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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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农民的生活重担，关注社会的贫困阶层。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朝代的消亡，一个国家的激烈动荡，一个国家长期的动乱甚至灭亡，历史上看，都是因为城市的极度繁荣、乡村极度的萧条和贫穷引起的。当代科技应该减缓或者消灭这种过程，而不是加剧和推动这个过程。这难道不是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应该警醒的吗？
上午的发言引起强烈的碰撞，我希望下午能够再次引发合理的碰撞，我希望这种碰撞弥合我们的裂痕，而不是扩大，让我们感到更加失望、更加沉重、更加绝望。
管华诗：我非常高兴；也非常佩服和欣赏张平老师和邱华栋老师。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式，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的不同结果。质疑、碰撞是永久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的理解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同源共生、互动互补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但是有一点，科学技术它可以创造财富，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这个应该肯定。在传授这种技术，在传授这种基本知识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人文精神。我觉得它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上面提到，繁华的城市和比较落后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照，造成这种差别与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方面不仅是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问题，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经济学者需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社会科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间架起的桥梁。我们本来就生在一个地方，都在大自然界当中的地球上，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两种科学系统形成的过程，还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都是在互动体系中。两种科学系统形成后，对自然界、社会的一些问题直接讨论也非常有益的，这个争论也是正常的，它可以互相启发彼此的思维。另外，大家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讲话对大家都有所启迪。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这两个关系是兄弟关系，是同源的，是共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补互动的。
1954年生，山西省新绛县人。1982年7月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历任《火花》杂志副主编、创作研究室副主任、专职作家、副主席等职。山西省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山西省委第七、八届副主委，民盟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副主席。现任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协会理事等。
多年来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余万字。长篇7部、结集3部、文集6卷，主要作品有《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先后数十次获奖，主要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7次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10月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人民作家、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民盟先进个人等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1）
陶东风
一、形势分析与论题的意义
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相互藐视与对立似乎早就存在。尼采就曾经十分瞧不起科学家，他区别了科学家与哲学家，认为将哲学还原为科学将导致哲学的终结。但由于科学的威望日益上升，所以存在着哲学家将放弃其崇高目的而变得专家化的危险。他蔑称科学只是一面镜子、测量仪与反照仪；而科学家则常常讽刺文学家好空想不务实，夸夸其谈。
在当代中国，这个差异与对立依然存在并表现得特别明显。文学家与科学家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的现代化所持的态度，他们“审时度势”的角度、出发点、着眼点都存在巨大差别，他们的价值判断、文化立场明显不同。
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当今知识界和文化界出现了学科整合的趋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整合、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的整合，这种整合的前提是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学科是存在差异的，而整合的必要性则体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不同的学科都存在自己的洞见与盲点，都不能单独对于社会发展做出完美全面的解释。其次，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日益相互渗透的时代、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一个知识经济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学艺术已经不是高高的悬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而技术也不是实验室中少数人的智力活动。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与科技的边界在弥合（比如好莱坞大片既是艺术也技术），它们在日常生活这个核心环节走到一起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既是高科技产品也是艺术品）。可见，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不总是不相干的。在当今社会，整个经济越来越文化化，而文化则经济化。第三产业、文化产业日益兴盛，而审美时尚等人文方面的因素则成为产业的内在构成因素，现在还有所谓的“美丽产业”（美容塑身，选美活动等）。
所以，认真仔细研究文艺与科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二、科学家与文学家在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上的差异
1。科学家务实、文学家务虚
尽管存在例外的现象，但是总体而言，科学家与文学家在个性、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举其要者言之，科学家务实而文学家务虚；科学家重理性而文学家重感性；科学家更多考虑可行性（是否行得通）而文学家更加执着“合理性”（是否合乎自己的理想），经济学家更多忠实于对象的客观性（他的研究可能从动机上说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但是一旦进入研究过程则必须尊重对象自身的客观属性，而文学家更喜欢“我向思维”（或“自我中心”）等等。
务实和务虚的不同决定了在对待社会转型时，科学家更注物质层面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在人的精神、心灵上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由此导致两者在分析与评价社会转型时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道德的提升两者何者重、何者轻、何者优先、何者居后方面，科学家与文学家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的富裕，科学家看到的更多是好处，而文学家看到的可能更多是负面效应。科学家可能觉得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文学家看来，它同时破坏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破坏了诗意，破坏了淳朴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作家艺术家常常有强烈的怀旧感，对现代文明充满怀疑乃至敌意。比如李杭育的《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老儿》，还有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
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科学家与文学家在对工具理性的看法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在宗教被祛魅以后产生的一种建立在精确的计算之上的效率—实用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非实用的、非效率化的人的精神价值信仰。在一个宗教本位或伦理本位传统深厚的社会中，想要实现现代化似乎必须经过工具理性化的阶段（尽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把原先的神圣价值加以摧毁、限制或划定其范围，使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器物、物质方面的活动脱离价值理性的限制；但是文学家可能会出来唱反调：工具理性化把人当机器看待与使用，剥夺了个体的精神特殊性与精神自由，使人成为非人。对之的批判一直是并仍然是当今中西方人文学者的主导立场。
在科学家看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然应是一个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人治的伦理传统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工具理性。我国的现实是，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伦理、效率意识、科学理性大大不足，市场成分大大不足，因此，必须大力倡导现代经济意识与经济模式，甚至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甚至经历某种“商品崇拜”的阶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文学艺术家、人文学者看来，人类在这个科技理性霸权的时代已被大大异化，从而失去了人的自由本性。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生活的深度、情感的深度、思维的深度，他们执著地寻找人类生存的“诗意”。面对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极度失落的现实，他们大声疾呼：道德沦丧了，人文精神失落了。
三、造成差异的原因
首先，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一个精通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分析社会现实的作家未必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外古今那些真正有艺术韵味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挽歌式的，也就是说，常常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相悖。《长恨歌》是如此，《红楼梦》是如此，托尔斯泰是如此，福克纳也是如此（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像他的作品还有如此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文学艺术中的反现代化思潮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其次，这还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角色期许密切相关。科学家要解决当前物质生活问题，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工程师”或“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文学家、艺术家则不同，文学艺术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人类当然必须首先活着，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学艺术的需求。这些需求也是人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由此，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科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有的取历史代言人的定位。
最后，这种不同还在于文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的知识谱系不同。由于训练，由于教育，由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他们观察世界的思维范式不同，因而他们对同一社会现实可能做出相当不同的判断。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同一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层次或不同侧面。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2）
四、从对立到互补
1。文学家的边缘立场的意义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审视角度和评价尺度本来就不应当与科学家相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又必然造成这样的局面：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结果（包括正、负面）。这就决定了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成为社会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文学家的价值立场应该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趋势保持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心，是有距离的关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相对微弱的、边缘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是科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现在的老百姓和政府都更加重视科学家的建议和意见（精英结构的变化）。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化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和人文思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完全依照文学家的小说来施政。
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不停地提醒人们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科学家看不到或看到了而不重视的那些消极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是被科学家忽视的，它不能用仪器测量，不能用公式或图表计算，也不能用金钱衡量，只能用心去体验、去感受。但是它是重要的。三峡的移民对于故土的眷恋不是新房可以弥补的。
2。注意克服两个偏向
我以为当今中国转型时代，学术文化界存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偏向。
一是文学家的那种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重要问题是：缺乏应有的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他们对于现代化有一种整体拒绝的倾向，以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认为，文学家固然可以对于社会转型持不同于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切不可丧失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我所谓“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是指文学家不应当幼稚地认为社会应当按照自己的人性理想与高调乌托邦来建构，更要警惕自己的乌托邦被政治家别有用心地利用。用来在现实社会中建立所谓“道德理想国”或“人间天堂”。我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喜欢桃花源中“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但是桃花源的美就在于它是幻象，如果桃花源不再是幻象而是现实，或者有人为了建立桃花源而把人类的文明成果统统毁灭（为了人性的“纯洁”），结果恐怕并不美妙。这是一种走火入魔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但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害的，而且从审美上看也是不美的。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性乌托邦如果想要获得美感，就不应当成为声嘶力竭的道德控诉。即使他留恋过去，对于即将消逝的美好（至少在他心目中是美好的）事物、美好人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也不应当失态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让自己的声音失去应有的从容与委婉。因为暴跳如雷的道德控诉或许表明了一个人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但是我相信它必然是缺乏美感的。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所有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即贵族）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并不用自己的道德态度取代社会历史理性，所以他写出了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虽然他同情贵族；同时，他的同情是有距离的，因此也是美的，他没有把同情化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对资产阶级破口大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千古名句，但是它的美恰好来自一种挽歌式的情调：美的夕阳的消逝引发的是李商隐无可奈何的喟叹与惋惜，深情而不狂躁，从容而不冷漠，狂躁的激情因为失去了距离因而也将失去美感，冷漠的从容是一种“没良心”的历史理性，它从来与文学无缘。
另外一种偏向是科技中心主义、科技万能思想。
在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