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2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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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最高统帅夫妇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为柯里和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院长夫妇和被称为民国国母的孙夫人出席作陪。
宋氏三姐妹非常难得地聚在一起，史迪威在日记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对这三位著名女性的印象。“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嫡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聪明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是……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粗心的武夫，他对交往对象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深刻，并且总能比较迅速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他对宋氏三姐妹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同样，最高统帅暂时作出的缓和姿态，也无法改变他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形象：“他可以超越逻辑和理性，凭着自己的‘直觉’随心所欲；他无视通常的规则和程序，却大谈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他被表面现象和过时的经验所迷惑，突然地变来变去；他顽固至极，拒绝和别人讨论问题。……他不肯前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加强。”很明显，最高统帅在史迪威心里的印象是越来越差了。
两天之后，史迪威和柯里一同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柯里为他“成功”的调解洋洋得意，而史迪威却无法相信最高统帅的那些口头允诺。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最高统帅又会突然变卦，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踵而来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最高统帅，而是来自他的本国同胞。
史迪威离开重庆来到印度，送走劳克林·柯里，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德里有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由赛伯特准将负责这里的日常事务。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史迪威经常来往于新德里至重庆之间，有时还要视察卡拉奇的后勤港口、阿萨姆邦的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在昆明的空军司令部。这个战区虽然没有多少美军部队，但从东到西竟分布在长达4500多公里的战线上。
8月15日，史迪威处理完新德里司令部积压的各种文件之后，立即赶往为中国军队建立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
兰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00多公里处，是印度比哈尔邦兰契市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旧兵营，原来曾用作关押从非洲战场捕获的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整个营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营房可供大约2万人居住，还建有各种训练场、两个轻武器射击场和1个炮兵射击场。
经过同英方的反复交涉，韦威尔终于答应把这里用作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双方还达成协议，由英国人负责这个营地的食品供应，并提供印度卢比作为受训官兵的军饷；美国人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
当时，从缅甸撤打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经先后集中入营，番号也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过最高统帅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尤青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仲伦的新38师有7000人，廖建楚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到达兰姆加尔之后，史迪威视察了营区部队和训练场地，第二天便召集美军负责各门课程的主任教官召开会议，健全了训练机构，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些对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称作“训练天才”的史迪威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他任命博特纳上校担任驻印军参谋长，麦凯布上校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并抽调一批优秀军官担任步兵、炮兵、装甲兵、战术、后勤等课程的教官，其他美军人员派到驻印军营以上单位担任联络工作，中国军官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
8月23日，训练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训典礼。会场上悬挂着中美两国国旗，能讲一口流利汉G的史迪威用汉G向中国官兵发表了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他讲到了中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兵败吴国之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报仇雪恨的典故；还讲到了宋朝大将岳飞“精忠报国”，奋勇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他号召中国官兵学习历史上的这些英雄，效忠自己的国家，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建功立业。他以自己的军人荣誉向中国官兵保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与日军同样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史迪威的讲话通俗、生动，给驻印军官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纯粹的军人和军人之间的对话，比起政治化了的军人之间的对话要容易得多，收到效果也要明显的多。
兰姆加尔的训练课程，主要针对三方面人进行。第一类是士兵，主要进行武器操作技术训练，要学会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反坦克炮和用于特种作战的其他装备。此外还要进行丛林作战训练，如爬山、爬杆、武装泅渡、野外生存等等，这些基本上和塞文堡的训练差不多。第二类是普通军官。除进行技术训练外，还要学习战术课程，掌握野战战术和协同战术，这些和美军军种学院的教育接近。第三类是上校以上的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他们要仿照美国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的战时训练方式，学习战略、战役、指挥、后勤和参谋作业等课程。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为将来在云南再训练和装备30个中国步兵师培养骨干。
训练方法是按照讲解、示范、实习、考核四个步骤进行的。由于缺少翻译人员，示范和实习实际成了主要的训练方式。中国士兵虽然总体上文化水平不高，但非常善于模仿，许多复杂的武器、装备操作技术，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过去，中国军队因为弹药供应奇缺，很少有实弹训练的机会。兰姆加尔训练中心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中国士兵不仅能进行轻武器实弹射击，甚至迫击炮、反坦克炮、榴弹炮也能进行充分的实弹训练，这使他们的射击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在这里差不多一个星期在实弹训练上消耗的弹药数量比国内同等部队一年的消耗的弹药还要多。
中国官兵们还惊奇地发现，史迪威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他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中国军队学习的很快，我想这将证实我的观点；只要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就能像其他的部队一样棒。英国佬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六章 … 暗流涌动（三）
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大多数接触过中国军队的美国军官都对中国的士兵和基层指挥官有着很好的印象，但是对于那些高级军官的印象嘛，就实在不能算好了。
