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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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菀妆疽臣疲獯畏崽ㄇ补乇樟似呤潘蚬ぷ拥苎＃仁勾罅颗┟窆ぷ优蚰舷麓笮耍鄙虾５恚蚨汲簦鞲笆吧健！ 》崽ㄇ挥辛⒆阒兀妆疽坏貌唤寺沓坊睾５砬ㄐ木兄蚬ぷ拥苎！！ ∮腥嗽使妆疽煅д饷葱┠辏钕胍氖鞘裁矗恳妆疽卮穑骸啊錾ぁ薄Ｒ簿褪悄钦庞山涛浞⒌摹缎砜芍ぁ贰！ ∈攴绮ǎ昴ツ选！ 《�00三年十二月十日，经海淀区教委正式批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终于获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我采访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该校位于西五环内的龚村，一条马路，分割成两个世界：马路的西边是一片正在建设之中的住宅小区，滨河水景，欧式风格；马路的东边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而学校则被这片平房包围着。 学校是租借原来村小的校舍。这里是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本部，学校还拥有一个中学部，两个小学分部。共有学生三千二百三十六人，教师一百三十六人。 一面墙上用红漆刷着两条醒目的标语：“没有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学校的今天”、“宣明会恩重如山，陈医生情深似海”。 学生们正在上课，不时有朗朗读书声从教室里飘出。 今年四十二岁的易本耀，穿了件皮夹克，戴了个鸭舌帽，看去像是五十多岁似的，他说自己从到北京办学那年起，就开始秃顶了。为了驱逐不断袭来的疲倦，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在他那间堆满教具和杂物的办公室里，我们整整交谈了三个下午。 当十年风波已经趋于平静时，当十年的磨难已经化作历史时，回顾十年经历，易本耀依然是感慨万千。 他说：“当年，李素梅是不想教书才跑到北京的，没想到不想教书，却又重新拿起了教鞭。我也是这样，我也是来帮她救救急的，根本没有准备要当什么校长。可以说，我们全是被动陷入这个领域的。一进入这个领域，那情况又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孩子，一个个有生命、有情感的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想打退堂鼓时，你就会想到，学校关门了，孩子们该怎么办？你就不会撒手不管，你就会被一种信念坚持着……” 我问：“什么信念？” “怎么解释呢？”易本耀说：“一般的人都会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是良心吧。要不，十年中，我们被查封了这么多次，早撒手不干了。” “你觉得，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一般公办学校的校长有什么不同吗？” “我记得陶行知说过，当一名校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农夫一样的身手。在打工子弟学校当校长，更要有农夫的身手，你拿起书本能上课，放下书本连装卸工的活儿都能干。第二，要有教师的头脑，你必须懂教育；第三，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我不敢说自己是社会改造家，但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必须要敢于挑战，敢于改造，敢于冒险。这几年，我们一直顶着“非法办学”的帽子，在夹缝中求生存。我常常跟同行们讲两个校长，在海淀区八家村，有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是张保贵办的八家社会小学，一所是李焕友办的一所小学。两所学校当时的学生都不是很多，后来遇到了困难，联防队经常来找麻烦。那个李焕友坚持不住了，卷起铺盖卷跑了。可张保贵咬咬牙支撑了下来，后来学校越办越好。我常说我们要学习张保贵，不能学习李焕友。张保贵的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比一般公办学校的校长面临的问题更多，更难当。” 我说：“作为打工子弟学校，它的硬件肯定不如公办学校，它的管理者与师资队伍也不如公办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 易本耀说：“经过十多年的大浪淘沙，打工子弟学校也一直在分化，有的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则被淘汰出局。我认为，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质量；而质量好坏，在于管理；管理好坏，又取决于校长的文化素质。要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校长，也就是办学者的素质。” “你对这些校长们是怎样评估的呢？”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遭遇查封（图）（5）
“仅就我所接触的校长来看，优秀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基本合格的百分四五十，还有百分二三十不合格。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打工子弟学校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政策限制，没有资金支持，完全靠个人行为，为北京市解决了十几万名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在全国这个数字就更大了。所以，完全有理由说，它的功大于过！你不想想看，北京这些年如果没有我们这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将会有多少农民工子女要失学？这些孩子要是都在街头游荡，那又将是怎样一种后果……” 易本耀一再强调，没有社会各界的关注帮助，就没有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今天，也没有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今天。所以，对社会各界，他一直抱着一种感恩的思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抗争（1）
