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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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一听，连声说：“好啊好啊，这是善事啊！我看你们有些老乡孩子不小了，还没地方上学，就觉得这不是长久的事儿。”当场定下租给他两间小平房。 张保贵回到家后，先是同妻子张大珍商量，妻子知道他的脾气，决定了的事，是很难再改变他的主意的，但她又有些担忧：“你一个人，在北京那么个大地界办学，中吗？” 张保贵说：“中不中，我都想试试！” 第二天，张保贵便给村小写了辞职报告。 八月下旬，张保贵又来到八家村。 想办学校，最关键的还得有生源，尽管几个认识的老乡表示要把孩子送来，那还不够，他便在市场门口贴了张小广告： 招生启事 本人张保贵，现年三十六岁，原为河南固始县乡村教师。现进京，拟在本市场开办一小学，本学期先招收一、二年级学生数名。即日起（三天），本人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均在本广告旁恭候，有意者欢迎前来接洽。 三天，张保贵招了十二名学生，加上熟悉的老乡送来的六名，一共是十八名。尽管没有达到意想中的招三十名学生的计划，但他依然很满意，万事开头难嘛！ 收费既便宜又灵活，每学期二百元，有的家长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先交一半中不中，张保贵说中；有的家长提出按月平均交，每月交四十元，中不中，张保贵也答应。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八家私立小学”正式开学。 这便是后来公认的北京市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张保贵既是校长，又是唯一的一名教师。至今仍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哪儿有卖国旗的，所以，开学时没有举行升旗仪式。也没有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第一节课，站在讲台（实际上没有什么讲台）前，面对十八名学生，张保贵有些百感交集。他知道自己已经翻开了新生活的第一页。 有些家长要起早出去做生意，每天清晨六点多，就把孩子送来了。而有的家长忙得顾不过来，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来接孩子。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中不中，我都想试试！”（图）（2）
张保贵买了只蜂窝煤炉子，自己做饭吃。河南人喜欢吃面食，也为了省事，他经常是一日三餐都下面条。 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两名学生。 过了一个月，又来了四名学生。 都是来插班的，有的学生家长刚到北京打工，把孩子也带来了；有的学生原在其他区上学，家长转到这一带做生意，把孩子也转来了。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季开学时，来报名的学生达到六十多人。一个人显然是忙不过来了，张保贵赶紧让妻子来帮忙（妻子原来也教过几年民办），又从老家聘了一位高中生。 秋季，学生增加到一百三十名，人手不够用了，教室也不够用。又招聘了两个教师，又从市场租来了三间平房。学生也分成五个级段五个班。 那些日子，张保贵的心中常常会涌起一种满足感，原来他是抱着混口饭吃的想法来到北京的，没想到学校办起来了，发展还这么快，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那个村小了。而且，还为这么多的民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张校长，多亏了你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张校长，没有你，我这孩子还在外头野呢！”每天，他几乎都可以听到类似的发之内心的感激的话。 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学时，学生猛增到二百一十人，市场专门为学校围了个简易小院。张保贵又招聘了五位教师，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国庆节前，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和三个联防队员来到学校。 警察开门见山地问：“你是张保贵？谁让你在这里办学校的？” 张保贵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是我自己在这里办的学校，不过，也是民工们的需要。” “你在这里办学有批文吗？” “要什么样的批文？” 警察说：“最起码应该要有教育部门的批文。” 张保贵如实回答：“教育部门的批文我暂时还没有。” 警察说：“没有批文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吧，限你十天时间拿到批文，否则，学校必须关门。” 趁着国庆节放假疟９蠹泵Ω匣乩霞遥业较亟逃郑底约涸诒本┌炝怂蛞椎难＃Ｍ芨龈鲋っ鳌Ｏ亟逃值雇νㄈ冢戳苏胖っ鳎っ魉丛惫淌Γ⑼馑诒本┌煅А？过了国庆节，警察又来了，张保贵连忙把证明递过去，警察一看，说：“你老家一个小小的县教育局，有什么权利批准你在北京办学？不行，必须是北京市教育部门的批文。” 警察走时，把教室给封了。 张保贵赶忙去找人，送礼，疏通关系，但谁也不敢做主。人家说了，你要是个大老板，办所贵族学校；或者是社会名流，办所什么艺术学校，也好找个名目。你这个打工子弟学校，算是什么事儿？别说没见过，就连听都没听说过，谁敢给你下发批文？ 教室仍被警察封着。可家长每天都把学生送来，送来也上不了课，张保贵只能让老师做工作，再让学生回家。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再拖下去肯定不行，把学生学业耽误了不说，家长们也拖不起。