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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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项英、作霖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毛泽东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项英、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黄泥小屋。毛泽东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毛泽东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毛泽东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毛泽东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毛泽东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毛泽东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毛泽东、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阵营中难得的人才，圆熟（不是圆滑！）功夫真是历练到了家。他早年很喜欢汉朝的张良，其实，如果真的把他和刘少奇、朱德比作毛泽东的“汉三杰”的话，周恩来以结局来看真倒可以算作张良了（刘少奇的结局和韩信是一样的，朱德长期坐冷板凳，和萧何后来的被囚禁也差不多）。毛泽东被“二十八个半”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毛泽东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泽东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方针，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泽东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毛泽东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作品相关 制造热河“人间地狱”的省主席汤玉麟
如果说宋哲元这个前热河都统是热河的福星，那汤玉麟这个热河省主席就是不折不扣的灾星。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869年出生，奉天阜新人，早年出身绿林，后被张作霖收编，成为张在东北开基创业的把兄弟。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关系不错，两人年轻的时候，汤还多次救过张作霖。不过汤玉麟也曾经和张作霖的敌人冯德麟联手试图干掉张作霖，被张贬职为平民。但是总体来说，汤玉麟跟随张作霖30多年，除了偶尔的“糊涂”以外，还算是比较忠心的，也为张作霖立过很多汗马功劳。1926年春他任奉军第12军军长，率部入热河，接替宋哲元为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主席。到了1933年，汤玉麟已经在热河当了6年多的土皇帝。他佩戴民国上将军衔，称自己是星宿下凡，所以有“星宿将军”之称。然而，就是这个“星宿将军”，给热河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
汤玉麟掌握热河的军政大权后，随即横征暴敛，无所不为。
他创造“世界记录”，让二儿子汤佐辅身兼任热河财政厅厅长、兴业银行总办、军需处长、军政训练副监、盐务局长、垦务总办、经界委员会委员长、酒烟局长、印花税局长、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共15个职位，一个人就控制热河全部经济和税收！这位汤二公子没有让父亲失望，在他任职期间，老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老百姓自己的田也被强制分为四等，不管这些地是否能够种植东西或者收成如何，全部都要交重税。除了田地税收以外，老百姓杀猪宰牛，嫁女娶媳，生老病死，甚至农民养条狗也要缴税。而且所有税收全部预交几年甚至几十年，当时热河部分地区在1932年就提前40年收了1972年的税，再创“世界记录”！
如果老百姓缴不起税，那么马上就会坐牢，挨打，有时候连命都要送掉。所谓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愤怒称汤玉麟为“汤大虎”！
在这种情况下，热河省老百姓大多穷困潦倒，根本无法生活。很多农民家庭的小孩长到十一二岁还穿不上裤子，腊月寒冬农民连生火的一把稻草都没有。结果就是整村的老百姓丢下自己的田地逃亡，还有忍无可忍的老百姓�
