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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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教育督导团已向上述四省市印发了专项督导检查的意见，提请地方政府研究整改方案，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向国家教育督导团报送整改意见和进展情况。　　　　
　　　　四省市的情况如此，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问题是，即便全部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学费负担，即便城市的公办学校全部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农民工子女依然必须面对最后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上高中”和“高考”。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即便在城市里读完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上高中和高考还得回到他们的老家——即所谓的“原籍”。也就是说，上高中和考大学，必须在户口所在地。近年来，各省市都在进行教学和教材改革，高考的试卷也各不一样。那么，如果让这些读着城市中小学课本长大的农民工子女，再回“原籍”去参加高考，又是另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又是另一种的歧视，他们的心灵将再一次遭遇创伤。　　　　
　　　　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涉及到儿童的教育权利，涉及到教育机会的平等，涉及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涉及到户籍制度和城乡体制的改革。　　　　
　　　　二00五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工作开始启动。现行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于一九八六年，二十年来，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省份之间教育的不均衡发展愈加突出，修订义务教育法屡屡成为近年全国恿交嵊呼声最高的议案、提案。　　　　
　　　　至年底，修订草案已数易其稿，国务院法制办形成的征求意见稿分9章93条，条文数已远远超过现行义务教育法的18条。　　　　
　　　　十月十六日，部分教育专家及一线学校校长在京举行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会上，专家们充分肯定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法律突破，认为修订草案的内容比现行法律更加详细具体，可操作性更强。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是，专家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些法律条文和规定还值得商榷。比如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修订案第十二条提出：“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并享有与当地适龄儿童、少年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有专家指出，尽管这样的改动有助于改善现实情况，但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不明晰，最重要的是没有规定如何惩治拒绝接受非本地儿童入学的行为，因此对学校没有有效的约束力。有专家指出，修订案已经注意到为残疾儿童、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学校，但却没有想到为农民工子女设置特殊学校。农民工子女属于弱势群体，在教育上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和保障，其权利将难以实现。针对城市学校拒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现象，也有专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国家按照学生的数量来划拨经费，学生到哪里，经费就划到哪里，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兹事体大，关乎我们整个民族下一代的素质。　　　　
　　　　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对此应有“大政策”、“大动作”，应从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动员全社会参与，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古国来说；　　　　
　　　　对于一个崇尚教育的民族来说；　　　　
　　　　对于一个带领十三亿人民正在向和谐社会迈进的中国政府来说；　　　　
　　　　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也义不容辞！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后记

　　　　我又一次来到龚村；来到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似乎成了一种习惯；这一年多来；只要有时间，我便要来这所学校看看。　　　　
　　　　依然是那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　　　　
　　　　刚刚入冬，易本耀校长已经早早戴上了那顶鸭舌帽。　　　　
　　　　“来啦！”易本耀热情地对我打招呼。　　　　
　　　　“来了。”我说，“我想随便找个班听听课。”　　　　
　　　　易本耀说：“老师们你也差不多都熟了，你就自己随便找个班，随便听听吧？”　　　　
　　　　走进初一（二）班，语文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鲁迅先生的名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美好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儿童热爱自然，追求新鲜知识，天真欢乐的心理。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学生们的朗诵声，仿佛描绘出了一幅曾给少年的鲁迅以无限欢乐的百草园的全景图……　　　　
　　　　然而，我的脑海突然冒出了个“一闪念”：若干年后，我身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们，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在城市的生活时，留下的是欢乐和幸福的印记？还是被歧视的压抑？　　　　
　　　　这些年来，由于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我有机会深入到农村，深入到西部、西南部农村，真切地感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是城里人靠想象所想象不出的贫困啊！　　　　
　　　　我所创作的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与贫困有关，从《“希望工程”纪实》到《中国山村教师》，从《中国贫困警示录》到刚刚完稿的这部《寻找课桌》。　　　　
　　　　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上有谁会喜欢贫困？　　　　
　　　　《“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觉得这部作品有一点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让广大读者了解到了当时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真实状况。尽管在贫困地区，当时到处可见“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标语。但是，口头的重视并不等于实际的重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困惑和危机，其透明性和公开度是非常有限的。　　　　
　　　　记得有一天，我到湖南凤凰县禾库乡采访。由于地处高寒地区，交通不便，这里被称为是凤凰县的“西伯利亚”。　　　　
　　　　我问学区的负责人：“咱们乡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多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告诉我：“我们全乡适龄儿童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已经入学的有一千三百零五人。算下来，入学率差不多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六吧！”　　　　
　　　　跑了这么多地方，我也有些经验了：“你这个地方这么穷，我敢肯定，入学率达不到百分之九十五、六。”　　　　
　　　　学区的负责人十分尴尬。　　　　
　　　　我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你们老说山区穷、穷、穷，可一报入学率竟这么高。我又不是来检查你们工作的，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好帮你们呼吁呼吁。”　　　　
　　　　一旁，县教委陪同我来的同志也说：“你们就按实际情况汇报吧。”　　　　
　　　　学区的负责人忙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本子，翻了翻，说：“刚才的数字，是去年教育大检查时上报的数字。我们实际入学的学生只有一千零二十人，加上上学后又流失的一百七十多人，全乡失学连辍学的儿童一共有五百多人。这是最近刚刚统计出来的。”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这里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七十。我感到十分悲哀，这些山里人，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为什么还要自己在欺骗自己？不过，凭心而论，他们这种农民式的“欺骗”，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农村搞“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了达标，哪个地方不作假？哪个地方都做假。有人说得更尖锐，说现在很多统计数字都是：村哄乡，乡哄县，大家都哄国务院。　　　　
　　　　我以为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筹集了多少善款、救助了多少失学儿童；更重要的是它让国人和政府官员，从一个侧面感受了农村基础教育所潜伏着的真实的危机，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关注……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奔波在打工子弟学校之间，我的心和农民工子女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记得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解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舒尔茨还有一句名言：“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　　　　
　　　　然而，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现在连基本的义务教育都享受不到，将来又何以谈得上“人的因素”和“人的质量”？　　　　
　　　　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确让人忧虑啊！　　　　
　　　　他们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能不能融入都市？都市能不能接受他们？这些都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成败。　　　　
　　　　好在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作家，尽管既无权又无钱，但手中却有一支笔，我们可以用这支笔去关注现实生活，传递百姓心声——这，便是我创作《我的课桌在哪里》的一种动力！　　　　
　　　　2005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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