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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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赵树凯从山东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常跟随领导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他的视野从小农村变成了大农村。一九九0年，原机构撤销，他又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农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说：“我倾注较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努力捕捉农民工流动的新表现，揭示流动潮流的丰富底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三月，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赵树凯与二十六名调查人员一起，对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上海市长宁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为了使得调查更贴近农民工本身，他们走进“工棚”、“打工楼”，与农民工同住同吃，竞夜长谈。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与辛酸和艰难相伴；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有着不平凡的奉献。
在课题报告中，赵树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想，长期以来，农民为支撑新中国的社会构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至今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中国农民的历史性不幸，不仅在于他们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制炔还剑谟谡庵植还交钩３２槐怀腥稀！？在调查中，赵树凯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由农民工派生出的这个群体，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在调查中，这些发自农民工的心声，令赵树凯难以忘怀：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小孩，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小孩现在也真的该读书了，可是那么多的学费谁交得起？再说，她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在这里，和几个老乡姐妹住在一起。真上学，孩子连个学习的环境都没有。真想有一间小屋，我俩有个安身的地方。
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不能因为大人挣钱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放在家乡父母那里，我们不放心。在这里读书，这个费那个费比在老家贵多了，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
你看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开学半个月了，可孩子还找不到学校。上海满大街都是学校，可一听说我们是民工，就要借读费，狮子大开口，差不多要我一年的工资收入，哪上得起？
那时候，赵树凯的家住在万寿路育英中学旁边。离家不远，有个小农贸市场。他与外来打工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双休日，只要到市场买菜，他就愿意与小商贩闲聊。到后来，五六十个摊位的摊主，几乎全认识他，远远见了，就会打招呼：“来啦，今天吃点什么？”
赵树凯爱琢磨事儿，比如，市场里有卖菜的，也有卖水果的，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卖菜、有人愿意卖水果？通过了解和对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卖水果比卖菜利润高，但风险大；卖水果比卖菜本钱也要多一些；卖水果的一般比卖菜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脑子也要活络一些。
赵树凯还了解到，这五十几个摊主，将近三分之一把孩子带在身边，其中学龄儿童有八九个，他们中能够在市区小学上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基本处于失学状态，原因是外地儿童在北京市上学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
他去市场，还常常有商贩求他，希望能帮助联系一所不用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的学校，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困惑着农民工，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此，赵树凯专门走访了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明确规定一个收费标准的范围，如丰台区教委定的收费标准是每学期五百…一千元；另一种办法是，各学校一次性或分学年向借读生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学年一两千元不等。无论是哪一种做法，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天，赵树凯又去市场买菜。河南来的摆水果摊的那个小伙子，一见面便挺热情地问：“赵同志，刚到的草莓，你不来点儿？”
赵树凯见小伙子的儿子也在一边忙活着，关切地问：“小柱子上学的事儿，还没着落吧？”
“上了，前些日子一开学，他就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
“我们一个老乡自己办的一所学校。”
小伙子告诉他，河南息县一个老乡，两口子也是出来打工的，在五棵松那边自己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老乡的孩子。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收费很少；再说，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赵树凯还从来没听说，在北京居然还有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他决定去看个究竟。
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所农民自己办的学校？”
那位学生想了想，反问他：“你说什么校名吧？”
“我也不知道校名，说是很小的一个学校，就在菜地里。”
小学生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哦，你说的是那个‘鸡窝’学校吧？从这儿直走，再右拐，不远。”
“‘鸡窝’学校？什么‘鸡窝’学校？”赵树凯有些不解。
“大伙儿都叫他们是‘鸡窝’学校。”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2）
按那位小学生指点的，赵树凯终于在一片菜地里，看见了三个窝棚，里面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站在窝棚前，赵树凯觉得有几分新奇，又有些疑惑。
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李素梅，见突然来了个陌生人，忙从窝棚迎出来，问：“同志，你找谁？”
赵树凯说：“我不找谁，随便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你自己办的？”
“是的，不过我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学校，看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在外头野着，怪可怜的，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上上课……”李素梅显得有些紧张，“哦，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爱人进城买作业本去了。”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
这下，反倒让赵树凯有些尴尬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来查你身份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听说你们自己为农民工子女办了所学校，专门来看看。”
李素梅这才松了口气。
布置了一些练习让学生自己去做，李素梅便一五一十地跟赵树凯，讲述了自己进京打工和办学经历。
“现在一共有多少学生？”赵树凯问。
“刚开始，就我们兄弟姐妹的九个孩子；后来，亲戚们知道了，也把孩子送来，增加到十几个；再后来，一些老乡听说了，非把孩子塞给我。现在的学生是一百多了。我们怎么不收也不行。”