易本耀告诉我，在北京几百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创办最早的是海淀区后八家社会小学的张保贵：规模最大的是石景山区黄庄学校的陈恩显：最孤苦无援又最幸运的是宣武区兴华学校的张雪英：最具有教育理念的是大兴区黄村行知学校的黄鹤；而最富有叛逆精神的是海淀区明园学校的张歌真……
于是，“最富有叛逆精神”的张歌真，引起了我的关注。
其实，早在三年前，张歌真由于状告海淀区地税局的那场官司，已经在社会上出了名。
二00二年元月初，海淀区地税局青龙桥地税所两位工作人员，来到明圆学校，称有人举报明圆学校有非法个体经营倾向，并存在严重的“偷漏税”行为，经调查核实，决定对明圆学校正式下达《税收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由于学校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税务登记事项，勒令其于2002年2月28日前予以改正，如果逾期不办，则按有关条例规定进行处罚。”
当时，张歌真都有些懵了，这办学校还有“偷漏税”这一说？一月二十一日，他来到青龙桥地税所，想问个明白。得到答复是：“明圆学校成立以来没有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属于非法个体经营”。张歌真辩解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正，因为明圆学校不是企业，所以无法到工商部门注册；而作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也根本无从谈起办理所谓的‘税务登记’。”
因为明圆学校的“不合作态度”，海淀区地税局青龙桥地税所又于一月三十一日，将《税收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张歌真手中。《决定书》称，明圆学校涉税一案，因该校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对其处以两千元罚款。
创办于一九九七年的明圆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税务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处罚这是第一次，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没有先例。
据知情者透露，税务部门拿明圆学校“开刀”，是因为这所学校非法办学太出名了，太张扬了。他们将以“明圆”为突破口，陆续对全海淀区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征税。
尽管对处罚不满，明圆学校还是交纳了两千元的罚款。但是，四月二日，青龙桥地税所的两位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明圆学校，在询问了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后，对张歌真说，将按照学校目前的招生规模，对学校征收从一九九七年开办以来学费总收入3％的所得税，共计十一万元。
十一万元，对于一所工子弟学校来说，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个该交不该交的问题。
万般无奈之下，张歌真只好寻找法律保护。
他找到京华律师事务所咨询，接待他的李立东律师，听了他的讲述后说：教育主管部门如果认为你的学校非法，可以取缔你的学校；但税务部门没有资格向你征税，这叫主体不明，执法错误。只要你敢打这场官司，我臀愦怼？一想起要把税务部门告上法庭，张歌真又有些矛盾和胆却。他说：“让我再好好想三天。”
三天后，他告诉律师：“我反正交不起那么多的税，‘死马当作活马治’，起诉吧！”
四月二十四日，张歌真向海淀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状，要求法院判决撤销海淀地税局对明圆学校的处罚决定，并返还已经收取的两千元罚款。
五月三十日上午，海淀区法院对张歌真诉海淀地税局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法庭上，原告张歌真与被告海淀地税局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原告认为，明圆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全日制学校，虽然教学设施比较落后，教学手段也需要不断完善，但学校任课教师以北京市离退休教师为主，师资力量雄厚，管理严格，小学六年制，全部采用最新教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明圆学校都是义务教育机构，按照《教育法》，义务教育机构是不须交纳税款的。
被告则认为，明圆学校不是全日制学校，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获得有关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办学许可证，也没到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更没来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而且，从这些学校的办学动机来说，不排除个别的学校是以一种公益性的目的来招收学生，但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目的是为了获利，有的办学者甚至已经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人，对他们不但要罚款，就是课以重税也不为过。
原告说，根据国家教委员和公安部关于《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外地来京人员可以创办简易的打工子弟学校。而且，从明圆学校开办的第一天起，就要求有关部门对学校进行审批，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致使学校无法取得合法的办学手续，不得不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学生只好戴着“非法求学”的帽子。而在海淀城乡结合部，类似明圆学校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百所以上，没有一所到税务部门交纳税款，税务部门也没有向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取税款。