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张保贵，只好召集家长会，实话实说，看来这学校是办不下去了，把学费退给大家，请大家自找门路。 张保贵话音刚落，家长们不干了，有的说，我们要是有门路，谁还到你这里上学；有的说，现在什么事不都兴开后门吗，你去开开后门嘛，需要多少钱，大家摊派都没意见…… 张保贵苦笑着说：“我要是能开到后门，还把大家招来干吗？” 有的开始骂街了，公办学校漫天要价上不起，我们自己办学校又不行，你北京市存心让我们这些农民的后代成为文盲？ 有的提议找警察论理去。 这时，一位光山县的老乡，说自己在离这儿不远的清河四街种菜，那里有个空闲着的大仓库，当教室没问题，跟人家好好说说，兴许能中。 第二天，光山老乡带张保贵到了四街仓库。那个仓库原来是存放粮食的，这几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空着。人家问，你们学校在八家村呆得好好的，干吗要搬到我们这里？张保贵找了个借口，说学生增加了，教室不够用。人家见是个学校，租用一下就租用一下吧，收了点管理费，痛快答应了。 当夜，来了些热心肠的学生家长，用三轮车、平板车，把一批破桌子、烂椅子拉到了四街仓库。 每天清晨，学生们在老地方集合，由老师们护送到四街仓库，虽然只有三里路，但要绕过一个煤厂，穿过一片树林，风里来雨里去，也够辛苦的。学校准备了开水，学生们中午只能吃方便面。 快放寒假时，张保贵准备给仓库交下学期的租金，人家说下学期不租了。问为什么，人家说原来不知道你们是被八家撵到我们这儿的，八家不让你们办学，你们也别在我们这儿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张保贵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同意。 正好八家村盖了一批出租给民工的房子，有一部分没租出去，张保贵又回过头来求村领导。农村的事情说复杂是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村领导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租了，又痛快地答应了。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中不中，我都想试试！”（图）（3）
一九九七年农历正月十六，开学时，张保贵带领学生重返八家村。 新书发下没几天，北京电视台专题部来了两位记者，说要作个专题报道。张保贵怕遇到假记者，便问作报道要不要收钱，记者说一分钱也不收。他想，只要不收钱，你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好了。 这边正在拍着，派出所的警察闻讯又赶来了。将张保贵和两位记者叫到村部，分别进行询问。当时，张保贵紧张得不得了。心想：这回是彻底完蛋了，上次把你撵走，你又回来，还把电视台记者给请来，你这不自找吗？没想到，两位记者出来后，对他说：“没事儿，别害怕。我们跟他们说了，农民工自己办学校，解决子女上学难问题是件好事，政府没有规定说不让办嘛！你们挺不容易的，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支持。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张保贵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口一个“感谢”。 真像两位记者说的那样，没有干扰，太太平平过了一个学期。 到了秋季开学时，八家一带突然冒出了新的三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叫张北劳务子弟育英学校，是河北张北县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京豫希望小学，是河南光山县一位民办老师办的；还有一所叫中原子弟小学，是张保贵的一位固原收废品的老乡，挣了钱后投资的。 加上张保贵的一所，整个八家的四打工子女学校，一共有学生近千人。 张保贵有时也想，如果没有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得有一大部分要失学吗？不要国家一分钱，既为进城农民工解决了困难，也为国家分担了负担，打工子弟学校有什么不好？ 一九九八年秋季，村里以学校太多，秩序太乱，管理不过来为理由，将其他三所学校撵走，只留张保贵一所。而他这所也采取与村里联办的性质，由村里提供新校舍，每个学生每个学期给村里交二百元，作为管理费。学校也改名为北京社会小学。这一学期，学校一下招到八百名学生，教师队伍也扩大到二十四人。张保贵的事业达到高峰。 北京申奥成功，新校舍被规划为绿化带，二00二年学校又搬了一回。 二00四年十一月四日上午，我前往八家村采访。张保贵在电话里，告诉我学校的详细地址。他说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往北有个垃圾场，一根电杆上钉着一块“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往西不远即到。 我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在垃圾场边上转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有什么“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后来才发现，是两辆运垃圾的大卡车把学校的牌子给挡住了。 学校建在一片简易民工房的旁边，四排低矮的教室。唯一显眼的是小操场中央旗杆上的那面国旗，迎着初冬的寒风在猎猎飘扬。 谈及十年办学经历，张保贵感慨万千。 作为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全校学生只有五百人。张保贵告诉我，如果不是老折腾，老搬迁，八家这一带完全可以招到两千名学生，那规模就不一样了。 酸甜苦辣，十年艰辛。张保贵说，最困难的时候，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谁都可以管你，谁都拿你不当人。