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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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在我们图书馆中，哲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理论的总数是最多的，我看许多东西没有很认真去看。而且科学发展的今天，信仰缺失，且宗教失落，所以我感觉主要是现在，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说好像现在一个冷冰冰的冰块下面有一些自由游泳的鱼，我们青年一代不去关心它谁去关心它。把这个冰面打坏以后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而且那里鱼是最多的。我听泰戈尔说过，真正的信仰者要放下在礼堂的膜拜，就是我们应该怎么静下心来学习哲学？
成中英：我想我了解你的基本的意思，为什么今天哲学没有受到重视？还是说，哲学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哲学一直都是人类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所以在文化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当人类需要更多发展自由的时候，哲学尤其能够发挥作用。我可以举出古代希腊，中国古代的先秦，近代的16世纪到18世纪的西方，以及19世纪中叶以后到现代的中国的许多例证来说明。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哲学没有受到重视，因素很多。因为可能基于一种实际的目标，必须整合很多有实际需要的理想目标，包括政治与经济上的目标，我们却会把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搁置。但是今天我们的政经发展也有了新的高度，应该是发展哲学与文化的好时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哲学的需要给予基本的满足，更多地去理解人，解放自我，更多地去思索面临的问题，更多地去看外面的世界，更多地去找寻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我认为当今是一个哲学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应该重视哲学的时代，因为哲学既能超越又能包含，既可整合又可追求新的理性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在众多的实际要求中，面临人的超越自我的问题，面临实现自我的问题，也要面对成已成人的根本的人性需求。中国有很深厚的人文传统，西方也有，今天中国和西方竞争的不只是科学，而且是人文精神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很需要人文精神，我想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未来也更需要。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认知这个需求，把人文看成很重要，并把它看成是体现个人与群体价值的基础。
陶东风：请问成中英先生，您对传统问题和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新儒家的思路有什么不同？谢谢。
第五部分人文与科学的分解与结合（4）
成中英：一种笼统的看法是这样，新儒家可能偏向于文化的保守主义。1958年几位先生的文化宣言，其目的在于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并申述与说明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但是有关如何接受西方或者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或者如何引入现代性，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之道。但几位先生的意见却不外乎要把人文精神作为基源来开出新的民主与科学。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一点我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是我们今天面对世界，世界面对我们，方法与智慧都需要彼此学习，彼此参与。人文精神并不是单纯的内在的事，正如民主与科学也不是单纯的外在的事。内圣与外王两者并不妨碍彼此同步发展、同步起飞。科学与人文当然也可看成中国科学发展的两个部分，一如把他们看成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两个部分。我们必须记住的地方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自己反省，我们民族的生命究竟需要什么营养，然后调适我们的生命以壮大之。第二，我们要直接面对西方，不能像过去新儒家把西方看成是比较远的或者比较对立的他者。作为一个重视中西融合与文化沟通的思想者，也基于我在西方生活与教学及参与西方学术界的长期经验，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和弱点，觉得只有实际参与和直接进行交往与沟通协商，方能知己知彼，方能超越与融合，发展有益于全人类的新观点，新做法，把中国的哲学传播到世界之中，也能更好地接纳西方哲学的智慧，使中国在西方，西方在中国，同时具有主流地位。这就是我常说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世界人类的历史智慧中国化与地方化的发展途径。
