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 作者:罗伯特·海恩-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形屋顶都比前一天清楚。
大约十年以前，我们在圣地亚哥北海岸购买了一小座别墅，它位于卡尔斯贝得村，开车大约两小时。我们在河畔住烦了之后便去那里散心。那儿的美妙之处简直难以形容，尤其是对一个盲人。夏天的清晨或多风的冬日，我在海边漫步，只有雪莉的手轻轻地拉着我，我一边呼吸着大海的新鲜空气，一边聆听着海浪的声音和海鸥的鸣叫。不难想象，现在我多么渴望到那里去看一看啊。
4月11日，星期五。今天我们第一次去卡尔斯贝得。十五号公路和原野一样宽阔，泰姆卡拉牧场翠绿无比。翻过最后一座小山，是一片花圃，山坡上鲜花盛开，姹紫嫣红、争芳斗艳。卡尔斯贝得就位于小山的下面。我置身于花的海洋之中，目不暇接，仿佛要在片刻之间补偿我过去的全部损失。到达目的地时，云雾笼罩着海面。迷雾渐渐散尽后，我看到了大海。它是那么灿烂，和我梦中一样蔚蓝。
卡尔斯贝得之行可谓一段难得的经历，因为在我失明期间，我看不到那里的一切。相比之下，河畔的一切由于我早年视力尚在，因此已然深深地印入脑海，尽管失明后形象变得暗淡起来，但依然存在。卡尔斯贝得代表了失明的十年，那里积累起来的所有画面都是由声音组成的，尽管这样说似乎并不恰当。
卡尔斯贝得和我在失明期间游览的其他我所喜爱的地方一样。事实上，当我们在公路上行驶时，雪莉一直在问我那些地方需要故地重游。比如，大特顿山和詹妮湖，我虽然去过那里，但我必须亲眼看到它们。
实际上，旅游对我来说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回顾以往，我怀疑过去是否有必要进行旅游。我知道，即使是盲人，他们也能够收集新数据，会见新人物（听到新的声音）并且回来时也能讲一些新的见闻。但盲人的收获是无法和明眼人相比的。没有视力就无法目睹丰富多采的大自然界，看不的雄伟多姿的建筑物。即使走进一家新客房，也无法用眼睛环顾四周，只能用导盲杆四处敲敲打打。我同意胡尔的对于盲人的看法：旅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拉塞尔发现了双人自行车之后，他却认为旅行令人十分恼火：“我对我所经过的地方找不到任何感觉。”瑟伯甚至在还没有完全失明以前就因为“经常把出口和入口搞错”而再也不进行任何旅行了。他说：“每逢我想到我将漫无目标把余生消磨在南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康拉德小说里的人物：沉默寡言、无法思议。”
在卡尔斯贝得，我产生了一种要亲眼看世界的欲望。过去旅游时的那种紧张不安心理已经不复存在。卡尔斯贝得的大海和鲜花盛开的山麓不仅激发了我对过去美好经历的怀念，而且使我产生了一种崭新而强烈的感觉，让我进行更多的体验。
我们的别墅很小，但充满了色彩。很多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艾利森小时候画的画（颇有点儿米罗1的味道）、床后悬挂着的木头框镜子、雪莉用来作墙围的印花床单等等。物体的尺寸和距离又一次使我感到困惑。凉台下的建筑物看上去似乎比实际距离要近，车库看上去也显得十分拥挤。
当晚，迪克和帕特根据事先安排从塔克森赶来作客。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我兄弟一定比十五年以前胖了许多，但实际上他和帕特都十分苗挑。我注意到帕特的动作十分灵活，一点儿也没见苍老。这是一场快乐的团聚。我们和我们的芳邻海伦一起喝香槟进行庆祝。第二天我们到斯图腾伯鲁夫的家里继续聚会（他们是和我们同时搬到卡尔斯贝得来的）。菲利斯穿了一件耀眼的红上衣，而唐则在白短裤的外面套上了一条红色的游泳裤叉。他们想试试我能否注意的，我当然没有使他们失望。每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多年来，我不小心碰了头或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唐总是开怀大笑。我们的关系密切而坦诚，没有任何虚伪。我这样的朋友不多，唐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人遇到这样的事总是犹犹豫豫，不愿明说。对于我，朋友直率的笑声能填补彼此的鸿沟，使一切更有人情味，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如今又听了这样的笑声实在是一件好事。
4月12日，星期六。今天我们沿着峭壁行走，在水里寻找鲸鱼，然后来到了海边。我已经忘记了海浪打在乱石上激起泡沫的样子。海鸥在在我们四周飞翔，我们的心情欢快无比。我们手拉着手，并不是我有这个必要，只因为我想这样做。
回河畔的路上，我和雪莉中途停下来在我们的老朋友格里斯皮诺家里吃早饭。其间发生了一件怪事。雪莉为夏洛特和乔拍了一张照片。他们站在壁炉前，背景是一张乔治亚·奥基夫1油画的仿制品。在画的中间，我看到了一大片我在手术期间见到过的蓝色。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发现画面中央的蓝色居然是我的脸。我站在照相机的后面，闪光灯把我的反射形象准确地映射的照片上，真是一件奇怪的巧合。
4月14日，星期一。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电影院，这是我动完手术后第一次看电影。片名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内容很朴实，没有任何夸张。我为我的视力感到狂喜。也许，这部影片也能打动很多其他人，但对我来说那种感觉简直无法表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大量面部特写，这些镜头真是制片人在十五年以前拍摄的吗？多么了不起的一部影片呀：意大利夏季的山峦、佛罗伦萨优美的景色、葱翠的英国花园、美丽的海伦娜·波恩海姆…卡特、即使是在游泳池游泳的赤裸的男人都显得那么漂亮。我仿佛回到了电影王国享受着那里的一顿丰盛的筵席。
我看的第二部电影是《丰收之行》。也许再没有那样的影片了，再没有其他影片能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样给我如此的快乐。
