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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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应该由农民工的输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共同来承担，否则就不公平，而且当地政府也没有义务为这些非户籍人口解决所有的保障问题。”
这位官员的话，颇具代表性。对于流入地的政府来说，能不能拿得出一大笔资金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问题；情愿不情愿意拿出这一大笔资金，又是个问题！
有家机构对农民工做社会调查时，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让你走出农村来到城市的最大原因是什么？”许多农民工回答：“为了孩子读书。”
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进城单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话；那么如今，农民进城除了解决温饱问题，又加上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渴望自己的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人将这一现象，描绘为“一人进城，七大姑八大姨也进城读书。”这种现象给流入地政府出了难题：流动儿童教育解决得越好的区域，外来儿童越多，压力越大。
然而，流入地政府接纳流动儿童的潜力，是不是也有一个限度？
北京还能容纳多少农民工子女？
上海还能容纳多少农民工子女？
广州还能容纳多少农民工子女？
有专家指出，鼓励农民进城是国家的政策，但任何城市的承受能力都有个限度。如果中小学无限制地接收进城就业农民工子女借读，教育条件比较好、教学质量也比较高的城市公办学校，就会吸引大量农民工子女涌入。不仅学校容纳不了，也给城市的住房、交通、水电等诸多方面增加压力，甚至还会打乱城市的发展规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仅仅让农民工子女走进城市学校，只是享受教育公平的第一步；由于家庭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别等构成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落差”，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他们还将面临着如何建立自尊、如何融入城市孩子之中、如何融入社会等一系列问题。
正如海淀区西三旗红星学校校长谢振清所担忧的那样：“我最忧虑的是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因为这些孩子在北京没有根，没有安全感，他们的心理比城市的孩子更敏感，比农村的孩子更复杂，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其实远远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教一点文化知识那么简单。”
打工子弟学校，同时也成为城市的一个“烫山芋”。
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要想申请到正式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北京市规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法定代表人必须有北京市户口；100万元注册资金；除基本校舍外，还要有200米的跑道。这个“门槛”实在是太高了，目前北京只有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达到教育部门的要求。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目前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有273所，在校生规模低于150人且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的42所，在校生规模在150人…250人之间的学校109所。打工子弟学校缓解了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减轻了公共财政压力。但从目前存在的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来看，大多数开办十分简单，场地拥挤、灯光昏暗，安全及教育质量不能保证。以朝阳区东坝乡为例，一个乡里有20多所外地人自办的学校，规模参差不齐，大的有七八百名学生，小的不足百人。由于身份的不合法，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不敢盲目扩大规模，不少学校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也拿它们没办法，如果按照办学标准要求，大多数学校达不到标准，取缔它吧，那些学生怎么办？让它生存，又怕它出安全问题。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而管一管，时而又放任自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在谈到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时说：“首先得让这些学校尽可能多地办下去，孩子们能先读上书是最要紧的。然后，政府部门可以把其中一些不错的学校纳入公办学校管理系统，通过引导培养和监督，最终达到国家相应的标准。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吸引到政府教育系统后，一是，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补助，像上海就把原来闲置的公办学校校舍，免费或低价出租给打工子弟学校，扶持他们发展；二是，通过对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三是，教育部门可以派督导员和骨干教师，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教育与财务上的管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协管这些学校的健康发展。”
也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市场条件下，以民间资本方式进入教育领域的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具有所有资本的共同特性，即寻利性。资本的寻利性导致在教育领域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并存，追求利润和私益是教育领域民间资本的基本动机之一。”
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结果。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在过去及现在的一段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资源的“补充”作用。它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不论规模大小，基本都是以“民间资本方式进入教育领域的”，这种方式决定了追求利润和私益，是这类学校举办者的基本动机之一。因此，城市政府必须加强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和指导。任其“自生自灭”，既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同在蓝天下
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
那么多的农民工子女生长在我们的城市，虽然有许多人不愿意让“我们的城市”让他们拥有，但这个事实总归无法改变。
与其说我们拿出一点爱心帮助了别人，还不如说我们是在帮助自己、拯救未
来。
——《新京报》王跃春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1）
有人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将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10个悠还，按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农村和城市总共14个人分，其中农民9个，城市人5个，分配结果是：5个城市人分得了7个悠还，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1·4个悠还；而9个农村人只分得了3个悠还，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0·33个悠还。1·4除以0·33，得出最后结论：平均对于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4倍。
5个城市人分得了7个悠还，而9个农村人只分得了3个悠还，这是明显的不公平。
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在享受义务教育应得的权益，分到的“苹果”，则更少。
2003年11月5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在京公布我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历时一年，在全国抽取了九个城市，访问了一万两千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七千八百多名儿童，是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20％。
