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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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肯定是经手过了。在看到上述消息的时候，我已发表过几篇作品，因此那个在备选答案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家完成最后一字”之感，也有幸体验过了。　　　　
　　　　我集这几种公众认为幸福的状态于一身，可我不曾感到幸福，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又痛彻心肺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犹如沙上建塔。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即使所作所为对别人有些许帮助，但我本人依然是不开心的。我哀伤地承认，我是一个幸福盲。　　　　
　　　　我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把握和感知，我训练自己对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我像一个自幼被封闭在洞穴中的人，在七彩光线下学着辨析青草和艳花、朗月和白云。体会到了那些被黑暗囚禁的盲人，手术后一旦打开了遮眼纱布时的诧异和惊喜，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甚至流下喜极而泣的泪水。　　　　
　　　　哲人说过，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目光。让我们模仿一下他的话：生活中也不缺少幸福，只是缺少发现幸福的眼光。幸福盲如同色盲，把绚烂的世界还原成了模糊的黑白照片。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有理由相信，幸福感不是某种外在的标签或是技术手段可以达到的状态，而是一种内在的把握和感知。　　　　
　　　　那么，幸福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日本医学博士春山茂雄在“脑内革命”这本书中写道：“人的心灵由大脑里的脑干、大脑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组成。其中有一种神经，当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会使人快感。饮食、性生活给予我们充分快感，体育运动读书学习也能给予我们难以言状的快感。为他人奉献和为社会工作，也能带来精神的喜悦。这些快感都来自神经分泌的内吗啡。”　　　　
　　　　这样看来，幸福与科学就没有什么必然的成比例关系。它们分属于两个系统。一个是情感的范畴，属于精神的领域。一个是物质的范畴，属于无生命的领域（这样划分不严谨，对生命科学有点不敬，请原谅。我说的生命指的是变幻万千的活体感觉）。在科学产生之前很久，幸福就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中。　　　　
　　　　严格来说，科学与幸福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二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对于科学，我们通常认为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而对于幸福，通常认为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对于现代文明进程而言，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是文明进步的明显标志。知识和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长、新工具和工艺的增加，这种种一切都使得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但相比古代人可谓简陋的科技水平，现代人的幸福感真的保持了与科技同比例的增长吗？我们今日当真比古代人更幸福吗？　　　　
　　　　我相信在原始人那里，远在科学的胚胎还裹于子夜的黑暗襁褓之中，幸福就顽强地莅临山顶的洞穴。证据之一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快乐地唱歌和跳舞，还创造出玄妙的神话和精美的文字。你不能说在通红的篝火旁手舞足蹈的那些裸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如果谁硬要这么说，以为只有现代人方知晓和享受幸福，因而看不起祖先，倘若不是无知，就是赤裸的现代沙文主义。


第二部分幸福的科技与科技的幸福（2）

　　　　在个体层面上。罗素在他的作品中谈到，增进个体的幸福感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安全，一是培养勇气”。而科技正是在这两方面支持了个体幸福感的增加。在科技的发展中，安全始终是第一顺位的考虑。在原始部落中，因为渴望安全，所以发明了围堵的狩猎方式。因为渴望安全，所以发明了种种锋利的武器和坚固的护具。因为渴望安全，所以发明了医疗和药物。因为渴望安全，所以使具有相同利益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形成阶级和社会制度。甚至到了近现代，这种情况仍然如此。一辆汽车跑得再快，如果其安全性不能过关，在市场上也将无人问津。可以说，出于对自身安全性的考虑《文明及其缺憾》，S•；弗洛伊德。，人们使科技首先有了为幸福服务的可能性，尽管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这可能并非是科学家的本意。　　　　
