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换褂惺只眩庑┓延萌考悠鹄匆荒瓴坏贸酵蛟Ｇ逃置磕暌瓷蠹撇莆褚淮危颐堑牟莆袷枪模魏稳硕伎梢岳床檎省ＱＯ衷谡谧榻ɡ硎禄岷图嗍禄幔院螅４蟮木霾吆筒莆窨В家硎禄岷图嗍禄崤纪ü！薄 �
在采访中，我也听到了对黄鹤的不同看法。有人说：“黄鹤对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理论多于实践。行知学校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只有教学质量高低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不是什么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的典范。”这些，我倒不担忧，事实摆在那里，其它打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无法与行知学校相比的。至于教育理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个实践的过程。我担忧的是，一个善的事业的完成，毕竟不可能仅仅靠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所能保证。对于黄鹤来说，尽快认定行知学校的性质和归属，建立起一系列刚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未来，黄鹤充满着信心和憧憬。他要把行知学校办成一所教学科学试验学校，使之成为师范学校的试验基地，教育科学创新基地，教师培训基地。
他告诉我：“十年之内，我们还要办三、五所行知小学和中学。到二0一七年，准备再办一所行知师范大学，招生对象是想当教师的高中生。入学后，一人两种身份，一是行知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一是行知中小学的教师。按照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培养师范生，探索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之路，和中小学的教育创新之路。”
陶行知说过：“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学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有人说黄鹤像一名战士，永远充满着勇气！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1）
都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其中不乏新闻界、文学界消息灵通人士），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在北京的郊区，现在还有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时，许多朋友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是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私塾’？”
“政府为什么不去管管？”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流动方式，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变化的必然结果；是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些跟随父辈进城的农村娃们，当他们进入学龄时，他们的父辈，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温饱，同时还要考虑他们的教育问题。而当他们遭遇城市教育机构的排斥与歧视时，便诞生了刚开始的“窝棚学校”和后来像春笋般涌现出的打工子弟学校。
通过张保贵、易本耀（李素梅）、张歌真的故事，我们基本可以廓清这样一条脉络：九十年代初，外地来京打工者中，有人在窝棚和简易平房中，开始办起类似私塾式教学点；随着农民工子女的急剧增多，特别是当创办这种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学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也能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九十年代中后期，打工子弟学校得以迅速扩展。尽管这期间，屡遭有关部门的驱逐与取缔，但野火扑不灭，春风吹又生，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打工子弟学校。它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作用。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属于私人办学；
（二）没有合法办学手续；
（三）招收的学生为农民工子女；
（四）收费低廉；
（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六）校舍简陋、教学器材缺乏。
打工子弟学校得以生存、发展，最关键的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
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项目、标准》（2000年7月）的规定，非本市户口学生除了交纳规定的书杂费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为每学期每人六百元，中学阶段为一千元。但实际情况比教育部门规定的要高得多，在教育产业化声浪的驱动下，各学校巧立名目收费，最普遍的是赞助费，高的要数万元。
另据对上海、天津、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福州、厦门、青岛、大连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二00三年前，对非本市户口学生，小学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400…800元，初中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1000…2000元。同时，各校还要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
如此高额的收费标准，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800…1200元的农民工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却要低廉得多。据对北京114所打工子弟学校二00一年收费标准统计，每学期300元以下的50所，300…399元的33所，400…499元14所，500…599元11所，600元以上6所。平均每学期为323元。
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收费方式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还按月收费，普遍允许拖欠学费。有的学校对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在本校上学的给予优惠，有的学校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减免学费。
打工子弟学校受欢迎，与它进出自由的机制也有关系。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年北京，明年可能去广东；上半年在丰台，下半年可能到朝阳。他们的子女一般要随着父母工作的转移而转学，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去自由，你随时来插班行，什么时候想走也行。如果是按学期收费的学校，你提前转走，还可以把预交的学费退给你。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往往要承受被本地学生和教师歧视的心理压力。而在打工子弟学校，却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出生一样，地位相同，彼此平等。
中央电视台某记者在采访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时，问：“易校长，你办学校赚钱了吗？”易本耀答：“怎么说呢？应该是多多少少赚了点吧！”记者说：“那我就放心了。”
记者的话其实说得很明白，打工子弟学校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做底线，任何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都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如果说，李素梅当年办学，是为了给亲朋好友的孩子“救急”；张保贵当年办学，是为了摆脱民办教师的困境的话；那么，后来的办学者，则是看到了通过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运作，可以有利可图；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办打工子弟学校背梢恢帜鄙氖侄巍？一位校长告诉我，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只要能招到一百名学生，就可以有盈利，明细如下：
收入：
学费每人每学期400元，两学期800元，100人，合计8万元
支出：
房租1·2万元
教师工资4人，每人每月800元，10个月（寒暑假不发工资），
合计3·2万元
课本费每人50元，100人，合计5000元
水电费、办公用品、杂费1万元
盈利约2·1万元
