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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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同盟国阵营反对德意日，另一半中国人（南京、满洲）加入协约国阵营反对英美苏。两个敌对阵营的英美和德意，都收到了自称是“中国政府”发来的宣战书，可谓奇事一件。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在偷袭珍珠港之后），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当天美国也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在二次大战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宣过战，这倒不是西方国家看不起中国，不屑与中国宣战，而是无法向中国宣战，英美不承认汪精卫政府，怎么向汪精卫政府宣战？德意日不承认国民政府，怎么向国民政府宣战？所以中国没有收到一张来自他国的宣战书。再仔细一看重庆国民政府的“宣战布告”，又感到有些不对劲。国民政府有两个“宣战布告”，一个是对德意的宣战布告，这是一个标准的宣战书，明确说明宣战书开始生效的日期：“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可是对日本的“宣战布告”，就让人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宣战布告”没有提到宣战书开始生效的日期，只是含糊地说：“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如果当时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外国人问：“中国从哪天开始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和日本的条约、协定、合同从哪天开始作废？”中国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勉强按发布文书的日期来解释：“1941年12月9日开始，中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从今天开始作废。”难道1937年7月7日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非正式战争？在1941年12月9日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仍然有效？只要仔细看一下对日本的“宣战布告”和对德意的“宣战布告”，就会知道对日本的“宣战布告”缺少最关键的生效日期。当今国际间的一切条约、协议、最后通谍、宣战书，最不能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文件的生效日期，如果一个文件没有明确的生效日期，那么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应。宣战书要符合国际法的规定，没有表明生效日期的宣战书自然无效。所以只要对照一下国际法的基本常识，就可以明白那份对德意的宣战书有效，而那份对日本的宣战书无效。这份“宣战布告”只能内销，不能出口。外国人看了这样莫名其妙的“宣战布告”，是佩服中国人呢？还是笑话中国人呢？

原先，一直有人很纳闷，中国的教科书为什么对“对日宣战”这么遮遮掩掩，看到这个宣战书的原本，大概就会明白这份宣战书拿出来实在太不成样子。想来中国当时的专家也不至于不明白没有确切生效日期的宣战书无效这个国际法常识，恐怕当时国民政府发布这个“宣战布告”，只是为了鼓舞中国人的士气，正如《李宗仁回忆录》所述。这个“宣战布告”只是意在“内销”，当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准备日后拿这个宣战书在国际上进行交涉。中国这份宣战书不但没有被国际上承认，其实连中国人自己在事实上也没有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就要陷于非常不利的地步。比如战犯的审判，国际法庭上只对战争期间的战争犯罪进行审判，因为中日战争是1937年7月7日开始的，所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屠杀事件就不予起诉。如果中国的宣战书有效的话，中国对日本的正式宣战日期是1941年12月9日，那么按照国际法，1941年12月9日前的屠杀事件就不予起诉。这样一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的凶犯岂不是无法追究了？日本人倒是希望中国这个宣战书有效，这样一来8年侵略战争就变为4年，要赔偿的话，赔偿费也得减少一半。如果中国人在教科书中加上对日宣战一条，把抗日战争解释为：“抗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爆发，国民政府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学生们肯定要不解地问：“为什么中国要等到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宣战？正式宣战以前的战争是非正式的吗？”这样的教科书，不但不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反而会使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产生疑问，所以教科书干脆不提。由于宣战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宣战书是否有效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的这份对日宣战书，当事人日本没有承认，远东国际法庭上没有承认，就连中国人自己在事实上也没有承认。

第二部

第二百一十九章　…　天炉（一）

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妄图瓜分世界的战争既已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迫使东、西方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也联合起来。早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延安方面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延安方面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提议召开由中、美、英、苏、荷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战争事宜。苏联及荷兰因欧洲战事紧张及两面作战等原因不愿参加。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中国代表为军事委员会何总参谋长，由中国方面最高统帅主持会议，其夫人宋女士担任翻译。会议初步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至此，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马歇尔原拟的报告中，中国战区还包括缅甸东北部，但英国此时仍然在打着他们的小算盘，坚决反对中国人指挥英国军队，因此罗斯福将缅甸东北部划归英国韦维尔指挥。最高统帅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1月3日正式宣告中国战区成立，接着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不过美国提议的这个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职务，因为越南和泰国都已在日军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指挥的盟军，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团会议也未让中国参加。

