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 作者:罗伯特·海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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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一起放在书房，并在书脊上贴上盲文标签。上课时我运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讲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数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一只手拿着卡片，一只手阅读。有时我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用手指辨别盲文一边讲课。失明使人的记忆力得到何等强化！只有身临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验。　
　　标准二级盲文学起来不算太难，但这不等于说从阅读转向摸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约好几个月，我的手指辨别不出任何信息。我放弃了弹奏吉它，因为手上的老茧有碍摸读。我反复摸读“浓雾，浓雾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对于习惯了阅读的人来说，摸读永远太慢。这也许就是盲文永远无法和聋哑人使用的手语相提并论的原因。奥利弗萨克斯曾说，手势可以同语言分庭抗争，“它可以表达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诗意，既可用于哲学分析，也可用来表达爱情。实际上，它的易学易用程度有时能够超过语言。”的确，一旦学会了手语，当你恢复听觉后也许仍爱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须承认，盲文对于那些生来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们恢复了视觉，每个字母都必须像儿童一样从头学起。但从书写和印刷方面角度来看，盲文确实很慢，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长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向三级盲文进军。三级盲文是一种速记型版本。大多数音节压缩成一个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写也取消了，因为大写字母可以靠上一个句点断定。几千个字被压缩成一至两个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炼的文字体系，去掉了语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现了很多帮助盲人阅读的电子装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三级盲文了。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识里，我发誓决不做一个没有著作的历史学家，不做没有诗歌的荷马，不唱没有曲调的歌。失明之后，我在历史研究写作方面发现了不止一种的选择。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录音、现场朗读，以及后来出现的会说话的电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要问题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书写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关所有历史题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书籍和唱片问世，7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多轨慢速放音磁带（播放速度为每秒15/16英寸，而标准磁带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读物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历史文献、小报期刊和稀有书籍很快就会用到。对于盲人历史学家来说，请别人朗读是唯一的选择。　
　　请学生为我朗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请两到三个学生来帮助我，面对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们有男有女，有新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较激进。有人生性开朗，也有人一本正经。他们只要张口朗读五分钟，我就能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胜过任何统计数据。他们是如何朗读那些很难正确发音的词汇呢？例如，他们如何念“开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尔”、“笛卡尔”和“爱丁堡”呢？当他们遇到个别词汇，如“热力学”或“同性恋”等，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还是清一清喉咙呢？当我听到他们把“耶稣受难”发成“骑兵”的读音时，我能估计出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当然是对我而言。　
　　有时，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一位名叫“礼萨”的伊朗学生带给我阿月浑子果，我们一边敲坚果壳，一边工作。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带来了墨西哥甜面包。我把我的书题献给那些为我朗读的学生，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们的名单。　
　　很多学生都是在联邦政府“工作学习”资助方案的支持下学习的。他们挣不到很多钱，因此对他们来说，利用课余时间或每天晚上为我工作一两个小时是非常合适的。我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安排工作。请历史或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为我朗读历史书籍，会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多的收获。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说，视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为对方看不到他们虚伪的面具。我相信他们的话。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的学生渐渐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来越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瘫的人类学教授，对此，他有同样的感受。每当他的学生离开他时都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说，尽管和其他指导教师一样，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严，但“他们冲破隔阂，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我身体上的不便使他们更靠近我，因为我没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态。”　
　　偶尔，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离我最近和最难让我忘怀的地方。她对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现的“玛哪”。这种感情当我还没大学毕业、初次领略她蕴含的宝藏时就产生了。深红色封面上的乔叟烫金画像、书中莎士比亚那丰采迷人而又显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图书馆授予我为期两年的会员资格。很多夏天，我们来到圣马力诺，在凉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学习。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至两次。好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个没有玻璃的隔音房间，让我的朗读者们在那里为我朗读各种文献、手稿和珍贵的书籍。　
　　我的学生，约翰迈克法拉格继续充当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朗读着他那制作精良和获奖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关60年代社会历史的书，在激烈动荡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伊丽莎白洛佩斯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另外一个人则当上了银行职员。我为他们选择职业贡献力量，他们协助我准备课程，帮我清扫历史垃圾，并为我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们朗读的时候，我在盲文书写器上工作。这些盲文笔记按题目分类，然后根据它们列出提要，最后写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后需要打字，转化工作由我完成。双手在盲文和打字机之间来回移动是一件单调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读以便进一步提炼，与此同时，我要么重新打字要么请秘书帮忙。这种工作方法虽然很慢，然而却是有效的。　
　　这并不等于说我已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了。在学术方面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些题目或活动更适合于盲人进行。我的论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课题就属于这一类型。由于童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度过的，因此我对社会的功能、解体和重建抱有浓厚兴趣。我开始了酝酿已久的研究，着眼于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我描写了摩门教派一类的宗教群体和那些聚居在卡维亚和草原地带的人们，他们向往神智学说和社会主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群体默默无闻，鲜于记载，因此他们的史料具有广阔发掘余地。然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虑到后来的情形，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开拓可谓明智之举。然而，我想摆脱把丹佛的诅咒，将其打入阴间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一书问世之后，立刻对其他课题发生了兴趣，开始踏上另一条征途。我选择的道路是艺术研究，重点是美国西部绘画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艺术的学者屈指可数，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艺术临摹的人，没人对西部艺术的重大影响和丰富内涵加以分析。当时，威廉格茨曼尚未对“美国移民的西部”进行探索，雷比林顿亦没开始《野蛮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一书的创作，而我捷足先登，发表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描写爱德华克恩的书，克恩是1840年代追随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和西部地图的绘制者）的艺术家。另一部是关于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战争之后测绘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课题对视力的要求，它们需要极其敏锐的视觉，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细致的观察。　