学校被查封了，眼里含着泪水，还得跟人陪笑脸。那时候，甚至想过：你再封我学校，我就把学生带到天安门前上课。让大家评评理，我这样办学错在哪里？ 我问张保贵：“作为打工子弟学校的经办人，你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赢利问题，还是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问题。” 张保贵说：“十年前，我选择来北京办学，当然是要先算经济帐。起码得解决生活问题，得要比当民办教师强。但是，学校一旦办起来，你就不能整天考虑赚钱不赚钱了。人家把孩子送来，你得保证他们完成基本的学业，你得管理好，得保证不出事，特别是安全问题。这些年，我整天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学生出点什么事。有人本来就要收拾你，真出事，你还不是自投罗网？如果说赚钱，我们县许多老乡靠收废品都发了财。有些乡亲劝我：‘跟我们收废品，保证比你办学校强。’” “那这十年，你赚到钱了吗？” “怎么说呢？只能说赚到些小钱；而且，一学期算下来只要略有赢利，又都滚到办学上了。” 我又问：“作为北京市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 “这个不像是田径比赛，有个第一、第二之分，”张保贵说：“我觉得北京几百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不容易，都经历过一番磨难。有的被查封了一次又一次，像易本耀校长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像张歌真校长办的明圆学校，等等，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当然，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都把办校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为了赚钱。” “你想过将来吗？接下去有什么打算？” “眼前，我觉得先要拿到办学许可证，这个我估计问题不大，有一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拿到了。现在，我最忧虑的是，听说整个后八家的土地已经被清华大学征用了，不知道哪天又要我们搬迁。一想到搬迁我就睡不着觉，我们经不起这种折腾啊！” 结束采访后，张保贵把我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他指着高高的塔吊告诉我：那里就是“八家私立小学”的旧址。 这时候，我看见张保贵的眼眶里盈动着泪水……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遭遇查封（图）（1）
还记得前文讲述的李素梅创办窝棚学校的故事吗？ 到一九九五年放暑假时潭桃荒辏雅镄⊙Ь谷焕┱沟轿迨？李素梅慌了，自己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下学期，该怎么办？ 她只好向还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求援。 易本耀是李素梅的同班同学，八0、八一、八二连续三年参加高考，三次落榜。他那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不甘心，还想让他再考，他说再考就疯了。八二年冬季应征入伍，当了三年坦克兵，八六年退伍回乡，被安置在乡粮管所当粮管员。“民以食为天”，粮管员本来也是个好差事，但国家实行新的粮食政策以后，粮管所一下成了个可有可无的单位。 一九九五年十月，易本耀向单位递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北上京城，正式加盟妻子的窝棚学校。 易本耀没当过老师，他觉得教算术要容易一些，便承担了三个班的算术课，加上全部学生的思想品德课和体育课。 一个当过坦克兵的男人，带着一群孩子在菜地出操跑步，易本耀觉得有几分滑稽和尴尬。 好在窝棚离居民点有一公里地，天高皇帝远，没人知晓，也没人干扰。 一九九六年八月，新学期快开学时，易本耀对李素梅说：“既然咱们要在这里办学，就把它当作一件事业来办，索性搞得正规一些，规模搞大一些。我的意思，下学期多招些学生，再聘两个老师。”李素梅表示同意。 一所学校，总得有个名字吧。夫妻俩想了好几个名字，像“希望学校”啊，“爱心小学”啊，都觉得不是十分准确。最后，易本耀说：“我们招收的都是打工者的子弟，索性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他们在农贸市场贴了张小广告，大概意思是：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朋友，如果你的孩子想上学，请到五棵松灰膏厂东北角的打工子弟学校报名。本校同时招聘小学老师。 来报名的学生达到一百零三名。 还来了两位应聘者，湖北一位退休校长，在首钢女儿家度晚年，看见小广告，找来了；海军万寿路干休所一位离休干部，也来了。他们都表示可以义务教学，易本耀说，工资不高，义务不行，每人每月五百元。 易本耀又让老乡帮忙建了两个窝棚，并写了块“打工子弟学校”的木牌子，挂了起来。 这之前，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的牵针引线，先是北京电视台对学校作了报道，后来，又来了几家媒体，呼吁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要给予关注。 易本耀很想让学校有个正规名目，便跑到海淀区教委，问能不能将自己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批准为正式小学。教委的答复是，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级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