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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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平板车实在走不动了，陈志平不得不将它锁在一家熟悉的批发生姜的店铺前。
我跟在一旁，在一张小纸条上记下当日的菜价：
胡萝卜0，30元奶白菜0，70元
心里美0，35元蘑菇1元
白萝卜0，20元青椒0，70元
茄子0，70元小葱2，80元
陈志平每买下一两样菜，就用大塑料袋装好，自己提着往平板车上倒，来回折腾。批发市场里有穿着黄马褂专门负责搬运菜的小工，每运一趟收费三元，陈志平舍不得花这三元钱。
快到九点，陈志平才进完菜。顾不上歇口气，又急急火火往回赶。他出来时连早点都没吃，我劝他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他说来不及了，得抓紧赶回去卖头拨菜。
回来是顶风，陈志平弓着身子，骑得满头大汗。
经过海军大院西门外海悦超市，陈志平将一半的菜卸在赵文秀的摊位上；然后，又将另一半菜，卸在自己在海军大院的摊位上。
“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都是刚刚上的，挺新鲜的，您要点什么？”陈志平开始招徕顾客。
小菜市场里卖菜的有十几家，陈志平告诉我，他们同行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不仅价格要公道，服务态度还得好。
中午，我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快一点时，刚到海悦超市，陈志平也来了。他从大院便民食堂打了两盒饭，一份豆腐，一份圆白菜炒粉丝，一共花了四元五角，他说两口子合在一起吃要省一些。
吃完饭，陈志平说：“对不起，我得先睡一小觉。”
“睡觉？在哪儿睡？”
陈志平指了指门口的平板车，“就在上面眯一小会儿，早晨起得早，要不实在顶不住。”
我担忧地说：“那多冷？”
陈志平说：“有件大衣盖，再说也习惯了。”
晚上七点半，陈志平收完海军大院的菜摊子，又从食堂买了点饭，两口子一起吃。赵文秀一般十点左右先回家，而陈志平要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半，等超市关门后才能回家。
我问他：“早晨进的菜都卖了吗？”
“卖了三分之二，天太冷，卖不动。”
“那怎么办？”
“明天少进一些，剩下的接着卖。”
夜里，没什么顾客，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陈志平说：“来北京已经二十年出头了，要说挣钱，肯定比在老家强，但受的苦、受的气也多着去了。这两年好多了，前些年，整天担心怕被警察收容遣送回老家。”
“你被遣送过？”
“我倒没有，我们老乡好多被遣送过。遇上每年的‘两会’和一些重大节日，警察三天两头开着车在街上转悠，不管你有暂住证，还是没暂住证，只要看你不顺眼，就往车上抓，吓得我们都不敢上街，尤其是晚上。我们有个老乡，在六里桥附近摆个水果摊。一天夜里，孩子感冒发高烧，出去买药，刚走到街口，遇上警察抓人，他说孩子病了，出来买药，自己有身份证，也有暂住证，都放在家里。警察根本不听他的，把他架到车上，先到派出所，等人凑齐了就往昌平收容所送。强制劳动，整天筛沙子。后来花了一千多元，托人走门子，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如果花不起钱呢？”
“筛一车沙子记五毛钱工钱，挣够了路费，就遣送回老家。”
我问：“你们现在最担忧的是什么？”
“北京是首都，政治活动多，遇到大活动，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理由是不安全、不稳定，影响市容。香港回归，澳门回归，都赶过农民工。”
陈志平想了想，又说：“其实，最难的还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像我们这些人，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可孩子在北京上学太难了，又是借读费，又是赞助费，还要这个证，那个证。我们挣点钱本来就不容易，好多钱都花在孩子上学上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多读几年书？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我们家老二眼看明年小学毕业，就要上中学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给他找中学呢？”
说完，陈志平长长地叹了口气。
夜深了，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雪花，纷纷扬扬，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混屯……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图）（1）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2）
我是在海淀区一个叫五路居的地方，一所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部认识魏志强的。
下午，听完初三（1）班班主任张老师的介绍后，我提出要找一两个家庭情况差些的、困难一些的学生聊聊。张老师笑了：“在我们全校十个班四百六十名学生中，你要找家庭情况好的，是难为我；你要找家庭困难的，太容易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不怎么样。”