调查显示，我国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达到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上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不在学儿童“童工”问题突出。
适龄流动儿童不能入学表现尤为突出，在调查中，六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在失学的12至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这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益。
“教育费用过高仍是流动儿童家庭面临的最大困难。”教育专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流动儿童要多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最多的一年多交了27000多元。”
根据调查，收费过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公立学校方面。尽管许多城市的正式文件里都规定了对流动儿童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但很难得到执行。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赵顺义说：“目前近2000万的流动儿童是我国儿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接受教育和发育身体的关键时期，其保护和教育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甚至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公肇啬静收哪数理念。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即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应受教育的教育民主思想。孟子提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像培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培育教育别人的孩子。在近代，联合国一九四八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更把“受教育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一般来说，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相对容易做到，教育质量公平（即使人人都受到较高质量的教育，并使受教育者有同样成功的机会）则较难做到。
但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连享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都难以实现。
我的手头，有一篇农民工子女的作文：
……
我的老家在安徽风景秀丽的黄山脚下，黄山是城市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三岁那年，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被判给了妈妈。
四岁，妈妈为了生活，跟一位远方亲戚到北京打工。从此，我在外婆身边长大。
我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三年级。那年春节，妈妈回来了，说要带我到北京上学，当时，我高兴地嚷了起来：我也要去北京上学了！我也可以见到天安门了！
费了许多周折，妈妈把我送进了“树人小学”。这里的学生，都是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有的卖菜，有的盖房子，有的扫大街……
那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学校老被查封，老要搬家，每次查封，都会来许多警察和一些干部模样的人，还开来许多卡车，把学校的课桌椅全部拉走。最厉害的是小学六年级下学期那一次，那天，我们刚刚升完旗，学校就被包围了。随着一声令下，有人封教室，有人搬课桌。校长哭了，老师哭了，我们学生也哭成一团。在我的脑海里，警察是对付坏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成了坏蛋了？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我终于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上学这么难：就因为我们是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就因为我们没有北京户口。
北京的建设离得开农民工吗？
农民工的子女难道不是祖国的未来吗？
我们就算不是花朵，也是小草吧，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
……
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
这是在考问我们的政府，也是在考问我们的社会！
我的手头，还保留着一份访谈记录，接受采访的是河北来京的一位农民工：
笔者：你们夫妻是什么时候来京的，主要干什么活儿？
答：我们是九五年进的北京。头几年，我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还卖过菜和水果；她当过保姆，干过小时工。这两年，我们开了个小门脸，卖面条和大饼。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难道小草就不应该享受阳光吗（2）
笔者：你们眼前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答：我们两口子，没什么文化，只能靠打工，做点小生意度日子。不可能挣什么大钱，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不行，几年以后还回老家去。可是，我们不希望孩子将来也同我们一样，希望他们能够像城市孩子一样，受到好的教育。
笔者：那么，现在孩子的教育情况怎样呢？
答：不好。我们的孩子现在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那样的学校同城市的公家学校根本无法比，学生就在一个旧仓库里上课，老师的水平也不一样。
笔者：你感觉到教学质量不行？
答：肯定不行。还有，政府和城里人对我们的孩子有一种歧视，前些日子过“六一”儿童节，孩子要我带他们去公园玩，公园里城市的孩子在演节目，在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连儿童节都成了城市孩子的节日了，特别不公平。农民工的孩子也是祖国的明天，也可能拿成为人才，把他们耽误了也是国家的损失！
“把他们耽误了也是国家的损失！”
这位农民工的焦虑，难道不应成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社会的焦虑吗？
一位城里人到乡村休闲，住在一老农家。吃完农家饭后，老农自言自语说：“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是乡下人的城市；乡村是乡村人的乡村，也是城市人的乡村。”城里人不解，老农反问：“你来乡村交了乡村费没有？交了过路费没有？你住我家再让你交暂住费没有？没有吧。可我们乡下人进城，什么费都得交。城市的道路是国家建设的，农用车上路要交费；乡村的路是我们农民自己修的，我们没有收你们费，哪个更应该收费？农民进城打工要收暂住费，孩子上学还要什么赞助费……”
老农话语中的“哲理”，道出了城乡之间的不公平。
城乡诸多的不公平中，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只有具备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起跑，农民工子女已经先输给城市孩子一大截了。
教育被认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具备现代社会特征的公民，能否理解和享受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能否具备现代人的基本生活质量，取决于他是否受到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
前些年，经常可以在农村的土墙上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它很确定，不抽象，没余地，却道出了教育的最高境界，也是最低底线。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应当把平等的教育条件，一视同仁地提供给每一位公民，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
小草同样有享受阳光的权利！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帮他们就是帮自己（1）
二00五年七月，一起“阿星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二十岁的打工者阿星，七月八日晚，在激愤之下，失去理智，杀死了包工头。
一起简单的凶杀案，却折射出复杂的原因。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都有着相似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