣布，不承认法西斯国家用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并决心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
但是，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对日本仍心存幻想。当时日本虽然已与德、意结成同盟，但在具体利益上也不无分歧。罗斯福和赫尔企图通过软硬兼施离间日本与德、意的关系，阻止日本的南进计划。从1941年4月开始，赫尔便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进行秘密谈判。不过，由于双方的要求相距甚远，一直没能达成妥协。
与此同时，下半年，重庆方面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著名的军统，当时总部位于重庆郊外的罗家湾19号，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经最高统帅批准，罗家湾的戴老板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军方。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美国将军们的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
在此以后，中国政府的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
长沙，陈长官临时住处。在总结检讨会议结束以后，陈部长并没有跟随最高统帅离开长沙，而是继续在长沙逗留，公开的名义是与第九战区协调加强两战区之间的协作。
“仲良，今天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我方已经获得了日军即将在太平洋有大动作的消息。为了体现盟友之间的关系，我方已经将这个情报送交给了美国方面。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注意。”陈长官一脸忧虑地说道。
“这很正常。他们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白人，总是认为黄皮肤的人低他们一等，只能听凭他们的摆布。他们迟早会吃大亏的。”刘建业对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惊奇。
“英国人也对我们的情报不以为然。虽然我方与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协商，但是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肯让我方的军队进入缅甸，与他们共同作战，守卫我们的滇缅路运输线。”陈长官继续说道。
“他们本来就对守住缅甸三心二意。在他们看来，缅甸最大的价值也就是作为印度，这个他们大英帝国的大后方的屏障。况且，缅甸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曾经长期是我国的附属国。在缅甸还有大量的中国侨民。在他们看来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入侵，而是我们一旦进入缅甸，就不会轻易再走了。他们英国人总是时刻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自私的态度。”对于二战里的英国人，刘建业也没有多少好感。
英国在二战史上有着极不光彩的一页，那就是绥靖政策。为了自己不卷入战争，小国的利益是可以随便牺牲的，不管是不是盟国。德军开进莱茵兰，英国不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英国不反对；德国要吞并捷克，英国就帮忙搞了个慕尼黑协定；德国侵略波兰，英国向欧洲提供了4个师的象征性援助，躲在牢固的马其诺防线后，“眼看着一个唐吉科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更有甚者；英国的张伯伦等人坚信只要继续实行对日绥靖即可维护英国的利益。1938年5月，英国竟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将征收的税款全部存于日本正金银行，并任用大批日本人为海关官员，致使日本得以用中国海关税款套取外汇，向欧美购买战争物资，用以侵略中国。同年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声明，中国将在国联第102次行政会议上要求按国联盟约第17条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竟向郭说：中国政府这样要求，“于中国自身没有一点好处，而对国联却可能有害”。同时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政府不会赞成中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1938年末，英国虽然在美国提议下允诺向中国提供少量贷款，但对日本仍持一贯的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代表各方政府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其中规定英国在华北限制抗日活动，阻止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等，并将4名嫌疑犯由英租界引渡给天津伪政府。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伪政权。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居然听任日本唆使；封锁中国唯一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使中国处于窒息的境地。它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作战以后，英国人则是在日军面前一触即退，溃不成军，竟然要由他们向来极度蔑视的中国军队来给他们救驾。在前方的中国军队和日军血战的时候，英国人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自己跑路，还顺带卷走了大批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带不走也被他们放火焚烧得干干净净。法国失败后，英国孤军作战，举起了“正义”的大旗。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地遍布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侵略国家，它有什么资格谈“正义”？！像这样的国家，怎能让他的盟友感到放心？
“军委会也很清楚这一点。对于英国人来说，缅甸只是一块鸡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滇缅路却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是不能不救。”陈长官长叹一声。
刘建业很清楚，陈长官说的一点都不错，也许对于那些高傲的约翰牛来说，缅甸只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从缅甸仰光港知道中国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却是维系抗战，从外界获得必需战略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因为苏俄陷入与德国的艰苦战争，对中国来说，唯一可靠的对外通道就只剩下这条滇缅公路了。大量中国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都必须通过这条公路运进中国，再转发到各战区。
“辞公，卑职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就在云南和缅甸的边界地区集结部队，进行相应的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