如果学生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那盈利便更为可观。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2）
由于“有利可图”，这个领域也成了一块“唐僧肉”，什么人都敢办学，什么人都敢当校长。在丰台双庙一条街上，曾经遍布六所打工子弟学校；海淀巴沟一个村也有三所。
当然，办一所学校，绝不像开个小饭店那样简单。作为一名校长，他不可避免要应付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比如，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生在教室里摔了一跤，把腿摔成了骨折。家长找来了，说你学校没管理好，要不赔偿，要不上法院。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赔了五千元。还有一所学校，两个学生斗殴，一个学生竟然把另一个学生捅死了。死者家长告到法院，最后，肇事学生家长和学校各赔偿三万元。
易本耀告诉我：每当招聘来新教师时，学校都要他们做一份答卷，其中有一道题：你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一般老师都答教学质量啊、管理啊、爱心啊，其实错了，我要的答案是安全，第一位工作是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我们打工子弟学校安全出了问题，像失火啊，学生打架斗殴伤亡啊，就可能马上被取缔。
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吕绍清、张守礼，曾对北京一百一十四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作过专题调查，其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一十四位校长中，河北人占了五十四位，河南人占了四十位。河北的办学者以张北县最多，二十五人；河南的以固始县最多，二十三人。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衙门口等地；而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八家、太阳宫等地。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14名办学者中，大专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名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
“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县的冯校长是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安徽的张校长来京出租录象带，后来又承包旅馆；新县的陈校长来京种地，后来又做包工头；光山县的管校长来京种地；固始县的秦校长和梅校长以前都是收废品的；张北县的段校长、李校长、吴校长、杨校长、张校长、薛校长，吉林的王校长、内蒙的刘校长以前都在北京包地种菜；新县的胡校长在京做了十年建筑工；张北的李校长来京后做保洁领班；内蒙的李校长来京后做老人护理工作；山东的张校长来京后做过会计……”
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前期（93年…96、97年）主要延聘本地退休教师和农村的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或是看到自己转公办无望，或是觉得待遇实在太低，难以维持生计，便外出打工，而打工子弟学校往往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后期（98年至今）则以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为主。以易本耀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他们的教师一多半以上来自河北师专、内蒙师专、辽宁朝阳师专、河南信阳师范学校、张家口教育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原来一般是包分配的，后来体制改革，又不包分配了。于是，他们便随着民工潮的流动，流入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劳动市场。他们每月工资一般为六百至九百元，生活条件很差。他们中大多数人把教书只当作一个过渡性的工作，一旦找到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随时都会甩手而去。
存在就是合理的。
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为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农民工子女，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
这些年来，流入地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是采取“三不管”政策，随它自生自灭；或是采取粗暴的全部取缔手段。致使打工子弟学校处于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之中。
特别是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控制操作之下，其弊端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打工子弟学校设施简陋，大部分校舍都是租用破旧的平房、民房，或用闲置的库房改建。教室内学生座位拥挤，一个班五六十个、七八十个学生常见。课桌椅多为从公办学校买来淘汰的“二手货”。许多学校甚至连教学必备的挂图、三角板、圆规都没有。大部分学校没有操场。
课程设置不规范，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特别是由于缺乏音、体、美专职教师，这些课在许多学校开不了。课本使用也非常混乱，有使用六年制全国统编教材的，也有使用北京版的，还有从流出地教育部门买来的。
教师流动性大，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缺乏稳定性。而且他们本身也是打工者，缺乏责任感。加上流动儿童基础差，教学质量普遍不高。
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指导，打工子弟学校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教室倒塌，伤亡事故……。甚至还发生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卷款逃跑，使得几百名学生无学可上。
……
加强打工子弟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尽快使打工子弟学校走上正规化的道路，迫在眉睫！
听听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的声音吧，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最富有建设性的：
事实上，我从办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希望我的学校像这样办下去。为了让那些随父母漂泊的孩子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我所做的仅仅是一个过渡。我希望，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由国家来接管，这样就能让那些天真浪漫的孩子们，真正平等地享受到与城市里孩子们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了。
——海淀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
我们是北京市办学最早的三家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如今，“行知”已无忧，“社会”处境艰难，“希望”仍在蓬勃发展，我们做梦都想着那张“许可证”，如果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把“希望”办得更大、更好！
——北京希望学校（总校）校长肖海龙
我们是在办教育，不是在放羊。我们现在做的是看见孩子们在文盲边缘徘徊，把他们拉了过来，教他们认字。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啊！
——朝阳区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陆金礼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棵在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底下没有“土壤”，两边还有“石头”挤着，真难啊！
——大兴区为民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和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边缘人（图）（1）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 我们同样是中国的少年，我们在自己国家的学校里上学，还要交赞助费和借读费，这样公平吗？ 既然人人平等，为什么要分城市人和农村人？ ——摘自一个农民工子弟的作文 涣说难凵？打工子弟学校的校名，也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通道。 一所学校的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