随着中国和英国，美国结成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苏俄立即削减了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因此减少对华援助是安全的。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大战将会刺激革命的爆发，苏俄计划观察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衡量“帝国主义战争”在催化中国社会内部变革方面的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加强南方作战的进攻能力，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参加南方军的作战，另以驻上海的第4师团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这时在中国战场上，除关东军外，日军尚有21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占日军陆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其作战方针是：“与帝国海军协同，保持现在之态势，同时扫灭美英在中国的势力，使用政略、谋策，努力对敌压迫，以使中国屈服。”

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其主要内容与1940年7月23日大本营下达的“大陆命”第439号命令的内容大致相同。但由于形势的发展，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有下列变化：

1．原来赋予汉口地区日军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由于兵力减少，现在降为“摧毁敌人的抗战力”。

2．原来赋予华南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由于攻占了香港，现在改为：“第23军1941年7月5日，“华南方面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23军和第25军。第25军进入越南、广州地区后改为第23军。应确保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地的安定”。

3．原来赋予陆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现在降为“主要应协助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作战，其次可临时协助第13军作战，并根据需要担任要地防空”。

4．特别强调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命令指示：“加强对敌封锁的方针”，“重要资源的开发及军在现地谋求自给的问题，成为今后战争指导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命令规定：“在必要的地点适当地构筑封锁线，禁止货物流通；在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须严厉取缔货物流到敌区；在主要通道及兵团间连接的空隙，要特别注意防止物资流到敌区；须确保占领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获取和运输；军应加强当地的自给自足措施，积极地获取和利用占据地区内外的资源”等，以达到“以战养战”，使华北“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与日、满共同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

原本随着日军南方军的大举南下，日军大本营已经下达了命令，要从第11军抽出第21、第33、第5、第18等师团及其他军直属队、航空部队，另外第11军的第4、第6师团要集中在华中三角地带，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在武汉地区，适当整理襄西、岳阳、赣北附近等地的兵力，收缩作战区域，在确保武汉周围要地的同时，集结若干预备兵力；若苏联参战，首先从华北方面调用3个师团，从武汉地区调出第3师团和必要的军直属部队，另为该地区增加1个混成旅团。

阿南惟畿此时自然不情愿大幅度收缩作战地区，白白放弃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其直接领导中国派遣军也不甘心，而且他认为，收缩第11军的作战地区，应依南方军的作战成果而定。

在经过和东京大本营的一番讨价还价以后，日军大本营经过研究，于11月6日正式通知第11军：除第4师团外，不抽调第6师团，并于1月中旬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同时，第11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

阿南惟畿在接到大本营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并在其当天的日记中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当时的心情。

11月8日，第4师团奉命脱离第11军的作战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准备在上海附近集结。11月18日，中国派遣军命驻太原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到武汉地区，受第11军指挥。

12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575号命令：大本营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在攻克南方主要地区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必须确保从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岳阳、吴城之间。

这样，日军第11军主力便没有被纳入大本营南方作战计划之中，仍执行其原来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正式向香港发起进攻。

同日，最高统帅命令在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开始南下，准备策应香港方面的英军作战。

12月10日，日军第11军召开各师团参谋长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第9战区应采取的策略。在这次会上，阿南惟畿训示其属下说：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机，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要整备进攻的态势，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

12月12日，日军第11军得到了第9战区部队一部已开始南下的情报。参谋长木下勇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正是对第9战区发动进攻的大好时机。理由很简单，但又很站得住脚：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的作战。

12月15日，第11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案。作战发起的时间定在12月22日前后，作战期限定在两周左右。阿南惟畿清楚，在目前日本战线拉得如此广大的时候，大本营对于中国这个泥淖已无能为力，失去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信心，要扩大战场，肯定不会得到批准。他的设想是：以第6、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9战区第20军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将其捕捉歼灭；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

中国派遣军总部很快就批准了日军第11军的这个作战方案。同时，命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第1飞行团协同作战。

根据阿南惟畿的作战计划，日军预定使用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属“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太原。因第11军的第4师团调整至上海为大本营预备队，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又调至宁波接替参加南方军的第5师团，第11军兵力不足，临时由“华北方面军”调整而编成。，独立第65、第95大队（外园支队）及军直属工兵队、野战重炮兵大队等。总计8个步兵联队（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战炮兵联队、2个山炮兵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共约7万人。

日军准备动手了，对面的中国第九战区也没有闲着。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上下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检讨，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

11月17日，薛长官在长沙召开战区官兵代表会议，就有关训练、作战等问题做了指示。

前两次作战，日军基本上都是长驱而入，随后又全身而退。第9战区的部队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第9战区部队本身的伤亡更多，损失更为惨重。这让薛长官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更为清醒的评估，同时，也加深了其对消灭对方有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

另外，对于如何对日军进行逐次抵抗，如何切断其退路，怎样选定决战地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