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 作者:罗伯特·海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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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圆满地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研究生。那里的指导教师对于他的未来并不像我那样乐观，卡里只读了一年，然后回到河畔在公立盲人和残疾人学校里教书。他受到人们爱戴，忠于职守，先后在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北部任教。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梦想，同时庆幸自己在失明之前成为了教授。
卡里受到排斥壮志未酬使我耿耿于怀。我强烈支持盲人协会要求取消这种歧视行为的努力。重要的是，盲人协会是盲人自己的民权运动组织，不是别人为盲人而成立的。它诞生于罗斯福的新政期间，成熟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1时代。盲人协会抵制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反对有关限制盲人乘飞机旅游和禁止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餐馆的规定。它抗议语言中那些歧视盲人的说法，如把“死胡同”说成是“瞎胡同”等。盲人运动的目的是使盲人摆脱遭到忽视的现状，让公众听到他们的呼声。
我认识许多大学盲人教授，他们在事业上非常成功。雪莉的大学好友吉姆伯恩斯就是一个例子。吉姆五岁时由于一种极其罕见的青光眼导致失明。当他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寻找教师的职位。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其他条件全部合格，不得拒绝盲人申请教师工作。但法律未提到雇佣方面的具体规定，而教育当局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拥有良好的视力。吉姆毕业后七年一直没有工作，曾在国家劳工部门的门口卖过报纸和糖果。洛杉矶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对这种践踏人才的做法十分愤慨，他鼓励吉姆申请一个以三年试用期为条件的职位，这样吉姆伯恩斯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心理学教师的生涯，其间多有建树。
我十分羡慕他的才能。他阅读三级盲文的速度超了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人（每分钟150个字，接近一般讲话的速度）。听他一边朗诵瑟伯的小说，一边用手指飞快地摸读真是一种享受。他在钢琴上弹奏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热情洋溢，潇洒之极。此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兹有此君一首打油诗为证：
吉尔是个烟花女，
身价纹在酥胸上。
方便盲公行好事，
粉臀刺着盲文价。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沃纳马蒂和我一样，也是搞历史的，他在中学踢足球时不幸彻底失明。五年后，在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帮助下，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他加入了大学生联谊会，伙伴们鼓励他尽量像常人那样生活，谈话时把眼睛对准对方，不要四处游移。结果，不少认识他的人根本不晓得他是盲人。他在附近一所师范学校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以助教的身份进入研究生院，最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走运的是，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考伊。在他的指导下，他完成了以征服加利福尼亚为题材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命运的使者》的书名出版。然而，伴随博士学位而来的却是寻找工作的艰苦历程，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寻找机会，然后来到波莫纳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农学院求职。经过三年的不断申请和反复接触，最后终于获得了正式职位，他在那里成功地工作了21年，并且担任了九年的历史系主任。
我不认识约翰格瓦斯米，但据说十分不幸，他是一位黑人盲人。格瓦斯米是人类学教授，他在《害羞的人》一书中描写了他在一个小村庄里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那是一个盲人村庄，造成失明的原因是一种苍蝇传染的疾病。他说由于是盲人的缘故，因此他的发现是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得来的。他在书中描写了骤然响起和逐渐消失的丧钟、步枪的枪声、此起彼伏的狗叫以及操着本地语和外来语进行交谈的各种谈话。他的著作是通过“盲文书写器、打字机、录音机和一对善于聆听和富有洞察力的耳朵”写成的。他在盲人村进行野外考察时，陡峭多石的地理环境使他用断了六根导盲杆，最后不得不使用钢制手杖。
