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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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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名,行收费之实。损害了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作用。”    
    这是发生在某个城市的一起“臭脚事件”:    
    一辆公交车在某站停下后,上来几个民工。一会儿,车厢里散发出一阵阵臭脚丫味。乘客们议论纷纷,有的掩起了鼻子,有的四处搜寻“臭源”。还是女售票员眼睛尖,发现这股臭味来自刚上车几位民工脚上穿的胶鞋。她立马瞪起两眼,连讽带刺道:“嘿,瞧你们几个臭脚,多长时间没洗了,恨不得把人熏个筋斗!赶紧下车吧,要不大家该提抗议了……”几个民工一听,脸红到耳根,抱着蛇皮袋、提着工具,灰溜溜地逃下了车。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4)

    青岛甚至有个别人给报社写信提议:“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在青岛打工的民工素质却很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坐公交车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公交车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隔阂和矛盾。”    
    尽管这只是极个别人“偏激”的提议,但它却是城市居民普遍心理的一种折射!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在1996年底对京、沪、穗、汉四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农民工入城,30·4%的市民认为“基本上是一件好事”,18·9%的人认为“基本上是一件坏事”,认为“好坏各半”的人为50·8%。另据1997年宁波市政法委调研处的问卷调查结果,72·4%的宁波市民对外来人口持不欢迎态度。不欢迎的理由集中于“影响社会治安”(95·2%),其次分别是“影响卫生及城市管理”(29%)和“影响就业”(13·4%)。    
    城市居民的自我优越感和对农民工的误解、偏见与歧视,势必加剧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隔阂与紧张;反之,这种误解、偏见与歧视,又会引发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不满与对立,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社会对农民工的剥夺,是形形色色的,是多方面的,它甚至形成了一条“剥夺链”。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便是这条“剥夺链”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最突出的环节。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寻找课桌(图)

 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面对他们的孩子。  那时,我看到的是铁路上的民工潮,是工地上的小伙子,是进城的小保姆,是街头的修鞋摊,是巷尾的裁缝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农贸市场卖菜大嫂的身边,出现了孩子。一个孩子在车上睡着,两个在土里玩着,三个五个在街边闹着……  春夏秋冬,东西南北,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孩子——他们被称为流动人口子女——竟达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如此急剧的增长甚至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  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就像面对一个个问号。不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还是乡长、市长,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得面对。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在流动,谁能无视它带来的种种现象?谁又能说与之无关呢?孩子们的出现,给流动人口这个大课题里,增加了一系列的子课题。我们又一次感慨:又没准备好!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1)

  “又没准备好!”  是的——我们的城市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府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策没有准备好。  这个名叫刘茂运的男人,也没有准备好。  十五年前,刘茂运带着妻子和女儿,从新疆伊犁直奔辽宁沈阳——他是怀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热情期盼来的。没有想到是,自己的三个女儿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包袱,也成为自己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刘茂运的原籍在山东新泰市旧关乡官桥村,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生人。家乡是个穷地方,在刘茂运的印象中,小时候,父母每天要为他们兄弟姐妹的三餐而发愁。好在那时侯读书不用交学费,学生只交煤费就行了,一学期三毛钱。  高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两年地。十九岁那年,当过兵的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你已经成年了,当兵去吧,也该为国家尽尽责了。”  那年来招兵的是新疆的骑兵部队,刘茂运体检合格,到了伊犁,成了一名骑兵。至今,他走路还有些罗圈腿,他觉得唯一值得自己自豪的,便是这罗圈腿,那是当骑兵骑马骑的。  一九八0年,解放军百万大裁军,刘茂运所在的骑兵旅被撤了,他退伍到了建设兵团伊犁农10师。建设兵团虽然是部队建制,其实与农村区别不大。刘茂运脑子比较活络,他种了两年棉花后,便到团部的饮食服务公司当供销员。一九八七年元旦,他与当地的藏族姑娘才旦花木结婚,建立了小家庭。  那些年,生产建设兵团整个不景气。刘茂运对妻子说:“不行,咱们不能一辈子困在这里过穷日子!”妻子说:“不呆在这儿去哪儿?”跑供销的时候他去过沈阳,他说:“去沈阳吧,那是个大城市,怎么也比咱这儿强。”妻子疑惑地说:“去沈阳能做什么?”他说:“那么大个城市还愁找不到活干?就是卖卖新疆的葡萄干也能混口饭吃。”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刘茂运夫妇带着快三岁的女儿刘雅琼,到了沈阳。  刚出站口,才旦花木便哭喊了起来:“坏了,坏了,钱没了,我放在内衣口袋的钱没了!”  就这么点工夫,他们夫妇攒了几年的、准备用来在沈阳做小生意当本钱的两千元钱,让人给偷了。他们找到车站派出所,民警说:“这儿每天都有被偷的,我到哪儿给你去抓小偷?”  想返回新疆去,连路费都没有。生意做不成耍艘患胰说纳疲辖舻谜一疃伞A趺嗽诮记┟窦掖蚬坦ぃ尾荩桓鲂∈币辉褰恰T诮ㄖさ卦斯匙樱惶焓逶でK孤艄蛉獯贸枪茏チ思复危宦袅恕F咸迅擅宦舫桑鞘切枰厩摹?生活依然过得十分艰苦,但比在新疆要强一些。  这期间,他的二女儿刘英豪和小女儿刘雅楠又出生了。  一九九五年夏天,大女儿刘雅琼七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刘茂运带她到附近的沙岗子小学,一问校长,一学期就一百来元的学费、书本费,他便为女儿报了名。  可待校长看了他的户口簿后,又改口了:“不行,不行,你不是本地户口的不行!”  刘茂运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本地户口的不行?”  校长说:“一直就是这样规定,我们只招收本地学生。”  “像我们这样的外地来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也不是,如果一定要在我们学校读,可以交借读费。”  刘茂运:“借读费是多少?”  校长算了算,几项加起来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一学期九百八十元,一年将近两千块,我到哪儿去找这么些钱?”刘茂运自言自语说。  他带着女儿又跑了几个学校,答复基本一样,外地学生在本市就读,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多的要五、六千元(一年),甚至七、八千元;少的两三千元;最少的一所学校也要一千二百元。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2)