王蒙：请问成中英先生，您提到的杨先生的论点，它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从《易经》里面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不注意逻辑，尤其是不注意演绎法，所以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的人文传统，并不妨碍科学的发展，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的科学一直很发达，还是认为是别的东西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成中英：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记得20年前在宾州大学的一个讨论会上，一个社会学家问及这个问题，怎么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科学？但我也同时提出，为什么西方发展了科学，而没有发展儒家与道家思想？我要求这两个问题同时回答才能说明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真相。因为有没有科学，有没有某种宗教或哲学，这都必须放在人类文化生活的需求网络中考虑与考察，并从多方面去了解。就中国来说，科学的发展，在以前并不是没有，也许有的只是一个经验的科学，而非当代的系统的理论性的大科学。因之，我们也不必从现代大科学的观点去质询中国的科学状态。从技术发展上说，中国的文明传统的一些技术发明自然可以说成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这是把技术发明看做科学的事。但如果我们把科学当做一种自觉的对客观自然做出理论的统一的解释与建构来看，科学就必须用一种系统的方法，彻底思考一个独立于人的兴趣利益与欲望的真实的深度结构，同时在这个理论结构之中找到各种规律与定律，而且把这些规律与定律用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以解决生活中的基本问题，甚至变更生活方式与组织结构。这样的发展在传统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的，因为此一发展已预设了许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条件。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可说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思考精神，并非一种反科学的精神，也不是一种反科学发展的精神。中国文化与哲学虽然是取向于道德与价值，而且形成一种民间的心理习惯，但求其究竟，却不外是基于经验对自然观感出来的宇宙生命论与天人合一论的反射。在此理解下，如果能够批判地把传统的观察与思考经验累积与综合起来，就有一定的科学性。对于累积的占卜经验来说，孔子说过“不占而已”，就显出了质的发展。当人们能知道如何观察事物，同时理会到涉及的各项关系，他们就不会需要从占卜中去寻求对未来的指导了。人需要知道未来。所以对如何在有限的经验的基础上去面对未来，就必须组合经验形成一种哲学，并整合人的价值方向。面对未来也是面对经验，更是面对自我，自然可以发展成为一套应用科学，而且可以进而开拓新的科学的思想空间，为科学的理论发展也提供了一个进程。在西方，科学的发展是非常独特的，它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冲击竞争之中，追求财富与追求财力之下发展的。在西方的中世纪之后，各地方的民族国家兴起，彼此争胜，地方的教会也都要从罗马教皇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于是尊重知识，重视论证与定律发现，就成为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简言之，没有西方那些非常反科学的非常负面的东西，西方科学也产生不出来。哲学是一种综合的学问，她孕育了科学。因之有哲学，也就有发展科学的潜力。从某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蕴涵着一个丰富的人文价值宇宙与自然的万象世界，是一个能够完成自然性、人性与群性的实现文化。它不但不反科学而是积极地包容科学，只是在传统的中国当时没有感觉这个需要。今天，人类已自觉到了人类可以有多种需要，多种文化品味，也认识到今天的科学不是最后的科学，因之，人们可以更好地去发展科学，也更好地去应用科学。中国当然需要更多的科学，也需要更好的科学。从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说中国的文化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我在德国讲学的时候，德国人说德文最为逻辑，我说不然，中文也很逻辑，并没有谁最逻辑的问题。语言表达与语言发展是因应多种需要发生的。而逻辑的需要本来就是基本的需要，只是个民族传统表达的方式与明显度不同而已。同样，科学本来就是人的生活需要，只是不同文化对它先后发展的认识不同而已。
听众：我想说一件事情，正好同刚才说的运用有关，有人说宗教和科学打仗的时候，永远是宗教胜于文学家，科学家打仗的时候，科学家总是要胜利，仗是打不完的。这都是永恒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这个矛盾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类之所以文明就得总是打仗，大家别想打完。
成中英：西方的宗教有这样一个特点，当西方科学越来越发展，西方的宗教就越来越超越。西方的宗教就成为一个超越力量，因为它知道，科学考虑的是自然的事物，是有限的时间、空间的事物，但人类往往追求一种无限性的东西，对生与死有终极的关怀。科学家理解这个情形，把它看成是一种感情，一种感性，想像，知觉，不需要与之抗争。这是西方宗教何以仍然有其力量的原因。文学作为表述生活的方式，必须面对生活，而且要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文学家可以直接发挥，为人们带来很多兴奋与紧张，也带来放松与欣慰。科学与哲学的冲突，文学与宗教的矛盾，都是发展与创新的泉源，也为我们的文化带来很多想不到的收获和成就。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冲突呢。
1934年出生于中国南京，1956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后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专业硕士、哈佛大学哲学专业博士，先后受聘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耶鲁大学哲学系和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硕博士研究所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1986年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导师，1987年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担任中西哲学讲座，1991年与徳国慕尼黑大学合作主持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1993年应邀任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哲学与教育客座教授，1995年应邀访问俄国科学研究学院远东研究所并接受该所荣誉博士学位（DoctorisHonoris），1996年后应邀担任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客座教授。