盲人村里的人和我以及美国知识界盲人十分遥远，有如隔世。他们漠然地接受命运的摆布，没有工作，只能沿街乞讨。人们经常使用“和瞎子一样贫困”的比喻，弦外之音，溢于言外。尽管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改变着社会，但对于盲人则不然。儿童习惯为盲人作向导，人们普遍认为盲人受到了特殊保护。格瓦斯米的（以及我的）优越生活和他所研究的盲人遭遇形成了鲜明对照，发人深省。
罗伯特拉塞尔七岁失明。他身体强壮，曾获得过摔交冠军，“个头儿矮小墩实，像一只火鸡”。他努力完成了盲人学校的学业，然后到耶鲁大学读学士学位。他在大学里迷上了诗歌，和华兹华斯1、克尔律治2以及伊迪丝西特韦尔3一起，将“灵魂置身于春天和煦的阳光之中”。尽管失明使他感到“像一头怪兽被邪恶的女神拴在了天堂的大门之外”，但他继续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然后进军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尽管学业如此辉煌，就业方面却依然步履维艰。他在备受压抑的盲人工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以维持最低生活。多年来，他写过无数的求职信，经历过无数次毫无结果的面试，最后终于在宾夕法尼亚的弗兰克林…马歇尔学院找到了永久性工作。拉塞尔和其他人的遭遇使我不禁想到，如果我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失明，如今的境况又会如何呢？
然而，学术界对于盲人毕竟还算友善。根据戴维泰奇的统计，美国至少有600名盲人教师，泰奇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全国盲人协会至少有两名领导人是大学教授，一位是加利福尼亚的雅各布斯布罗克，另一位是夏威夷的弗洛伊德马特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进化学家戴维斯吉拉特弗梅杰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会员，三岁时失明。
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是首先接纳盲人的领域之一，大学生在纪律方面较中小学生容易控制，盲人教师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全国盲人教育协会的费德里克施罗德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数有了明显下降。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盲人比以往拥有更多的专业就业机会；雇佣机构错误地担心盲人无法应付大学教学科研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盲人儿童缺乏基本的盲文训练。据施罗德估计，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数不到以前的一半。
出乎意料的是电视台准备在黄金时间播放一部有关盲人学者的喜剧作品。我参与了部分外围演出，产生了一种盲人教授也有出头之日的感觉。我的大学好友鲍勃托马斯担任联合报业协会的好莱坞编辑，他大张旗鼓地为美国广播公司创作了一部描写大学盲人教师的电视连续剧，取名“阳光先生”。他认识制片人吉纳雷诺德。许多名演员如亨利温克勒和约翰里奇等参加了拍摄。演员中还有一些同样著名的戏剧界人士，如杰弗里坦勃、南马丁和巴巴拉巴布科克。
托马斯向雷诺德提起了我，他说我是一位真正的大学盲人教授，并且住在附近。我料想他会仔细观察我的生活，探索我的内心活动，由于这是一部好莱坞的作品，也许还要添上一些性方面的描写。尽管他对后者一定十分失望，但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非常忙，但他让秘书取消了所有约会，留下来用午餐，然后一直谈到傍晚时分。他对我的很多事情感兴趣，如备课用的盲文卡片、课堂上的点名方式、盲文书写器和会说话的电脑、写书的方法步骤、与学生和同事们的关系等等。
我依然记得试放样片时的情景。影片的主人公保罗斯塔克和我一样，在大学当教师期间失明。然而他的妻子无法分担他的不幸，离开了他。斯塔克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利用视觉以外的其他手段获得了学生的信赖。
我和雪莉认真研究了样片，然后我在给雷诺德的信中写道：
应该放慢保罗斯塔克走路和阅读盲文时的速度。仅仅学了两年盲文的人阅读起来还很吃力，不会像斯塔克那样快。使用导盲杆时，刷地的范围要宽一些，以覆盖所走的路径为准。剧中有关他不爱使用导盲杆的描写十分正确。
我喜欢这部连续剧，情节有趣感人，涉及了人们关心的人际关系问题。作品体现了戏剧心理学家乔纳森米勒的观点：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取笑盲人，因为他们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相比之下，耳聋的人则不然，他们要求别人大声讲话，反复重复，使对方着急上火。然而盲人却总是那么可笑，他们一不小心便会撞到物体上；和错误的人握手；想出门但却走进了厕所；对着一张空椅子讲话等等。
由于斯塔克是讲英国文学的教师，因此可以适当加入一些他讲述弥尔顿生平及其失明方面的镜头，通过叙述弥尔顿失明后与妻子产生矛盾烘托斯塔克本人的婚姻问题。我想你要强调的可能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盲人是不受欢迎的性伙伴，或者常人与盲人在性生活方面存在障碍。
以人的某种缺陷作为喜剧素材本身就是一种巨大发明。在大多数现实生活中，从事物的反面或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问题常常可以得到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结果。您在制片生涯中已对残疾人题材进行了大量探索，我认为十分正常，望您继续努力。