　　　　同样，在勇气的培养方面，科技同样支持着个体的幸福感。同样在罗素的作品中谈到，“因为作战需要勇气，所以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用教育和饮食增加勇气的方法”《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三联书店，2000。。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但在同他人比较中而产生的自豪感以及在与自然搏斗中胜利的征服感，都会直接引起人们个体的幸福感觉。同样，这种勇气不应该局限地被理解为存在于直接肉搏或是战争中。战斗的勇气固然必要，但勇气绝不只战斗勇气一种。除此以外，面对贫穷的勇气、面对嘲笑的勇气、面对艰窘的勇气、面对恶意的勇气，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那种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能理智思考的勇气，需要控制自己情绪的勇气。而这些勇气，一方面通过教育和社会交往，另一方面通过良好的饮食、良好的健康状况等外部条件给予。这些外部条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可以说，科学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无限量的。尽管在以往历史中，这种成就和支持多半是由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学科提供，但可以预见的是，生理学和心理学将在这个支持架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即使是最心怀复古思潮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生理状况还是心理状况，如今的人们已经远远超过一千年前的人，无论他们是酋长还是国王。　　　　
　　　　在某种物质十分匮乏的时候，当它一旦出现，可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帮助引发幸福的感觉。比如，一名男子十分思念热恋中的女友，如果在古代，他只有骑上一匹马，在草原上驰骋三天三夜，才能一睹女友的芳颜。当他看到女友眸子的那一瞬，我相信荡漾在他内心的感觉，就是幸福。如今，当同样的思念袭来的时候，他可以买上一张机票，两个小时之后就平安到达上海，当看到女友眸子的那一瞬，我相信他的幸福感同样强烈和震撼。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飞机是和科学有重要关联的物件。因此，好像科学帮助了幸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幸福感是来源于马匹还是飞机？抑或是草原上的风还是空中的白云？可能众说纷纭。即便问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的答案。会有人说，幸福当然和马匹和飞机有关了。如果没有马匹和飞机，这对相爱的恋人如何聚到一起？从马匹和飞机，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和力量，使幸福的感觉提前出现，并变得比以前要省事容易。　　　　
　　　　我不同意这种意见。理由很简单，马匹和飞机只是这个人通往幸福的工具，而非幸福的理由和必然。在那架飞机上有很多乘客，有的人是例行公事，有的人还可能是奔丧。幸福和飞机的翅膀无关，只和当事人的心情有关。幸福是一种心灵深层的感觉，在最初的温饱和生殖的快感解决之后，它主要来源于人的精神体系的满足。　　　　
　　　　在社会层面上。科技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如果我们说，将时间做一个切片，进行静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科技是如何为幸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使人们产生幸福感。那么当我们将若干个足够多的切片连贯起来进行纵向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在整体社会层面上，科技也在不断改变着幸福的含义。原始人的幸福同我们的幸福定然不是同一含义。对于奔跑着的印第安人，获取必要的食物，繁衍足够多的后代，就代表着幸福。对于写字楼里办公的白领们，温馨的家庭和必要的爱与尊重，才代表着幸福。多子多福对于100年前的人适用，到了今天就未必。这种幸福内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受到了科技的很大影响。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人最开始都是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单位而被不断生产着。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关于生殖与生育理论的发展。直到机器出现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少量的机器就可以完全取代过去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在维持一个人必要生存的物资不变的情况下，他所能创造的价值相对减低了。以往的幸福感为科技所悄悄改变为不幸感。这时的科技则转为推动优生优育理论的发展。　　　　
　　　　科技在不断改变幸福感内涵的情况下，也默默地为整个社会当前的幸福提供着条件。不同于提供给个体的教育或其他东西，这种科技对整个社会的支持更为宏观。如果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原始部落投入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来获取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他们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娱乐和艺术品等为日常需要所限制。只有当科技发展到生活条件允许娱乐时，此类东西才会出现。火地人、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人、布什人的艰难生活与那些享有充足食物并得到很长休息的人相比较，后者的幸福无疑来自于科技所提供的日常食物相对自由地管理的基础上。在每个人群中，幸福的不断蔓延都产生连锁反应。幸福产生新的欲望和需要，新需要又使新的科技产生，从而为人们新的幸福提供条件。　　　　
　　　　对于个体的幸福感而言，科技是其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并非惟一来源。　　　　
　　　　除了某些真正的科学狂人，不会有人认为只要有了科技，就必定会有幸福。人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科技来满足其生活中的欲望，从而获得幸福，而非从单纯的发展科技中获得幸福。即使是最沉迷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生命中的感动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无休止的工作。应该说，冲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导致个体幸福感产生的真正原因。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尽相同。但综合其特质，还是可以将幸福进行基本的分类。其特质就是人们生活中面临的“冲动及渴望”。这种冲动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追求。对此，马斯洛将其归结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出于人性本身的欲望都将是导致幸福的最深层因素。　　　　
