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2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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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俄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他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俄。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俄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俄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俄进行作战。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俄，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俄援华，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俄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俄在战争以后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俄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得到的帮助太大了。

苏俄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俄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

第二部

第二百四十五章　…　缅甸悲歌（十）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俄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俄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就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俄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中国军队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几乎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反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濒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是，中国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严格的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加反法西斯轴心国阵营的同盟国家里坚持战争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损失最惨重的国家，理应在战后得到与这一切相对应的国际地位和荣誉，但是，中国却什么实际战果也没有得到。相反的，在战争期间，中国还被自己的盟友多次无情的出卖和背叛，唐努乌梁海，科布多被苏俄强行并入自己的版图，外蒙古沦为苏俄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大连和旅顺被苏俄强行租借，原本早已被苏俄卖给日本的中东铁路，理应在战后被中国收回，却再一次被苏俄强占。苏俄还以所谓的驻军费用为由将日本留在东北的工矿企业里面的主要机械设备几乎全部拆运回国。就是在苏俄的操纵下，中国的版图从一片美丽的海棠叶，变成了一只雄鸡。

虽然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了。中国无法得到足够的来自外界的援助物资，以维持和提升自己军队的战斗能力。

作为从后来回到过去的人，刘建业对这一切的记忆尤其深刻，所以，他才义无反顾的全力投入到以保护当时的唯一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为目的的入缅作战。可是，无情的现实让他感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在被迫放弃了同古城北的克永冈机场以后，刘建业总算被“刻薄的乔”抓住了机会。美国老头多次对重庆的最高统帅宣称刘建业不但不支持他的作战构想，相反还直接丢失了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克永冈机场，他是绝对不能胜任目前的职务的。

为了安抚这位掌握着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名义上还掌管着所有在华美国军人的老头的情绪，最高统帅下达了公开的命令免除了刘建业担任的远征军副参谋长职务，转任中国方面驻滇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主任参谋是萧中将，就是那个在芷江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萧将军）。但是，与正式的命令一同送到刘建业手里的还有一封陈长官的信。陈长官在信里对刘建业说明最高统帅子所以免除他的副参谋长职务只是为了安抚那个固执的美国老头，刘建业此后在缅甸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缅甸的地方势力，为国民政府保卫缅北，经营缅甸北部，进而在战后和英国人角逐东南亚做好准备。

刘建业接到信以后，心里反而安心了。至少自己可以撇开那个刻薄的老头，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最高统帅调集到云南边境的另外三个军的部队，一直没有接到动员命令，相反却不断地在云南边境和云南的实际统治者龙主席的滇军部队发生各种摩擦，惹得龙主席命令他手下的部队对于进入云南的中央军部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看来，最高统帅还是不忘记在抗战的同时，寻找各种机会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这三个军的部队看来是不到最后危急关头，不会轻易离开云南进入缅甸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战的首都——重庆。

当史迪威还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历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们的女儿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然而，曾在史迪威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重庆山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弊病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史迪威兴奋地给他的老朋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写报告，说中国到处可见大批吃苦耐劳，生命力强盛的民众。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再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

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很难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最高统帅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乌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最高统帅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最高统帅亲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最高统帅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的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最高统帅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最高统帅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最高统帅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最高统帅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最高统帅交待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

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缅甸眉苗。

英国总督府临时迁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国将军亚历山大爵士刚刚飞抵小城。他是来接替因被认为无能和对华态度过于软弱无能而被撤职的胡敦中将担任英缅军总司令的。

当美国人史迪威初次对这位英军总司令作了礼节性拜访后，就挑剔地评论亚历山大“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

自然，傲慢自负的亚历山大爵士同样有理由蔑视这位不带一个美国兵的美国将军。

会晤不欢而散。

史迪威电告中国最高统帅，称英国人是“难以合作和不可靠的伙伴”。

无独有偶，中国人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很快也显露出棘手的苗头。

杜光亭，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其实他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架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最高统帅。

同古战役前夕，史迪威赶到眉苗指挥部走马上任。初识杜光亭，他对这位中国副手评价颇高：“……兢兢业业，对战术懂行，随时准备进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而最初他以为所有的中国军官都具有相同的品质：“……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从不讨价还价和自高自大”。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错觉。

一次应亚历山大邀请，史迪威和杜光亭前往英军防区进行礼节性视察。在一处阵地上，一名英军上尉看见中国将军抽的是美国“骆驼牌”香烟，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质问道：“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继而恼羞成怒，险些拔出枪来要枪毙那个白人上尉。对西方人来说，任何坦率的谈话都是正常的，不管对上级还是下级。但是中国人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从那天以后，史迪威一连好几天都从杜将军眼睛里看出一种受了伤害的深深的敌意，起初他并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杜将军器量狭小所致，但是过了许久以后，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原因远非个人品质使然。

同古战役开始后，史迪威同杜光亭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阻击和牵制敌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反对。

在杜光亭看来，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国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远征军是最高统帅的精锐部队，也是杜光亭的本钱，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

杜光亭一面将敌情电告最高统帅，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

同古大战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光亭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其实史迪威同杜光亭的矛盾只是他同最高统帅冲突的前奏。这段冲突的历史，不仅表现了个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更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则上的冲突。

同古战役一结束，史迪威就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飞往重庆。他要把缅甸前线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面向最高统帅讲清楚。

在重庆一下飞机，他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商上将。商上将向他透露说，第200师从同古撤退是最高统帅亲自批准的。那天是4月1日，恰好是“愚人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最高统帅愚弄了的“傻瓜”，心里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最高统帅的头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高统帅的插手。”

当天中午，他会见了最高统帅，毫不客气地向他“摊了牌”。“我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军长和师长们都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我不能撤他们的职，更不能枪毙他们，仅仅同他们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其最终结果，我成了个毫无权利的傀儡，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为别人的失利承担责任。鉴于这种状况，我必须提出辞职。”

最高统帅摆出一副十分惊讶和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娘希匹，我要调查，哪个师长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光亭和刘仲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