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0-是非曲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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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航船驶进险滩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很方便，再加上王明这小伙子模样也很可爱，尤其是他那宽阔的前额下面闪动着的那双机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着入迷。这样两人的交流逐渐密切，感情也愈来愈深。
王明拍米夫马屁的生涯也从此开始了。
中山大学开学以后，来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任卓宣（叶青）为这个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后来叛变了革命，当初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摆起了老资格，在支部实行家长制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而且还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1926年春天，米夫利用学生中的不满情绪，专门召开辩论会，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持续了四天之久，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当然，按照米夫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