  当时,刘茂运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五百元左右,交了房租,一家五张嘴吃喝,所剩无几。哪拿得出这么多的借读费?  他想不通,为什么外地的孩子在本地上学要交借读费,是不是一些学校的土政策,便专门跑了趟教育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全市的中小学都一样,对外地学生都要收取借读费,只不过由于学校的质量不一样,收费的标准有些不同。长春、哈尔滨也是这样;北京、上海也是这样。人家还告诉他,我们现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是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政府按户籍人头下拨教育经费。你孩子的教育经费在新疆而不是在沈阳。你孩子如果不想回新疆上学,在沈阳上学就必须交借读费……  怎么办?回新疆,不成,那里没人照顾孩子;在沈阳读,又拿不出这么多的借读费。让孩子在家呆着,更不行,高中毕业的刘茂运知道,现如今没有文化不行,将来没有文化更不行。  愁啊!  那些日子,两口子愁得一夜夜睡不着觉。  有天半夜,才旦花木从炕上坐了起来,说:“我想好了,我出去找活儿干,你在家自己教雅琼念书,再带两个小的。”  刘茂运说:“这算什么事儿?我一个大老爷儿们,在家带孩子,倒让你出去干活儿?再说,我从来没教过书。”  才旦花木说:“我一天学都没上过,你怎么也比我强,咱们不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看来,只能如此。  才旦花木跑了几天,终于在五爱批发市场找了一个活儿——帮人家卖衣服。  刘茂运则从新华书店买来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  九月一日,城里的小学开学了;  刘茂运家的私塾也正式开学了。  尽管,刘茂运是“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没正规读过多少书,但教教小学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担忧的是自己从来没教过书,怕不得要领。好在他还买到了供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可以按部就班,一课一课跟着教。  他还到沙岗子小学去了几趟,等放学时,专找一年级的学生,问他们每天上下午课程安排,课程进度。  参考正规小学的时间表,他也给刘雅琼订了个时间表:早晨七时起床,早读半小时;八时,上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一时半上课,两节课;晚上做一小时作业。  期末到了,女儿到底学得怎么样,刘茂运心中没有底。为了检查自己和女儿的教学成绩,他去沙岗子小学,好说歹说,从人家那里要来了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期末考卷,让刘雅琼做。结果,刘雅琼的语文得了八十六分,算术得了九十分。这下,大大提高了父女俩的自信心。那天晚上,全家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以示庆贺。  一九九八年,刘雅琼该上三年级时,二女儿刘英豪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刘茂运又去几所公办小学了解了一番,对外地学生还是要收取借读费。  刘家私塾继续开办,不过,学生从一个增加到两个。  面对眼前两个女儿那渴望知识的目光,刘茂运有时觉得有些迷惘又有些心酸。就因为自己是外地进城的农民工,自己的女儿便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如此的不公平?  他常常在心里对女儿们说:“你们生在我们这个家庭,吃亏了,父母对不起你们啊!”  到了二00一年,小女儿刘雅楠也该上学了。  刘茂运家庭私塾的学生又变成三人:大女儿念六年级,二女儿念三年级,小女儿念一年级。  三个女儿三个级段,课程完全不同。刘茂运只好采取复式教学法,将每节课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十五分钟给老大讲课时,让老二和老三或预习课文、或做练习;第二个单元给老二讲课时,老大和老三或写作文、或做练习;第三个单元给老三讲课时,老大和老二或背诵课文、或做练习。  一个人同时教三个不同级段的学生,而且还不是一门课,加起来有七、八门课。白天上课,夜里备课,累是真够累。刘茂运说,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程,他绝对没有信心和毅力坚持下来。  ……  二00四年岁末,我在沈阳采访期间,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我讲述了这个当代新私塾的故事。  我提议到刘茂运家看看。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3)