过了不久，兰姆加尔的中国部队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训练中心的医院，为受训官兵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接种了预防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疫苗，伤病情况明显减少。英国人提供的伙食虽算不上太好，也并不合乎中国人的胃口，但米饭、面包和牛肉罐头却能保证每天饱食三餐。一段时间下来，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史迪威的目标，是要在1943年1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之前，在印度建立起两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和其他特种保障部队，目前的9000人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最高统帅虽然已经答应向印度空运5万部队，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在当时并未立即付诸行动。为了打动最高统帅，史迪威把中国驻印军训练、装备、演习情况的大量照片和一段纪录片送给最高统帅，果然使他十分满意，他立即批准了向印度空运补充兵员。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已达到了3·2万人。新38师和新22师，每师1。25万人，各辖有3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l个辎重营，1个通讯营及其他配属分队。此外，还组建了3个炮兵团，每团36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迫击炮团，每团48门150毫米重迫击炮；1个汽车团，有400辆载重汽车。中国驻印军已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较强的战役突击部队。
当然，在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整编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3顺的。作为有长期在中国任职经历的史迪威将军非常了解国民政府军队中军官们常用的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作为一名纯粹的职业军人，他对这种丑陋的现象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为杜绝这些情况发生，保护基层官兵的利益，他建立了“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发放到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尤青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尤青之间爆发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最高统帅不得不调走了罗尤青。
在罗尤青看来，自己总领了军饷以后，再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发放给官兵们，这是十分正常的。只要军饷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了，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军饷并不是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发放的，而是依据美军的军饷标准的七成发放的。由于美军的军饷标准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军队军饷标准里是相当高的，即使是打了七折发放，也远远比国内实行的军饷标准要高得多，甚至连发放双饷的第74军也远不能与此相比。所以，如果由罗尤青总领以后，他就可以从中获取相当大的差额。这些差额，如果被送回国内，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巨款。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发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苦心说服最高统帅接受他的建议的时候，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却在华盛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柯里在访华期间虽然支持了史迪威的基本立场，但两个人对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分歧。
史迪威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十分尖刻地认为：“国民政府可能把美国当成傻瓜来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主张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最高统帅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GCD和国内的其他敌手。”他提出，美国政府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柯里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国后于8月24日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认为：“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最高统帅，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附加任何条件或规定任何限制。……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之间的个人纷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因此，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代之以一位懂得“外交”、能够安抚最高统帅的人，同时，他还要求召回和史迪威抱有同样看法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过了不久，柯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他向罗斯福吹嘘，只有他本人才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合适人选。
美国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史汀生交给罗斯福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附加交换条件，以促使中国整编军队和参加反攻缅甸的战役。但是，罗斯福却明显地接受了柯里的观点，他否定了陆军部的建议，并在给柯里的复信中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史迪威。根据罗斯福的授意，柯里去试探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撤换史迪威的态度，结果自然是在陆军部里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柯里敲开了马歇尔办公室的门，神气十足地说：“总统请你考虑撤换史迪威。”马歇尔膘了柯里一眼问道：“是总统让你来告诉我的吗？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吗？”“是的。”柯里点点头。马歇尔又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中国呆了多久？”柯里一脸尴尬，他知道，马歇尔并不是想问他在中国逗留了多长时间，实际是在说：“你能比史迪威更了解中国吗？”他硬着头皮答道：“三个星期，先生。”马歇尔阴沉着脸，不再说一句话。柯里悻悻然，只好起身离去。
10月初，罗斯福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亲自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最高统帅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一同复函罗斯福，他们认为，史迪威与中国打交道已经近20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且目前正在准备反攻缅甸，美国的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个能够指挥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谈判者，或是一个物资供应者。”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只好暂时打消了撤换史迪威的念头。
一场3波过去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马歇尔和史汀生只是指出了保留史迪威的现实军事需要，而没有触及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于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史迪威十分不利的事情。
10月2日，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访问。虽然他与罗斯福总统在国内政策上互相攻汗，但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却十分接近。这次，为了显示美国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他受竞选对手罗斯福之托，进行了49天的环球访问。在中国的6天逗留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
最高统帅夫妇对威尔基的访华极为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向美国施加影响以争取更多美国援助的重要机会，特别是威尔基或许有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为了使威尔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