您真诚的，
罗伯特海恩
雷诺德邀请我参加连续剧另一集的拍摄。我和雪莉坐在派拉蒙摄影棚里听众席的前排，由于是同期录音的关系，雪莉无法给我过多的提示，然而我对剧本已经了如指掌，可以轻松地根据对话做出相应动作。具体内容是盲人与女友的约会（这对盲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玩笑）。表演和观众的掌声结束之后，坦勃跑过来和我握手，我喜欢他握手时的活力和对所演角色投入的热情。和别的演员相比，他对盲人题材似乎更感兴趣。他告诉我，洛杉矶盲文研究所给了他很多帮助，使他受益匪浅，然而，我和雷诺德的谈话却没有涉及过此类话题。
我是在开拍后相当一段时间才介入的，因此我的主要贡献大概在于最后八集的拍摄。然而，我能感觉出很多细节明显地受到了我的影响，比如主人公借助辅助工具教学和以不同寻常的手段巧妙地使用盲文等。在后来一集里，学校演出话剧时一位演员突然病倒，临时请斯塔克接替，因为他能把手藏在衣服里偷偷阅读台词。这个情节肯定仿效了我在上课时把手插在口袋里的做法。
除了最后四个字母之外，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阳光先生”这个剧名1。它既娇揉造作，又令人伤感。影片的广告给人以同样的感觉，斯塔克在广告中是“一个头脑聪明、脾气暴躁的家伙，他把失明作为一种挑战，令观众捧腹大笑。”尽管如此，“阳光先生”本身不失为一部热情洋溢的作品，其制作和表演都相当出色，盲人一类的素材不是“麦什”或“全家福”一类影片所能驾御的。1986年春夏之际，美国广播公司播放了十集“阳光先生”，由于没有继续拍摄，随后便销声匿迹。作为影视圈里的一名大学盲人教授，我的演出生涯也随之结束。
第四章 电影与光明
在我逐渐失明的最初几年，大约1972年左右，我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名为《自由蝴蝶》的影片，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的主人公名叫唐贝克，他是一位受到父母宠爱的青年盲人。他置身体与社交上的种种不便于不顾，决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服了对他百般呵护的母亲，让他到圣弗兰西斯科的一所公寓里独立生活两个月。
那座公寓是盲人世界的一个缩影，一切以盲人的意志为转移。貌似凌乱，实际上井然有序。任何东西一旦放错了位置，不但变得毫无用处，而且形同虚设。烟灰缸放错了桌子无异于放到了火星。观众通过一位19岁的女演员吉尔（由戈尔迪霍恩扮演）进入了这个世界，她住在唐的隔壁，是一位富于幻想和热情向上的女子。当她第一次来到唐的房间时，简直无法适应这个有条不紊的天地。如果挪动一下烟灰缸，他的烟灰就会弹到桌面上。此刻，我的头脑中联想起各种有关回忆不知不觉中移动了玻璃杯；咖啡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笔记随手一放就再也找不到了。
毋庸讳言，《自由蝴蝶》是一部令人伤感的作品，但它表达的正是我在失明早期开始体会到的情感。例如，下雨的一天，吉尔提议席地而坐，一起吃土豆沙拉和萨拉米香肠。可唐想出了一个更妙主意：让我们去海边儿吧！他知道一处长满棕榈树的僻静的沙滩。它在哪儿？桌子那边就是。如果你双目失明，它就会更清楚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记得有一次，我和雪莉看戏时感到极其得意，那是根据《毛发》改编而成的舞台演出。在那幕经过广泛宣传而人人皆知的裸戏中，音乐渲染加上内心想象使我感到十分煽情。雪莉抱怨说，舞台上的光线太暗了，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然而，我头脑中的舞台却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
我读瑟伯的作品时也有过同样的感触，他在书中抱怨巴黎的一家夜总会说：“直到清晨五点，我在乐队的伴奏下开始唱歌时才知道，在此之前的演出全是脱衣舞一类的东西。”他们至少应该向我讲明，他悲哀地讲道，或者从我喝香槟酒的帐单中减去四个美元。他的另一种解决方法是要求允许他“在姑娘们脱衣服时用手抚摸她们。”在伦敦的一部滑稽小品中，英国文职官员戴维布莱克霍尔受到了更为精彩的欢迎：“巴斯蒂，他看不见。就让他以盲人的方式检查你一下吧。”人们的想象力，竟是如此丰富！
我认为这正是影片《自由蝴蝶》的精华所在。盲人与正常人的竞争关键在于想象。不论听觉和触觉变得多么敏锐，想象力必须丰富。只有这样，盲人才能超过正常人。
“对于失明不要感到难为情”，唐说，“人们总是抱有心理负担。”我想，我的父母就是如此，他们对我的那种无边溺爱正是他们潜意识中对我失明感到内疚的一种表现。我怀疑，他们是否也和吉尔一样认为“盲人十分古怪”。即使我的父母不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如此。这种感觉使人们容易产生心理局限或窘迫不安。尽管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依然感到自己可能会变得十分“古怪”，我的世界逐渐模糊，需要用耳朵洞察一切，对外界的恐惧可能会使自己的脾气发生改变。
吉尔和唐发现，视觉健全者与盲人之间可以打开一条门缝。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光明与黑暗世界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沟通渠道。吉尔成为了唐的爱人，光明战胜了黑暗。在人们眼中，唐不再是备受误解的“偷窥者汤姆1”了，她“解放”了他，带他去大商店购买新衣服。他们以性为基础结合到一起。
作为二人世界以外的第三者，唐的母亲（以及我的母亲）尽管认为他们十分班配，但他们无法理解光明与黑暗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