  这是沈阳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大雪,大街小巷,白雪皑皑,铺得足有尺把厚。  傍晚,小车缓缓挤出闹市,穿过浑河大桥,七拐八拐,进入浑河南岸白沙乡的沙岗子村。这个村子也是外来人口集聚地之一。  在车上,省希望办的小杜告诉我,今年八月,在“希望工程进城助学行动”中,刘茂运的二女儿刘英豪,小女儿刘雅楠,作为贫困农民工子女,受到希望工程资助,已经离开家庭私塾,进了校园。不过,大女儿刘雅琼仍由刘茂运自己在家里教着。  停车问了好几次路,饶过一个小木材市场,小杜对开车的老李说:“没错,就是左边的那间小平房。”  在车灯的照射下,我看见一个穿着件旧军大衣的中年人,从低矮的平房走出,他拉着小杜的手,亲得不得了,连声说:“你们咋来了?你们咋来了?”  老李说:“老刘,我们带北京的一位作家来家里看看,孩子们都在家吧?”  “老二、小三刚放学回来,”刘茂运答道:“外面冷,赶紧进屋。”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屋里有一条长炕,炕尾乱七八糟地码着几床被褥;屋角有一张长条桌,还有一只经常可以在电视剧里见到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乡政府用的那种木头柜子。  看得出三个孩子同老张和小杜挺熟的。  现在,刘英豪和刘雅楠都在矽山街第四小学。入学时,学校对她们进行了摸底测试,发现姐俩的基础与同学历的学生相比,有些差距,便给她们各降了一级。  当两个妹妹在介绍学校情况时,我发现刘雅琼在一旁听得有滋有味。  我问小杜:“为什么不让老大也一起入学?”  小杜说:“资助进城农民工子女上学这项工作,我们上半年刚刚开始。每资助一名贫困生,每年需要六百元。现在一共才有两百多名贫困生得到资助,像她们两姐妹同时得到资助,已经属于特例。”  一旁的刘茂运插话道:“我是非常非常的知足,也是非常感谢政府和社会上的好心人。”  我问他:“现在老大在家学得怎么样?”  刘茂运说:“老大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的课程了,一到初中,我就吃力了,首先是英语我根本不会,还有代数、物理、地理,我也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现在是能教多少教多少。”  我有些感慨:“老刘啊,你这一教,差不多整整教了十年了!”  “是啊,是啊,十年了……”刘茂运说:“我主要觉得现如今这年头,没有文化不行。你最起码也得有个小学毕业,能看懂电视、报纸,可以理解法律条文,不能给国家添乱。”  八点多了,才旦花木还没有回来。刘茂运说,五爱批发市场离家很远,她早晨五点多就要出门,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  这些年,一直靠着才旦花木每月七百元的收入在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刘茂运为我算了算:每月的房租是130元,伙食300元A丹实が水费20元,电费4元。上学的两个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吃给3元。  我问刘英豪:“三块钱怎么吃?”  “我们一般到学校外面的小饭店买包子吃,一块钱四只,三块钱能买十二只,我们每人吃六只,可以吃饱。”  临别时,一家人把我们送到车旁。  我没有想到,刘雅琼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伯伯,我也想像妹妹那样,到学校学习,你帮帮我好吗?”  面对眼前这位孩子的恳求,一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都市窝棚小学(图)(1)

  当开往北京的火车,慢慢离开信阳车站时,李素梅在心中轻轻说了声:我的教师生涯永远结束了……  这是一九九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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