1965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大学部与研究所，把中国哲学学科纳入美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教育体制之中。1973年后创办及主编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创办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ChinesePhilosophy）并担任主席、创办国际易经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theYijingStudies）并担任主席。1988年致书中国政府倡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终获支持于1994年在北京成立，并出任副理事长至今。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对真理正义与美感之探讨》、《儒家哲学的新向度》（英文）、《当代中国哲学》（英文）、《中国哲学百科全书》主要条目十三条（英文）、《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西哲学的沟通与融合》、《论中西哲学精神》、《本体与诠释》第一、二、三集、《创造和谐》、《儒家哲学论：合外内之道》，其他中英文学术著作论文200篇以上。
第五部分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1）
张炜
现在文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的弊端，是它造成的一些后果。具体到文学教育，许多人认为其中有非常荒谬的东西（最近有一个观点，说文学是一种专门的、一般来说很难在大学传授的特殊技能。这种说法好像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可推敲的地方也很多）。
大学文学院既然要讲文学，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肢解文学的鲜活的肌体。有些教学方式从局部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全局看就显得荒唐了。如在大学里讲现代汉语、文字训诂，还可以相对剥离出来讲；而对待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就必须防止过分的技术操弄，不能随意把它“分解”和“量化”，不能以所谓的学术割伤诗性内容。中小学搞的分段法、段落大意、重点词语、主题思想之类，其机械性荒唐性延续到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那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僵化的学术派，成了呆板的学院体系，不同的是变得更荒唐、更晦涩、更言不及义而已。面对文学作品，正常情况下主要是赏读和感悟，或喜形于色或愤而妄言，于情感冲动之中、于激赏喟叹之中沉浸和领会。离开了这些，舍弃了这些，文学课还不是要讲成化学和物理吗？美国著名的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关于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说过很好的一段话——桑塔格常有真知灼见，无论是谈“反艺术”、谈文学的“后现代”还是其他，都能服人——“不管艺术作品具有怎样的表现力，它都奇特地依赖于那些有此种体验的人的合作，这是因为，一个人或许可以看出艺术作品所‘说’的东西，但出于麻木迟钝或心不在焉，依然无动于衷。艺术是引诱，不是强奸。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类被加以构思设计显示不可抗拒之魅力的体验。但艺术作品如果没有体验主体的合谋则无法引诱他们。”经过她的解说，文学作品的魅力缘何而生，就成了非常好理解的一个事情，也成了很朴实的一个道理，只是很少有人讲得这么清晰。她的意思很简单：无论一件艺术品具有怎样强大的表现力，它还是要“奇特地依赖于那些有此种体验的人的合作”，艺术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或观众）的合谋，则无法产生吸引力和感动力。魅力就是在这个合谋的过程中滋生，并一点点展现出来的。而现在我们流行的文学教育正在做相反的事情，即不是将文学作品放到体验者的“合谋”之中，而是制造起一道技术的隔离墙，最大限度地把二者隔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完全忽视体验主体，或抹杀和扼制它，使它不复存在。在某些研究者和教学者眼里，好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合谋”的，仅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一种类似于物理机械等工业制品。
网络时代的教育更像工业生产，从幼儿、初中、高中，然后到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严格讲它是一步步地机械化了，搞起了一个教育流水线。从应试教育中的什么“重点词汇”、“填空”、“选择判断”、“中心思想”，一直发展到大学里那些半通不通的所谓博导理论。从大学开始的教育就是急欲让你掌握一套方法、就范于一种系统。所有的方法和体系都是发明出来的，并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即认认真真地干一种可笑的事情。所有的研究都在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研究当代文学作品，即便作品与他的方法毫不搭界，也一定要挤到这个方法的模型里去，要使劲塞进去，到时候把模型一撤，一部作品也就成了一个凝固的形状，再也不得舒展。那些“胸怀大志”的老师总是急于教给学生一个“方法”。表面上看一个教师有一个教师的个性，但“方法”的本质却奇怪地趋向一致：同样是不能贴着作品走，同样是忽视了一个作品血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