我的日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原因不是劳累，而是因为过于繁忙和精力分散的缘故。然而，到基利恩医生看病又使我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
4月29日，星期二。手术五周之后，今天早上我又见到了基利恩医生。视力检查结果为20/80，略有轻微好转，两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太大的进步。但结果还是令人乐观的：虹膜和葡萄膜都没有发炎，视网膜的状况良好，眼压为15。她告诉我，我的眼睛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白天不需要再戴保护性眼镜，晚上也不用戴眼罩了。眼药水可以减少到每天一次，但为了保险起见，再用一、两个月还是有好处的。再过十几天，我的远看和近看的视力都会好转，届时应该能够配眼镜了。由于角膜上存在癍痕，因此基利恩医生建议不要配那种双光眼镜，最好是两副眼镜，不同的情况使用完全不同的镜片。
我问白内障是否会复发，回答是不会。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手术后由于晶体后表面出现云翳视力会出现第二次模糊，但正如我早先提到的那样，我在手术中制造了一个让光线通过的入口，因此不会发生视力模糊的现象。我右眼的白内障已经完全被治愈了。唯一的问题是视力究竟能好转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阅读和驾驶车辆的要求？此外，基利恩医生还说，现在讨论另外一只眼睛的手术问题还为时尚早。
在一间辅助的手术室里，基利恩医生借助显微镜为我的眼球拆线。我的眼球上一共缝了十四针，现在拆除了三针。拆线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散光，四十八小时之后应该见效。晚上视力出现双影的问题可能也会改善。
4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视力有了大幅度提高，我想这一定是拆线的结果。我从挂毯上看出了新的图案，从耶鲁的像片上看出了奶牛和人群，看到了莱汶汉教堂以前看不到的拱形屋顶。我想今天如果检查视力，结果至少在能达到20/70。
第八章 第二次碰运气
由于日记过于琐碎零乱，因此必须把主要事件归纳一下。这一年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年啊！我戴眼镜后的校正视力达到了20/40，即使是单眼视力也达到了驾驶车辆的最低要求。车辆管理局发给了我一个为期两年的驾驶执照，我像小青年一样开始驾驶第一辆汽车。我看懂了自动出纳机的详细使用说明，对过去十五年金融系统发生的技术进步感慨万千。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报纸，和其他老年夫妻一样谈论着新闻，随便打断对方的阅读。日子似乎天天如此。
我们在夏天和秋天两次到圣克鲁斯岛旅游。我应该发现加利福尼亚变得比以往更拥挤、更郁闷，污染更严重。我会慢慢认识到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在最初的几个月情况恰好相反。在去圣克鲁斯岛的途中，我对小镇与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的景色惊诧不已。我从车中再次看到了葡萄园与生菜地的交界线。山上仍然长满了橡树。我自由自在地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到处行走，再也用不着导盲杆了。更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十五年未见、已经三十岁的女儿艾利森。我见到了她的两个男孩斯凯伊和克里斯托弗，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为他们读书，带他们去图书馆。我看见他们在笑，他们的母亲落泪时，又看到了他们不知所措的表情。
年底之前，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看到拆除那台会说匈牙利话的老伙伴的时，心里一阵阵发痛。我有一种把朋友放在盒子里用船运走的感觉。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校园残疾人服务社里的盲人学生，回来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我在工作时，尽量避免经过高速公路，我乘坐校园巴士每周去一次亨廷顿图书馆。十五年的岁月给亨廷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在研究区新建了一座配楼。我走进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大厅里铺着地毯，墙壁上悬挂着油画和艺术挂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坐到那张长毛绒的扶手椅上的情景。我翻阅着各种学术期刊，一会儿举到手中，一会儿放在桌上，欣赏着上面的标题或里面的插图。世界上能在如此优雅的环境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并不多，如今它有重新向我敞开了大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在那一年写了两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使用过一次盲文！
尽管我对那些朗读者、盲文打字机和会说话的电脑充满感激之情，但我知道，和我现在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相比，它们好比四轮马车之于飞奔的火车。盲人的境遇正如波托克所说，他们只能“缓慢而随意地获得信息”。朗读者通常要努力地念出每一句话。磁带是对书中内容逐字逐句的复述，跳跃播放有漏掉有用内容的危险。而人的眼睛却能迅速地浏览过期的报纸，寻找有用的材料，跳过没用的废话。
这就是阅读的真谛。对此我必须惋惜，我为盲人无法阅读感到遗憾，为那些明眼人能够读书却不读书而悲哀。我明白为什么盲人“诗人兼蹩脚文人”的克拉克指责年轻人的缘故了。