　　　　除了心理因素及科技因素，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还有很多。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也对幸福感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在这点上，苦行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会主动选择各种艰苦的环境，甚至主动选择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仍然会感到幸福。这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价值阶梯同宗教所提倡的价值体系相吻合，即生存的幸福被放到最底层，而宗教所提倡的至善境界被放到最高。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新教，还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毫无例外地提供着独特的价值体系给其信众。对于其信徒，能够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目标才是真正的幸福。与此相对，其他尘世所追求的幸福大多为信众们所摒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科技因素、心理因素，或是其他种种因素，对于幸福感的产生均不是必然的，同时也不是可度量的。那种有了科技、满足了个人追求就必然会幸福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它们对于幸福感而言，其作用也并非总是正向的。应该说，在幸福感来源问题上，科技、心理或是其他诸如价值体系等，只是影响因素，同幸福感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综上所述，科技并非幸福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科技对于幸福的影响，多半是通过为人们满足自身欲望创造必要条件而达成。使人们幸福的科技，同科技所能引发的幸福之间，并非因果。　　　　
　　　　我知道我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比如有人会说，当你得病的时候，突然有了特效的药品，难道你和你的亲人不浮现出幸福的感觉吗？这死里逃生的光芒难道不是直接来源于科学的光芒吗？


第二部分幸福的科技与科技的幸福（3）

　　　　我当过很多年的医生，我知道科技的进步对生命的延续是怎样的重要和宝贵。但生命延续的本身，并不一定泅渡到幸福的彼岸。生命只是幸福感得以附丽的温床，生命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存在。它是既可以涂写痛苦也可以泼洒快乐的一幅白绢。当病人和他的家属为某种特效药喜极而泣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主要源自骨肉间的深情。如果没有这种生死相依的情感，任何药物都无法发动快乐和幸福的过山车。　　　　
　　　　科学使粮食的产量增高，但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吃不饱的穷人。既然引发贫困的源头不是科学，那么由贫穷所导致的痛苦，也不是技术的创可贴所能抚慰。科学使交通工具的速度更快，人们可以更迅捷地从甲地到乙地。但时间的缩短和幸福的产出，并不呈正相关。君不见朝夕相处近在咫尺的夫妻，往往并不充溢幸福，而是满怀深仇？科学使人类升上太空，得以了解遥远的宇宙发生的变化。可我看到一位宇航员的回忆录说，他在太空中最深刻的想念是——回到地球。科学发现了原子能巨大的力量，但核武器的堆积，把人类推到了亘古未有的悬祸之中。科学延长了老年人的生命，但如果没有亲情的滋润和生存的尊严，这份延长的时间便与幸福毫不相干。　　　　
　　　　科学提供了产生幸福的新的机遇，但科学并不导致幸福的必然出现。国外一份心理学家的报告，证实在地铁卖唱为生的流浪者和千万富翁对于幸福的感知频率与强度，几乎是一样的。当一个人晚饭没有着落的时候，一个好心人给的汉堡就能给他带来幸福的感觉。但千万富翁就丧失了得到这份幸福的缘分。幸福是不嫌贫爱富的，我们至今没有办法确知某一种情况将必然导致幸福，同样，也无法确认某一种情况将必然导致不幸。　　　　
　　　　妈妈看到婴儿的出生，想来是天下的大幸福。但对于一个未婚母亲或是遭夫遗弃的妻子来说，这幸福的强度就可能要打折扣。想起杜甫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这里，欢颜是一个和幸福感有关的词。当人脸浮现由衷的欢笑的时候，我们就有几分把握认为他是与幸福同步了。　　　　
　　　　在这里，欢颜和广厦联系紧密。那么，广厦何处来呢？建广厦肯定有科学的因素。这么多的房子，盖在哪里怎么盖，层高采光通风抗震……都要科学的参与，少了一样寒士们就笑不出来。所以科学对于欢颜是很重要，但我还坚持认为，有一些因素是在科学之前就抢先出现并需要妥善解决的。比如规划的因素，谁来决定此地可以为寒士们盖楼？还有经济的因素，寒士楼的钱从哪里来呢？是财政拨款还是买商品房？还要考虑分配的问题，国人的习惯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寒士和小寒士们是否住同等面积的房子？能否人人欢颜……凡此种种，如果解决不了，科学就没有用武之地。新建筑采用太阳能取暖还是无氟空调？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但不是一个幸福的问题。　　　　
　　　　至于有了广厦，寒士们就一定能欢颜吗？杜甫老夫子挺乐观的，我看未必。住在新房子里就吵架打闹以致上吊喝安眠药的，一定有。　　　　
　　　　生命消失之际按说和幸福不搭界，但我确实听到过一个人在他遭受癌症的折磨生命垂危之际，他说——“我很幸福”——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这是他所给予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