赵树凯说：“你们给乡亲们办了件好事嘛！”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上门的学生多吗？”
“不少，有些我们实在推辞不了才接下来。”
“你们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没有。”
赵树凯又问：“这儿附近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学校吗？”
李素梅说：“附近好象没有，不过，听我老乡说，清河那边也有打工的办的学校。”
两天后，赵树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记者有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采访时，专门谈到李素梅夫妇办的那所简易学校，他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作为社会问题的第二代移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听说有这么所打工者自己办的学校，也挺感兴趣，当即驱车前往五棵松采访。
晚上，《北京特快》播出了李素梅办窝棚学校的报导。北京人看傻了，我堂堂京城，居然还有办在菜地里的窝棚学校？
窝棚学校，同样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媒体的关注。
赵树凯的思考还在继续，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困惑，实际上，反映出现行教育体制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正是因为这种“乏力”，像李素梅这样的窝棚学校才应运而生。只是，还不知道类似这样的学校有多少。
那时，正好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跟着赵树凯实习，他便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寻找农民工在北京办的学校。
三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先在五棵松往西的西四环一带转，转了半天，没有发现目标。他们觉得这样盲目乱转不行，这种学校一般会办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先打听清楚哪里农民工多，再去那儿。按照这个思路，下午，很快找到三所。一所叫中豫育才小学，是河南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万泉寺小学，还有一所叫菜农希望小学，都是河北人办的。三所学校中一所八个学生、一所十六名学生、一所四十二名学生。
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在海淀区，他们一共找到了三十六所。后来，他们又去了丰台区、朝阳区、昌平县、大兴县……到一九九七年暑假前，一共找到了一百一十多所。
这些学校全部为农民工自己所办，在校的学生全部为农民工子女。有的学校只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很多是“夫妻店”。这些多建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还有一个特征，不论学校大小、学生多少，不论校舍多么简陋，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插着一面国旗。
在对打工子弟学校做了初步的调研之后，一九九八年初，赵树凯写了份调查报告——《他们的课桌在哪里》，以个人的名义呈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后，李岚清将报告批转给了教育部。
至此，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媒体、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正在张家口挂职的赵树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而政府就要承担这个最基本的公平，保障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基础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办学校，可现在的城市公办学校，却因为乱收费，逼得农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学；而他们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又要被取缔，等于政府放弃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政府早重视，早处理的话，早就不该成为问题了。如果城市的公办学校大开大门，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没什么市场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政府承诺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管这个孩子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的义务教育问题，政府都应该管！”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悲壮的自救（图）
借读手续的复杂烦琐，公办学校的高门槛冷面孔，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漂泊不定，求学路上的种种不便，让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举步维艰……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 每当我看到一些学生家长以摁手印代替签名时，总感到一种悲哀。上一代因贫困而成为文盲，因文盲而更加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中华民族的振兴依靠全民族所有的人。 ——石景山区黄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陈恩显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中不中，我都想试试！”（图）（1）
如果说，二十六年前，安徽省小岗村二十一个庄稼汉，最先扛起“包产到户”的旗帜，创造了中国农村神话般奇迹的话； 那么，十二年前——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从中原大地走来的民办教师张保贵，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样是创造了一种奇迹。 这也是一个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人。 张保贵老家在河南固始县蒋集镇三里村，家乡给予他的是贫困多于富裕，辛酸多于欢乐。一九七八年高考落榜，他回村小当了民办教师。像所有民办教师那平淡而又清贫的故事一样，张保贵是从每月五元工资教起，九元、十六元、三十元……直到他进北京前，还不到一百五十元。就这么点工资，还经常不能兑现，还经常给打白条。 尽管他也像李素梅一样，期盼着能转为公办，但他清楚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那时侯，已经有许多固始老乡，在北京靠收废品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发了小财。张保贵常想，那些普通的农民都敢于出去闯天下，我毕竟还读了几年书，干吗非得困在自己的家门口？ 一九九三年七月，同村一个也在北京收废品的老乡，把自己的孩子从北京送了回来，准备让他下学期在村小上学。张保贵觉得挺纳闷，北京有那么多的学校，条件又好，为什么还回老家找学校上？老乡告诉他，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要交借读费、赞助费，一般人根本上不起。 “咱们固始老乡在北京住的集中不集中？”张保贵问。 老乡说：“主要在海淀区一带，还是挺集中的。” “如果有人在那里办所小学，专门收咱们老乡的孩子，你说能招到学生吗？” “只要学费不高，我看肯定能招到。” 暑假，张保贵悄悄去了趟北京。先在玉泉路田村转了转；又去四季青乡北坞村、厢红旗看了看；最后，到了东升乡八家村。这儿，来自河南固始的老乡最多。 八家村当时是北京废品集散地之一，在这里搞经营的一多半是固始人。他们分工明确，有专收废钢铁和废塑料的，也有专收纸品和玻璃瓶的。已经成专业化和规模化。张保贵从心眼儿里佩服自己的乡亲们，这些往日在老家老实巴交的泥巴腿，如今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竞技场上，凭着自己的吃苦和智慧，靠收集废品，竟然做出这么大的业绩。 老乡们知道他是一名教师，同他谈的最多的是子女们在北京就学难的问题。 张保贵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是在这里办所小学怎么样？” 老乡们说：那咋不中？ 张保贵这几天已经初步拿定主意了：人家可以在北京收废品，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办学校？他算了算，即便收三十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学期收费二百元，也就能混口饭吃了，经济收入怎么也比在村小教民办强。 办学校得需要有教室，他找到废品市场管理员，说自己想在这里办所小学，专门招收外地来京打工者的子女，解决他们就学难的问题。管理员一听，连声说：“好啊好啊，这是善事啊！我看你们有些老乡孩子不小了，还没地方上学，就觉得这不是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