“天哪，”她说，“他们看得见，能够阅读。他们可以读荷马史诗、读历史、读多少年来人们梦寐以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任何作品。可我呢？如果我能再次阅读该有多好啊，哪怕只有一周，甚至一天——？”
埃莉诺克拉克，我真想和你分享这一切，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重新获得阅读和浏览的机会。
那一年冬天，基利恩医生多次和我讨论是否已经到了摘除左眼白内障的时候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担心，至少是我自己害怕，左眼的手术会影响到已经恢复正常的右眼。我知道瑟伯就发生过同样的事。他在小时候的一次事故中丧失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后来由于眼内交感神经发炎最终导致了双眼全部失明。拉塞尔由于一片飞来的金属片打坏了一只眼睛后也由于交感神经发炎造成全部失明。然而，基利恩医生向我保证说，尽管过去手术中存在交互感染的现象，但现在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发生了。最后她鼓励我碰一碰运气，因为也许有一天必须对左眼进行手术。白内障成熟后可能产生破裂，所以在紧急情况出现采取措施是更好的选择。
次年二月，我写信通知基利恩医生我决定接受第二次手术。手术日期定于4月16日。4月2日，我按计划接受A超，用超声波测量今后需要移植的晶体的尺寸。两次测量之后，第一名技师请另外一名技师帮忙，又进行了两次测量。他们说，眼球长度的差异过大（过短），因此在继续工作之前必须请示医生。
基利恩医生向我解释说，我的左眼处于一种结核状态，这种现象一般是手术后眼内葡萄膜炎引起的常见不良后果。但我的情况是，还没动手术就出现了这种症状。眼球的长度减少为18厘米（正常的眼球应在23至25厘米之间）。手术之后可能出现角膜脱落的危险，但她对我说，万一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可以移植一个新角膜。对我来说，移植新角膜会使我的眼睛感觉更舒服。她又一次体现了她的乐观精神。
4月15日，手术的前一天。早上，通过B超拍摄了十张照片。我越过技师的肩膀看到他把一些白色的纸片粘贴在透明的曲线图上，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代表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很快，我又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说：“眼球的长度太短了，这是葡萄膜长期发炎造成的结果。没有任何晶体能够形成合适的焦距。我们尽量用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晶体，以取得最好的近距离观看效果。视力也许不会非常清楚，但即使能够看到物体的形状，比如能看到左边出现的汽车，也是非常有用的。”两眼的眼压均为19，极其正常。
我满怀信心地重新写日记，这次是用笔书写，不是用盲文。
4月16日。手术在中午进行。在候诊室里，我看到了伊内兹·斯托贝尔，她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太太。昨天我还同她开玩笑说她喜欢吃麻醉师桌子上的红色棒糖。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都在等待基利恩医生在同一个下午给我们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我们吻了吻我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然后随护士进入了手术准备室。
伊内兹十分害怕，一想到要进行静脉注射和测量血压便全身发抖，因为这些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梦般的手术。我们并排地躺在床上，测量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然后用药。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讲述我一年前的手术情况，她听了之后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她生于特立尼达，嫁给了一位瑞士人，并且对她的七个孩子感到十分自豪。静脉注射减少了她眼中的泪水。我很高兴她在我以前进行手术，减少了她担惊受怕的时间。
对于我，准备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针的护士多洛雷斯说她还认识我。当然，去年我只是感觉到她，因为那时我看不见。麻醉师戴夫听说过“阳光先生”的事，把我像一个知名人士那样介绍给大家。（别人记得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手术过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设备，看到了升降式的显微镜和血压监视器。我看到了一张张俯在我身上的戴着口罩的脸，去年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如今我用那只好眼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大挂，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白色的。她向瞳孔内观看。她说散瞳不够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手术的第一步往往是最关键的。
然后她动手开刀，我觉得她离我很近，仿佛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极，然后便失去了知觉。麻醉师把我麻醉了过去，这次，我没有看到蓝色原野上跳动的光线，也不知道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