张老师打开花名册，指着一个名字说：“你先找魏志强聊聊吧，这孩子家里特别困难。这不，今天上早自习时，他妈妈还来找过我，一边说着，一边直掉眼泪……”
我问：“出了什么事？”
张老师说：“魏志强跟他妈妈说，自己不想上学了……”
放学后，我见到了魏志强。与同龄孩子相比，他像是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小。他告诉我，上个周六（十一月二十日），是他十五岁的生日。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先是到首都师范大学体育场打了一场篮球，然后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四十几元，是大家一起凑的，不过，没让他掏钱。
我问他学习情况，他说还可以，在班里能进入前十名。
“你既然学得不错，为什么又不想上学了？”
我这一问，一下把他给问住了。他寻思了片刻，说：“……我妈妈太难了，起早贪黑卖毛鸡蛋（一种孵不出小鸡的鸡蛋），能卖几个钱？我想退了学，看能不能找个活儿干，减轻妈妈的负担。……还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北京户口的学生，高中只能回原籍上，我的户口在新疆，要上高中就必须回新疆，可我根本不愿回新疆，一想这些，我就没了学习的心思，还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我让魏志强带我去见见他的妈妈，看看他们的家。
这一带我一点也不熟，实际上这里离航天桥也就三四站地，但却显得特别破乱，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和低矮的民房。
魏志强带我绕过一个建筑工地，又穿过两条小道，来到一条小街上。小街约有两三百米长，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店铺。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顺着一阵阵吆喝声，我看见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妇人（后来，我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只有四十一岁），正在一家小烟摊前卖毛鸡蛋。她的双眼布满愁云，身上围着一条油星麻花的围裙。身旁是一辆小三轮车，车上搁一只蜂窝煤炉，炉子上架一个平底锅，锅上煎着一些毛鸡蛋。
魏志强轻轻喊了声“妈”，那妇人疑惑地打量着我。魏志强告诉他妈，我是一位记者，到学校了解农民工的情况，顺便来家看看。
听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那妇人马上对我唠叨开了：“这孩子不想上学了，简直让人愁死了……”
我说：“孩子也是为你着想，想帮你减轻些负担。”
妇人说：“现在连大人都找不到活儿干，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再说，做父母的受苦受累，还不是想让孩子多读点书，以后有些出息。我跟他说了，他要不读书就自己一个人过，我不管他了……”
魏志强在一旁不敢吭声，见有两个民工来买毛鸡蛋，赶紧帮他妈妈收钱。两个民工一人买了一串毛鸡蛋，一串毛鸡蛋（三只）卖一元钱。
魏志强的妈妈叫亓春英，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亓春英二十一岁结婚，婚后三年，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濮阳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一九九四年，政府号召移民到新疆建设兵团，说那个地方的地一眼望不到头，多得种不过来；种了棉花多得摘不过来。亓春英与丈夫商量了一番，觉得与其在家乡过苦日子，还不如到外头闯闯看。当年秋天，全家志愿移民到新疆哈密农13师7连。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哈密的地倒是不少，但种棉花一要技术，二要成本，三还要看老天爷高兴。一家四口，种了三十亩地，一年忙到头，累个半死，还挣不到两千元。
这样的日子混下去，大人也就忍了，可将来孩子怎么办？
河南人好武术。当时亓春英有个弟弟，在北京一家武术学校当教练。弟弟告诉她，北京的机会怎么说也比新疆要多，还是到北京来看看吧。2000年“五一”节，她一人投奔北京的弟弟来了。先在一家河南老乡开的饭店当小工，每月开三百元工资。三个月后，她想自己摆个小摊。她弟弟说，你没有手艺，又没有资金，能摆个什么摊。她就在市场上转，见有卖毛鸡蛋的，一辆小三轮车，一只蜂窝煤炉子，不要什么大成本。只是不知道那毛鸡蛋是从哪里进的，她便四处打听，后来打听到北郊蓝靛厂批发市场有专门批发毛鸡蛋的。
入秋，亓春英开始在小街上卖毛鸡蛋。这绝对是个辛苦活儿，每天清晨六点就要起来，先煮三百多只毛鸡蛋，然后还得把鸡蛋一个个扒好。干完这些活儿，差不多十一点多了，赶紧给孩子做饭。吃了午饭，一般是中午一点上街，一直要卖到晚上九点。
一年后，亓春英手头攒了两千多元，便把女儿和儿子从哈密接来，她觉得在北京读书无论如何也比在哈密强。女儿在行知中学上二年级，儿子上一年级。丈夫仍留在哈密种棉花。
真不知道靠卖毛鸡蛋，亓春英是怎么维持这个家的？
我问她：“卖毛鸡蛋，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我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毛鸡蛋，一只两毛五，卖出去是一块钱三只，差不多卖一只挣八分钱。”
“一天能销多少？”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3）