海淀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明圆学校未取得办学许可，不具有主体资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海淀地税局调查、收集的证据不符合全面、客观的要求，在未能查清明圆学校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即认定明圆学校为纳税人，对其作出处罚，属认定事实错误。海淀地税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局在作出处罚的过程中履行了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其处罚行为违法了法定程序。在处罚决定书中，海淀地税局在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条例的款项时所适用法律不明确。综上，海淀地税局作出的（2002）海地税青字第00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不明确，依法应予撤销。
判决生效后，海淀地税局在十五天的规定上诉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
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在谈到这场官司时，说：“明圆学校与海淀地税局的这起纠纷，让我们这些搞教育的人士感到心头沉甸甸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虽然是不合法的，但却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毕竟解决了相当部分进京务工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尽快出台有关法律条例对民办教育进行规范和指导，已是当务之急。”
对于张歌真来说，这是一场笑不起来的胜诉；
对于张歌真来说，生活之路永远不会平坦……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抗争（2）
张歌真是山东东明县刘楼乡人，一九八0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便跟舅舅学习木匠活。盖房子、打家具，走南闯北。后来，他又迷上了中医。刻苦研读医书，四处拜人为师。乡亲有个小灾小病，他也敢于把脉写方。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他从报上看到北京京桥大学中医系（民办）招生的消息，当即萌生了前往京城求学的念头。
张歌真要进京城读书的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不理解。二十九岁的男人，不在家养家糊口，还出去念什么书，简直是精神有病。
到了京桥大学，他才知道，自己带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交学费。打退堂鼓，不是他的性格，只好是软缠硬磨了。他一次次往教务处跑，说自己有力气，还会木工活，可以给学校做勤杂工，不要工资，只要允许他听课就行。教务处不答应，他就帮人家倒水、扫地、擦玻璃。
张歌真的故事传到了校长耳中，感动了校长。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让他在校门口当收发员兼学校勤杂工，每月一百二十元生活费，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允许他去中医系旁听。
几年中，任劳任怨、刻苦学习，既完成了本职工作，又旁听了中医系中医药学的全部课程。
这期间，他还干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有一学期，学校由于考虑不周，招生人数超过原定计划，致使部分学生报到后宿舍安排不下。此事被一家报纸捅出后，闹得沸沸扬扬。看到教务处长和校长愁眉不展，张歌真主动请缨：让我试试想想办法。结果，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区，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他们腾出空闲房子租给学校，磨破了嘴皮，最终解决了几百名学生的住宿问题。
这件事，向大家证明了他的魄力与能力。
完成学业后，张歌真先后被京桥大学聘请为预科班班主任、第二学生公寓公寓长、学生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
一九九六年底，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到了北京。老大当时已在老家读二年级，他想找个小学让老大下学期插班继续上。没想到，到附近几所小学转了一圈，对外地户口的学生都要收取借读费（或赞助费），每学年好几千元，让人根本接受不了。
星期六，他到农贸市场买菜，一个男孩大声地吆喝着：“买菜，买菜！新鲜的青菜，大甩卖啦！”
张歌真问：“今年几岁了？”
男孩答了句：“十岁。”
“上几年级？”
“没上学。”
“为什么不上学？”
这时候，男孩的父亲在一旁回答说：“那么多的学费，上不起。”
一了解，这个市场里有好多农民工的子弟，由于交不起高额的借读费而失学。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的心中产生：为什么不能创办一所专门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既解决一些农民工子弟就学的困难，同时也可以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
他先跑到海淀区教委，想了解一下办这种学校的规定和要求。有关人员回答得含糊其辞：……国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我劝你最好别办。你要办了就属于非法办学，但还不能算是违法。……假如你办了，要是让我们知道，就得取缔。……我们对你最大的支持，就是你办了别让我们知道……
这都有些像似绕口令了。不过，张歌真还是听出了他们真正的意思：最好别办，别惹这个麻烦。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