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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5410-是非曲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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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了米夫的学生,也成为王明的同学,还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博古具有激进的革命热情,并非他出身贫寒。在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下,能够考上高等学府的人,无疑都与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关。博古就出生于书香门第与官吏合一的家庭。父亲秦肇煌,作为清朝秀才,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给他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秦邦宪。后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上帝”,也许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比原名更富有意义,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也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博古”。无论怎样,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    
    王明临行前,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最后嘱咐道:“记住,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望着王明,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毛泽东的厄运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    
    博古走上了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岗位,而博古又属于王明派系之内的人。    
    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著名而且永恒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为“富农路线”。毛泽东坚持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机灭敌,进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败,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责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是谁非,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此时,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有着正确的主张。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这样问他。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这样骂。    
    即刻,他们解除了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权力。    
    会议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虽然离去,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仍弥漫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毛泽东一直坐在那里抽烟,他想不通啊!    
    不谴责胜利者是一条公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不容易呀!不说把毛泽东当做英雄,最起码也应该认这个账。然而,这个时候,公理全没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但你的主张与我们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类社会,杰出人物在开始时一般都是孤独的,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尤其如此。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因为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后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毕竟还很大,怕惹出什么麻烦,临时中央便作出了看似重用的安排。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政府执委,接着在27日举行的执委第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又一个政府。    
    为了自然而体面地剥夺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又于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不设总政委,这样就自然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    
    明眼人一看便知:给毛泽东的是一个空架子和一把空交椅。    
    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病了。    
    政治上的失落,对政治家而言,就好比走进了一个无尽的黑夜。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伟大政治家,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个人的沉沦,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此时他有理寸步难行,并遭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从而也更加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忧虑。    
    这,能不使毛泽东生病嘛!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不管你是否生病,已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华东山去了。    
    华东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这里风景优美,一片葱郁。山顶上有一座古庙,毛泽东就住在那古庙里。    
    从此,毛泽东便隐居在华东山,潜心读书和思考,他要看一看自己的马列主张与王明、博古的马列主张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会在什么时候走出华东山?他在等待,历史也在等待。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周恩来第一次遇到麻烦(一)

    毛泽东隐退华东山之后,周恩来到达赤都——瑞金。    
    周恩来的到来,给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可以肯定,周恩来不同于毛泽东。由于他的出身,他在日本、法国、苏联的广泛的革命活动,使他在党内始终跟各个时期的领导人过从甚密。他一直参与党内的最高决策。    
    毛泽东个性很强,而且他的思想又都是成熟正确的。现在,他与王明、博古形成了对峙局面,周恩来又将如何来协调平衡?    
    当周恩来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时候,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周恩来,几寸长的胡须连接着那长长的头发,把周恩来弄得面目全非,因为他是从白区来瑞金的,不得不如此。    
    “周恩来同志,我真盼着你来呀!”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位“美髯公”,很希望周恩来能在自己和上海的博古及王明之间扮演合适的角色,因为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所尊重的资深的党内领导人。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也意识到自己这个角色很难当。难就难在王明等人蛮横无理,难在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难在眼下正确与错误的主张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操之过急,可能适得其反;观望等待,可能使正确的主张失去张扬的时机。现在看来,无论这个角色如何难当,周恩来也要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让正确的主张在实践中逐步凸现出来,并被全党普遍接受。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1932年1月9日,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曾经反李立三的人,现在又把李立三的那一套搬出来了。    
    这令人可笑而又不可理解。    
    其实,他们都是教条主义者,在对待苏联的经验上,他们都是照葫芦画瓢的好手。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都是一切照办,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而且都好大喜功,企求在自己掌权期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等人当初反李立三,目的是要把他整下台,自己上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政治上的分歧,原则上的不同。    
    而毛泽东则不同,他不曾想过自己要捞到什么政治资本,他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如何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遵循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    
    那么,周恩来能协调、平衡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之间的政治分歧吗?    
    还有比较微妙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    
    这对周恩来而言,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很快,这个挑战就降临了。    
    为了贯彻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革军委决定攻打赣州。他们等打下赣州,把工农兵政府搬进去,并向世界宣布,中国革命已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梦想十分美妙,可毛泽东坚决反对,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者。周恩来当然也投了赞成票。没办法,毛泽东只好提议调当时在前线的将领彭德怀回来,商量此事。他企求用前线的事实来说服大家,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提议。    
    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周恩来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    
    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6000人,地方靖卫团2000人,共8000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言语间,彭德怀愿意率部继续攻打赣州,并且很有信心。    
    于是,1932年2月上旬,红军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接连打了1个月零4天,仍然没有攻下赣州。后来蒋介石的援军赶到,守敌出击,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被迫撤围。    
    赣州久攻不下,周恩来在瑞金坐不住了,他知道,这是处在水与火的中间,红军战士在流血啊!    
    周恩来决定请毛泽东出山,他顾不得王明、博古对他此举的看法。    
    此时,靠边站的毛泽东住在华东山的破庙里,虽然身在山上,心却在山下,无论谁到庙里来,他都要仔细打听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战况的发展使他越来越焦急,嘴唇都烧起了泡。    
    3月初的一天,在彭德怀攻城最艰苦的时候,项英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他的警卫员,骑马直奔华东山。    
    “周恩来同志让我专门请你下山。”项英见毛泽东站在破庙门口等着他们,便催马扬鞭,快速赶到毛泽东面前,翻身下马,舍去了昔日的客套话,直述来意。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猜他们就是为这事而来。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周恩来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又补充道。    
    毛泽东没说什么,转身就去收拾文件,准备下山。    
    “润之,不能晚一天走吗?天要下雨了,别淋出毛病来。”贺子珍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只见乌云翻滚,一场大雨行将倾泻而下,便跟着毛泽东转身进得屋里,柔声说道。    
    “红军需要我,区区几滴雨水,岂能挡住我的革命之路。”毛泽东朗声说道,仍不停地快速整理文件。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赶到瑞金已是傍晚时分。    
    他往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就乘一只小船朝赣州方向驶去。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此时,败走赣州城的彭德怀部队,正集结江口。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也集中在这里,等待毛泽东到来之后,对这次作战进行总结。这就是史称的“江口会议”。    
    主持这次会议的当然是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顾作霖参加了会议。    
    因为有了争论才开这次会,开会期间又少不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棋怎么走。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得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    
    毛泽东坚持打游击,打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方,先吃“豆腐”,后啃“骨头”。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周恩来沉默了,最后宣布:“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    
    周恩来是自身有想打大城市的意思,还是怕触犯了临时中央?但无论如何,在是否还要打赣州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在是否还要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按中央的指示办。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采取了在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尽量给予毛泽东以支持。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也只能这样做。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周恩来第一次遇到麻烦(二)

    不过,有人却在毛泽东反对再打赣州这一点上大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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