“卖得好时，一天能卖它三百五六十只；生意不好时，一天只能买三百来只。”
“那就是说，按平均每天卖三百二十只算，一个月满打满算挣七、八百块钱就算不错了。”
“卖了几年了，一个月我还没有挣过一千块钱的。”
我又问她：“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呢？”
亓春英说：“有几笔钱是月月都省不了的：房租每月两百二十块，水电费每月二十块，三口人吃饭得要两百块。要说，最大的开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孩子一学期要九百二十块，两个孩子一年算下来要将近四千块。”
也就是说，亓春英母子每年要有四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勉强凑够这个钱数！
她告诉我，女儿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在班里都是第一名。今年夏天毕业，按规定她只能回哈密上高中，可女儿不愿回哈密，正好丰台幼师职业高中到他们学校招生，她自作主张报了名。一年学费要三千元，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学校见她成绩好，先让她上了，答应学费慢慢筹。
“学费不说，她每个月生活费还得要三百块，这笔钱是省不了的。真是愁死人了！”亓春英说。
“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你每月不给她点零花钱？”
“她从丰台来回一趟坐公共汽车要四块钱，反正我一个星期只给她十块钱，怎么花，她自己打算。”
“她爸爸不能给你们一些支援？”
“哼！他还算个男人？光顾自己抽烟、喝酒，两个孩子到北京四年了，他一共才给寄来两千块钱。”
我想看看他们的家，亓春英说这会儿自己抽不开身，让魏志强带我去。
从小街往西，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进了一个大院子，魏志强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后来工厂破产了，就盖了一些平房租给进城的农民。
看得出这些平房也很有些年头了，一排紧挨着一排，密密麻麻的。
最后一排挨着一条臭水沟。魏志强指着门上写着“204号”那间，对我说：“我们的家到了。”
我只能用“吃惊”两个字，来形容走进他们家的第一个感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一张学生用的那种上下床和一张单人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摆满杂物和一台老掉牙的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魏志强从街上的垃圾堆里拣来的，只能收中央台一频道；墙壁上挂着一只只塑料袋，魏志强告诉我，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他们一家人和住在这里的一位阿姨的衣服。
“这屋里还住着另外一位阿姨？”我有些不解。
“是的。”魏志强解释说：“我妈嫌一家人租这么间屋子太贵，找了一位也是老乡的阿姨合租，她就单身一个人，每个月四百元的房租，我们拿两百二十元，那位阿姨拿一百八十元。”
“你们夜里怎么睡？”
“我睡上下床的上铺，我妈和我姐睡下铺，那位阿姨睡这张单人床。听我妈说，过些日子，那位阿姨要回老家了，这间屋子我们还租不起，还得再找一间小些便宜些的。”
魏志强捅开了蜂窝煤煤炉子，淘米熬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他先做作业，然后，熬一锅粥，粥熬好了，再把馒头“腾”上。等妈妈九点回来，炒个白菜（或者土豆）就成了。他说他们家一般是两个星期才买一次肉吃。
我十分感慨。我说：“魏志强，你妈够不容易的，你和你姐姐也够不容易的。你妈起早贪黑，吃苦受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有出息。怎么有出息？眼前，你们就得好好读书。你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得把书读好。你想退学，多伤你妈的心？”
魏志强默默地点了点头。
按照目前的政策，像魏志强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如果想考大学的话，必须回原籍上高中，在当地参加高考。
我问魏志强：“你们班同学是不是初中毕业后，都回老家上高中？”
“有一些要回老家继续上高中；有一些觉得自己成绩不行，考不上大学，就不上了；还有一些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长大，根本不想回老家，打算到时候再说，或者上个职高什么的……”
“你们同学不觉得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有些不公平吗？”
魏志强脱口而出：“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早晨我去上学，一个阿姨骑自行车把我撞了一下，不仅不说声‘对不起’，还扭头瞪了我一眼：‘长眼睛了没有？乡下人！’”
离开他们家，魏志强把我送到小街上。
夜幕已经拉上了。
亓春英依旧站在街口，在招揽生意。她身上围着的那条油星麻花的围裙，在街灯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我慢慢走远了，耳旁却依旧传来一阵阵吆喝声音：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1）
四处林立的脚手架，组成了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