　　古根海姆基金会1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派我去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此行为期半年，以前我从未去过英国。我的申请写于1966到1967年，当时的视力尚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我拿到批准，办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登机启程时，已经到了1968年4月。那段时间是我的视力极度恶化的时期。我们在皮姆里科安顿下来之后，鲜艳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了不辱使命，我竭尽全力地搜寻着每一张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我跑遍了英国所有的美术馆、国家庄园和博物馆。我当时还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彩。虽然我的助视工具把很多细腻的笔触变成了印象主义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雪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帮我指出漏掉的细节。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时面对巨幅绘画随手记下来的讨论记录。　
　　那时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赏德拉克洛瓦、博纳尔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误入歧途。我的行为有如让贝多芬当音乐评论家、请罗斯福1参加短跑比赛一样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馆的台阶，匆匆跑回住处，我们的小女儿正在　
　　可怜巴巴地等待我们。如果雪莉能够陪伴她该有多好啊。然而，她却和我东奔西走，帮我在雨衣口袋里寻找望远镜，因为我要用它观察公共汽车的号码。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进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罗伯特弗罗斯特2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盲人却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弃了西部艺术，回到了开始起步的地方。我继续研究公有社会的现代内涵以及60年代出现的群居村。如果说有关美国早期乌托邦现象的记载寥寥无几，那么面对后来大量涌现的现代原始部落则根本无人问津。它们像一股浪潮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园里和乡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很多人交谈。时至70年代初，群居活动蒸蒸日上，我的视力却每况愈下。由于我还有良好的听觉，因此决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个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访问，将近访问了一百来个。我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它们的踪迹。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了解情况的最好去处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捎上一个搭车人，这样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偿。“我知道那个地方，顺着这条路向前走是泰伯尔山，见到红色路标往左拐，然后就能直达黑文利市。”顺着所指的方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破烂的“大众”汽车、圆顶房屋或尖顶帐篷，见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自我。况且他已年届花甲，尤其是双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专程来访。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艺术家那样胡做非为的。我们通常带着礼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或柑桔。　
　　我们和这些群居者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旁放着录音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憧憬和规划，聆听他们回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在录入他们谈话的同时，还录进了婴儿的啼哭、猫和山羊的叫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我们听ohms，吃豆腐，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轻人在用柴禾加热的土制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别炎热，我们一边在土路上散步，一边和这些男男女女交谈，他们十分自然地脱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而我却对于他们的举动茫然不知，无动于衷。还有一次，他们递给我一截大麻，我随手扔掉。这样做不是因为厌恶，而是我把它当成胡萝卜根了。和在伦敦一样，雪莉一直在我身边随时向我做出简要的说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即使素材搜集起来十分容易，但对一位失明的历史学家来说仍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研究结果补充到《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的修订版中，当然，有关裸体和大麻一类的细节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许，我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失明改变研究课题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理查德埃图莱恩请我协助他完成“西部人物志”中的一部。那是一套为普通读者写的短篇系列丛书，颇受人们的喜爱。我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面起源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烙印。我经常琢磨社会主义的问题，和群居现象相比，它为什么在美国西部形不成气候呢？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尔海伍德是理所当然的目标。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科罗拉多和爱达荷矿工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并且只有一只眼睛。埃图莱恩的邀请给了我为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树碑立传的机会。说不定我能通过这本书为保守的西部历史增添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呢。　
　　为了这一课题我奋力钻研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读者查阅了各种传记和辅助材料。在亨廷顿和班克劳夫特图书馆，雪莉为我朗读了一些更加晦色难懂的资料。我逐渐意识到海伍德对于盲人作家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主题。他不断地被人拖到法庭，在无数城市留下了连篇累牍的诉讼档案。联邦政府将海伍德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华盛顿记录他的行踪，在若干年里，有关他的行踪甚至具体到每一分钟的地步。我必须仔细阅读无数档案，粗略浏览根本无济于事，仅看标题和个别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并且，它意味着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为在不同地方寻找朗读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弃了海伍德，转向手稿容易合并、材料易于掌握的人物。取代这个西部激进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学家，他叫乔赛亚罗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莱的话说，放弃海伍德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理智上看，罗伊斯是一位社会哲学家，除了与我的激进情绪有点儿抵触之外，和我所从事的群居现象研究倒非常吻合。从盲人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理想的主题：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积如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这样，我先后两次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这种改变是否说明我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变化呢？从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筛选史料，评价各类文献，为证实某一事件或事实至少提供两项确凿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然而，和任何现代历史学家一样，我在内心深处玩世不恭地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没有改变。　
　　失明迫使我改变选择的主题，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我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呢？历史学家应该能在他的史料中来去自如，但我只能选择那些适合我的主题，并且无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过滤装置。而麻烦在于，它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筛选器不再具有分离作用，反而增加了创造功能。历史蜕变成克利福德格尔茨式的文化：“涵义结构取决于人们自身的经验。”我正在创造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盲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